“锦儿”的出现是我一生审美的最大转变。我从此爱上了东方。锦儿是个女人，音乐家。但她“妖气”十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有一个古典的形象：她有明清绘画中的女性消瘦美，鼻腻鹅脂，樱桃小口，水腰，流眄……据说这些都在1949年之后过时了。人民说：“那不好看”。锦儿本来可以被认识她的人比喻成狐狸精，鱼，松鼠，兔子，聂隐娘，李瓶儿或胭脂，但因为“妖”这个字最具邪恶感，所以被我刻意征用了。
锦儿是迷宫。她说：“我的身体是向导”。
我认识她是在一个春天，离开她也是在一个春天。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百天，但每一天都铭心刻骨。锦儿的烟瘾很大，一天一包半，手指发黄，经常咳嗽。锦儿喜欢颠倒是非，心情恶劣的时候，就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颠倒过来放：茶杯，书，电视，画框，砚台，椅子，桌子，床……，除了她拿不动的。使人进去一看，以为自己被颠倒了。锦儿很色情——或者说故意很色情，精通房中术。她是我一生的性的导师。
锦儿走路象闪电，不是快的那种，而是慢的那种。
锦儿是书痴，琴痴和“花痴”：读书无昼夜；练琴直到手指麻木；而行房则没有满足的时候。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将深邃，美好和罪恶浑然一体地融合于身，亦正亦邪，亦古亦今的女人。
没有人知道她有多少男友。
“有多少？”我问。
“等我数一数……大约三十……六个”。她答道。
然后我们俩都仰天大笑。
“第一个是谁？”
“无情”。
然后我们都不想笑了。
“可是，我是第几个？”
“第三十……七”。
继续大笑。
二
第一次作恶都是绚丽的。喝酒乱性，但一个不喝酒的女人，她的存在可以不提。锦儿喝酒是作恶，常和我喝得天翻地覆。我对她第一次的亲吻记忆犹新，那也是在酒后。我至今仍能感到她辛辣的舌头在我空虚的口中，有如粉红色的野兽带着醉意回到久别的洞穴。
锦儿——烈酒。
锦儿——烈焰。
十年了，我没有忘记。
她那纯东方的妖艳和固执，使我心疼。我一看见她，就好象看见了宋朝的雨水，秀气的古人。林冲的丫鬟也叫锦儿。
那时我们住在这个帝国首都最中心的贫民窟里。邻居是一家回教徒。每夜，父亲都教育她的女儿：“这个世界是真主安拉创造的，不是毛泽东……”。声音不时从墙那边透过来，但打断不了我们的狂热。“这个世界是性创造的，也不是真主”。锦儿说。她螺旋形的手臂蔓延到我的脖子，就象牵牛花茎拼命地在一尊石雕周围缭绕，寻找着顶峰。
锦儿酷爱诗歌，不是酷爱写，而是酷爱读。象80年代众多的艺术家那样，她不可能关心王维，邵雍或寒山拾得的诗，那是往事。她关心的是波德莱尔，普拉斯或勒内·夏尔……。佛罗伦萨神秘莫测的小巷，基辅的晚钟和站在巴黎新桥上眺望詹姆斯·乔伊斯，亨利·米勒，热内，马拉美，贝克特乃至德加和列宁们生活过的地方，是她不可抑制的愿望；她不可能象我一样，去孔林怀古，华山履霜，敦煌参禅，或独自穿越挂在悬崖上的原始秦川栈道。
总之，她热爱西方。
以古中华帝国文明在近代式微的名义，我宽恕她。
因为某禅宗高僧说：“中国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中国”。
因为她对文化的理解是加速度的，偏激的，绝对叛逆的。
因为我爱她：她是我的薛涛，我的红拂，我的鱼篮菩萨……。她也是我感情的“旧约”，是两个莎乐美：一个是用性的舞蹈要我头的；一个是用精神分析学要我梦的。她可以一分为三，左边是公主，右边是学者，中间是古人。她也可以突然合在一起——我的恶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