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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

发布: 2009-6-04 23:02 | 作者: 蔡翔 罗岗 倪文尖



——“文学这30年”三人谈(下)
 
       暧昧的“寻根文学”
      
       如果要看作是一场有组织、有纲领的文学运动的话,“寻根文学”究竟要什么?究竟要干什么?等等,却不知是因为暧昧而显得混杂,还是因为混杂而显得暧昧
      
       倪文尖:对于“怎么写” 和“写什么”被分得太过清楚,我还是不免心存疑虑,——一旦充分讨论开了,你们的态度也跟我差不多吧。共同体中的个人更有力量,有归属感的文学也才更有力量,1970与1980年代之交的文学,因为驳杂、因为自觉的公共性,所以更为丰富、更有阐释的空间,等等,这些我都非常同意。但是,当时也有那么一种靠一部作品提出并想象性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以及比谁胆子大、比谁底线和平衡把握得好的说小也不小的气候啊,那还是有重回“题材决定论” 乃至“庸俗社会学”,使文学沦为“走钢丝”的艺术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代中期在文学界开始确立的“专业态度”、“形式意识”之类,虽然确有被压抑而升华之嫌疑,但其正面价值,我认为直到今天仍然不可低估。前几天偶然看到苏童2005年写的一篇短文,蛮有意思。他一面说24年前自己“还很年轻,无端地蔑视传统,对于当时最新的翻译小说的阅读更像是一次次的技术解密工作”,语带微讽和反省;另一面他还是强调,“或许小说没有写什么的问题,只有怎么写的问题,而怎么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宽阔到无边无际的天问,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诱惑。所有来自阅读的惊喜,终将回到不知名的阅读者身体内部或者心灵深处”。实话讲,我颇为愿意认同。当然,在内容与形式的一元统一论也该成了文学常识的当下,之所以特别提出“写什么”的重要性,很显然是别有根由。悲观地说,这是语言给人类设下的逃不脱的陷阱,乐观地说,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地前行。
      
       话说回到“寻根文学”,罗岗刚才挑明的“只是用一种现代主义去反对另外一种现代主义”, 我觉得不算是后设的眼光,反而我以为蔡老师所讲的多少有些后见之明的味道。因为我个人的记忆,“寻根文学”是在风靡一时的“文学的自觉”、所谓“怎么写”终于从“写什么”中脱颖而出的氛围里,被知识界和批评圈肯定、追捧的,而且“文学走向世界”的冲动,乃至于“诺贝尔情结”(想想当年漓江出版社的那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该有多火!),也确乎是“寻根文学”当时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固然,蔡老师属于当事人至少是见证人之一(1984年著名的“杭州会议”;《棋王》首发于《上海文学》),想必权威得多,而且“寻根文学”在“个人”“国家”“地方”“全球化”诸关系中的微妙性,等等,即便该当是“寻根文学” 的“历史无意识”,被揭示出来了,还格外启人心智。
      
       蔡翔:我同意两位的说法。寻根文学的挑战对象,一个是“改革文学”,一个是“现代派”。挑战“改革文学”的意义在于不能把文学简单地变成社会问题的论争,挑战现代派是认为文学不能“横移”西方主题,也就是个人被稀薄化,然后强调它的丰富性。这里面就会涉及一个问题,中国所谓的现代派,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我们一直没有好好谈。我个人粗粗归纳一下,现代派作品里面大概有三种倾向:一种是以宗璞的《我是谁》等为代表,借鉴的是卡夫卡,涉及到了“异化”问题;还有一路是王蒙、高行健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改革文学”(现代化)的现代派变体,《车站》和《等待戈多》的差异性很明显;比较接近西方现代派的,倒是李陀的《自由落体》,还有谭甫仁,等等。但是现代主义的政治性是很明显的,当然,涉及到创造什么样的政治的时候,当时已经产生很大的争论了。比如当年李子云在与王蒙的通信中,就“少共精神”展开的辩论。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已经在创造政治上面形成了分歧。尽管我自己对“寻根文学”的评价很高,但你们把“寻根文学”纳入到现代主义的谱系里进行考察,对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把政治悬置起来,以文化认同替代政治认同,这使“寻根文学”的号召力,或者它的召唤力量大大减弱。
      
       倪文尖:如果联系“八五新潮”的另外一路——这一路现在已经少有人谈起了,我自己倒是一直给它有个命名——“寻我文学”来谈,可能问题会清楚一点。所谓“寻我文学”,主要受美国“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麦田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今天更多被看作是“后现代”的路数的影响,在主题内容和语言形式上相互统一地都是如此,突出自我与个性,夸张而煞有介事,“反社会”,甚至有些“颓废”。代表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当时反响很大的还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或许是“寻我文学”的认同感比较直白吧,很快就受到了来自知识分子阵营而出于意识形态的批评(“多余人”等等),尔后1988年更在“伪现代派”的论争中被树为靶子。虽然“现代派”真伪之争不了了之,但是这一路文学也丧失了与“寻根文学”比肩的文学史机会。
      
       依我来看,反观文学的这30年,“寻我文学”还是需要谈的,从效果史的角度讲大概有三方面的理由:一是,它开启了后来的“都市文学”的浪潮,像刘毅然的小说和同名电影《摇滚青年》,刘西鸿的小说《你不可改变我》尤其是孙周以此改编的电影《给咖啡加点糖》,当时都是非常轰动的,而“王朔热”及“王朔电影年”也还是后来的事;二,同样的,今天轰轰烈烈的“70后”“80后”的“青春文学”,也该是以“寻我文学”为滥觞的吧;三,这一路文学最受人诟病的模仿西方而少原创、“翻译体”的语言之类毛病,事实上,后起的先锋小说,可是一个也不少。不同的是,他们改换了新的师傅,像我就总觉得,1986年,法国新小说家克罗德·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事件,当时一部《佛兰德公路》可是洛阳纸贵啊!而且也连带出了更重要的罗伯·格里耶。“新潮小说”、“先锋文学”,这些命名就不难想见某种源于进化论的兴奋程度。
      
       蔡翔:终结“寻根文学”的并不完全是先锋小说,某种意义上《河殇》是一个象征,政治认同最终打败了文化认同。对当时的中国现实来说,已经生产出政治认同的需要,但是“寻根文学”没有提供。寻根文学在这方面显得非常飘浮不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飘忽的能指”。
      
       但另一方面,我非常看重“寻根文学”,在所谓“后三十年”的文学中,“寻根文学”是最具生产性也是最具创造性的一个文学运动。比如,“寻根文学”已经努力尝试在世界中思考人的存在。在归属中考虑个人的问题。表面上和知青运动有关,实则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等等。所以才会导致这批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转向批判知识分子立场。这里面仍然涉及到一个问题,所谓的创造性究竟来自哪里?政治还是审美。
      
       罗岗:在这儿遇到的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文学艺术的创造力究竟于来自审美领域还是来自政治领域?按照一般的理解,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创造力来自于审美。但继续追问下去,“审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怎么能够成为创造力的来源。问题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他把“审美”称为“审美意识形态”,就是因为他发现,从康德到席勒对审美自主性问题的讨论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无功利审美的目的是造就完整的人,但这个完整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相反,它具有相当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政治内容,对应着现代资本主义在德国的确立。德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确立首先必须在意识层面得以完成,而意识上得以完成的对应物就是完整的人,所以,伊格尔顿认为,康德和席勒的“无功利审美”成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意识形态”作用于资本主义的确立和资产阶级主体性的构建。另一方面则是当审美在意识层面生产出来完整的人的构想时,本来是去回应现代资本主义的确立,却发现资本主义现实本身并未完成对完整的人的承诺,反而成了对这一构想的压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无法实现完整的人的理想,而且是前所未有的人的异化与解体。由此体现出审美的辩证法,那就是在意识层面上确立的完整的人的构想或审美意识形态,又必然包含了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和批判性就这样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指出,审美意识形态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对应物,它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矛盾之间,在于既是现实的对应物,又是现实的批判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当然知道审美的活力不是来源于所谓纯粹的审美领域,纯粹的审美只是一个结果。譬如席勒讨论审美的游戏性,这种游戏的态度似乎带来的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性,但实际上这种纯粹游戏的态度或者创造性的态度,是审美的结果,它的动力不是源于审美本身,而是来自审美所对应的、所从属的更大的领域,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政治领域。所以,对于所谓艺术自主性和无功利审美的解读,绝对不能庸俗化。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实际上构成了对前面两个批判的批判,也即对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批判。因为只有在判断力的层面上,才有可能对前两者展开批判,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无法对自身进行批判,唯独对自身具有批判能力的,是来自审美领域的“判断力”,来自于审美所带来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就是康德喜欢讲的“二律背反”。
      
       回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因为没有一种对于“审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把握,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逐渐建立起“去政治化”的“审美领域”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逐渐丧失活力、逐渐空洞化的过程?
      
       倪文尖:我在想,蔡老师如此推重“寻根文学”,大概同我很为“寻我文学”说话一样,都有所谓“代际偏好”的因素。实际上“代际”问题,是讨论文学的这30年,尤其是这30年的文学批评对于历史写作的重要性所绕开不了的。“知青”作家的诸多幸运中可能应该算上一个:这一代作家始终有作为同龄人、同路人的一代评论家相陪伴,相互砥砺、打气、壮大,长盛不衰。我的看法是,“寻根文学”催生了不少留得下来的好作品,甚至不妨说是1980年代最好的一批小说。我就听一个“沈从文迷”说《棋王》比得过《边城》;其他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尤其是《归去来》,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还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高密乡系列”——好象莫言很少被看“寻根”作家。但是,如果要看作是一场有组织、有纲领的文学运动的话,“寻根文学”究竟要什么?究竟要干什么?等等,却不知是因为暧昧而显得混杂,还是因为混杂而显得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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