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中国不高兴》（下称“不高兴”）一书，像早春季节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正在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人群是那些心理还在脆弱期的未成年人，以及刚刚成年的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为暴力行为，我们在“文革”中曾经有过痛苦的经历，被浪费和糟蹋的不仅是青春，还有国家的精血。
没有被石头绊倒过的人是懦夫，但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则是笨蛋。每代年轻人，都有不怕被石头绊倒的勇气；但作为中华民族，我们也有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智慧。
打武松的老虎
人有一种夸大并神圣化自我感受的冲动。
自己摔一跤，全世界都疼；自己亢奋得坐不下来，会认为那些能坐下来的人，必定患了小儿麻痹症，站起来困难；我为什么不快乐？绝不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美人爱我，而是有一个叫美国的国家想害中国，如此等等。诗人老巢对人性的这个弱点深有感悟，写过一首反讽的诗《首都服从我的心情》：
今天以我的病容亮相
灰蒙蒙的
能见度很低
出门的人普遍感到压抑
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日子
首都服从我的心情
我不流泪
就没有变天的可能
现在有几个人比老巢自我反讽得更夸张，他们要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自己心里别扭，愣说是“中国不高兴”，还用这个短语做题目出了本书。那么，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呢？在他们看来，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做成世界老大。那本书的5名作者之一王小东说：“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如果必须这样，他们才高兴。那他们的不高兴就不是个情绪问题，而是个角色问题了：他们不高兴的，是他们目前扮演的社会角色；要让他们高兴，就必须让他们扮演领导中国，特别是领导中国的“四月青年”或“火炬一代”，以及“英雄集团”去“领导这个世界”的角色。
这让我想起了1962年中国上演过的一部很有趣的动画片，名字叫《没头脑和不高兴》。在影片中，“没头脑”丢三落四忘东忘西，“不高兴”愁眉苦脸怨天怨地。当旁人感慨他们长大后该怎么办时，两人就想立刻长大做出一番事业给旁人瞧瞧。结果，一瞬间两人真的长大成人，“没头脑”当了工程师，“不高兴”成了演员。
“没头脑”设计的千层少年宫建成后，只有九百九十九层，他少设计了一层。当小朋友们排着队去少年宫看演出时，全都成了落汤鸡，原来他把喷水池设计在了大厅中央，成了喷雨池。他还忘了把电梯画进图纸，小观众们要爬整整一个月的楼梯，才能进入顶层的演出大厅，看到演出。好戏终于开场，可扮演老虎的“不高兴”很不高兴演老虎，在演出时，老虎不但打不死，反而打起武松来。
人如果像老巢那样，偶尔不高兴，某个早晨醒来，“以病容亮相，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可能是身体有病（当然也可能是某个具体欲望暂时受阻）；如果像某个失业者那样，在一段时间内不高兴，那是生活有病，部分是社会生活病了（社会没有能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部分是个人生活病了（自己缺乏适合社会需要的技能）；如果像“不高兴”那样，从小到大都不高兴，那就是心理有病，甚至精神有病了。
心理抑郁的人，他无论干什么都不会高兴，除非他是一个施虐狂，只有在对动物或人类实施虐待时，才会达到一种病态的亢奋。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诊断动画片里的“不高兴”到底患了哪种心理疾病，但从他不愿扮演挨打的老虎，做老虎也要打武松的情况看来，他应该不是受虐型抑郁症患者。
根据精神分析学说，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上经受暴力或非暴力侵害事件，容易触发当事人的“急性应激状态”。这一状态会使人的心理产生许多负面情绪。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闪回，当时的恐怖情景总在脑子里浮现，挥之不去，控制不住；二是噩梦，总会梦到当时情形，重新经历侵害情境，睡不稳觉，且容易被惊醒；三是易惊，一有动静，就会瑟瑟发抖；四是回避，比如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对于一个国家，就是闭关锁国，不愿打开国门），等等。这种急性应激状态如果得不到及时消除，就会积淀成一种被称为“受害人心理”的心理疾病，这样的患者，感染的就是“不高兴”心理病毒，恐惧、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伴随终身。不过，这种情绪也可能通过施害或报复来寻找发泄——曾经被武松打的老虎，反过来要打武松。
“不高兴”心理病毒可以感染一个人，也可以感染一个民族。最容易受感染的是那些曾经受异族侵略、掠夺和压迫的民族。历史上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民族，不仅被战败，还被《凡尔赛条约》惩罚和侮辱：割地赔款，限制军力，协约国企图一劳永逸地废掉德国武功。德意志民族这只老虎自然很不高兴，在其潜意识里，留下了受迫害的精神创伤。
另一个案例，就是曾经创造了四大文明之一和汉唐盛世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备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切割和凌辱。我上大学时永远看不完的一本书，就是《中国近代史》，我真正痛饮到了被“不忍卒读”这个汉语成语深深封藏的情感烈酒，痛苦和愤怒的炽烈冲动，每每让我掷卷拍案而起。那时候我想，如果需要，即使我是只虫子，也要向任何一只来犯的公鸡坚定爬起，更不用说，假如我是只老虎，我会对武松做什么。
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
正是这种被一个民族每个成员共同分担的痛苦的心理创伤或历史记忆，能够在特定气候和环境条件下，被发酵成一种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推动这个民族自立或自利，自强或自戕。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那要看被发酵出来的“民族主义”采取了哪种形式，宗教的还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的还是平等的，财产保护的还是财产充公的，开放主义的还是保护主义的，整合的还是分离的，领土收复主义的还是散居民族的，经济主义的还是战争主义甚或恐怖主义的，如此等等。
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的、向后看的。东方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以及埃及的纳赛尔主义等等，基本上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本民族与过去的骄傲自大，闭关自守和盲目愚昧的状态决裂。
而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则经常发着高烧，带着痉挛，过分强调本民族历史上的辉煌，领土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范围，谋求最大限度地恢复这些领土。拿破仑主义、墨索里尼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就是这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显然，健康的民族主义是和平共处的、和平竞争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排他的、向后看的，暴力和侵略性的。历史表明，健康的民族主义推动一个民族自强，病态的民族主义导致一个民族自戕。
那么，用《中国可以说不》（下称“说不”）和“不高兴”两本书来推销的某些人的民族主义，身体状况如何呢？让我们来稍稍进行一番体检。出版于1996年的“说不”，没有任何核心概念和理论，没有任何主张和纲领，也没有任何章法和逻辑，发泄的只是情绪，看几眼目录就知道了：“亲美心态”，“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蔓延”，“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拿开你肮脏的手：我们不要性骚扰”，“焚烧好莱坞”，“暧昧的日本”……这发泄的是什么情绪？是一种用自大掩盖自卑的受害人情绪。这种情绪很像是几个进入叛逆期的孩子聚在一起控诉自己专横的家长，大声喊叫着：“我以后绝不听你的！”“我要在一切方面和你对着干！”
这种心理虽然病态，但还不能说危险，病态又危险的是刚刚出版的“不高兴”这本书。它不再仅仅是情绪发泄，更像是行动动员。它有自己的信念——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P28／144）；有自己的“大目标”——外争族权，做世界老大（P99／100／108）；有自己理想的领袖——“理工科”，“摩西”（P128~130／65）；有自己的精神文化——与“文艺腔”对立的尚武精神（P61／102）；有自己依靠的力量——“火炬一代”加军事“英雄集团”（P22／102）；有自己动员群众的方式——“民间”或大或小规模的“凝聚”（P103）；有实现“大目标”的手段——“军战”＋“商战”，“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P40／9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