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推销病态民族主义
发布: 2009-4-10 04:34 | 作者: 吴稼祥
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有4个基本特征：
1．把伤疤当勋章：在“不高兴”的5位作者之中，宋晓军这方面的情结更浓些，在他看来，“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是“我们的财富”（P13），“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P11）这段倾诉让人胆战心惊的地方是，仇恨主义在演变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演变成国家主义。
2．自恋且排他：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民族，只要不带种族偏见的人，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说我们民族伟大，并没有比较其他民族的意思。不过，“不高兴”的作者们可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做世界的老大，中华民族能不比别的民族，甚至比声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优秀吗？首先，中国民众比美国民众强：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王小东——本文作者注）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P243）
基于这种认识，王小东当然有底气这样喝问：“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P136）
不仅如此，中国人甚至比自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犹太人更优秀：“犹太人已经被其他民族反复打败、反复征服，国家早就不在了，居然还能凝聚在一块，还觉得自个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被打成这样吧？从文明史上的实践成绩来看，中国人比犹太人好太多了。”（P143）
3．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他们口中的未来，不过是已经远逝的中华帝国的背影，他们最推崇的是秦帝国：“我（还是王小东——本文作者注）曾经说过，秦国的战斗意志连续保持了几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后由它来统一中国。……我觉得中国保持这样的战斗意志不用保持几百年，只要几十年，中国的很多大事就全办好了。我希望中国能回到祖先曾经走过的光辉道路上来。”（P145）
不知道王小东是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汉代大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里对秦帝国短命的教训有过千古不刊的定论：“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样沉痛的历史教训，到了王小东嘴里变成了这样：“当然统一之后它的战斗意志就衰退了，很快就完了。”（P145）在他看来，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不是不施仁义，而是残暴得还不够。
不仅如此，他们对中国一定能做世界老大的信念也来自后脑勺上的眼睛：“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天命所归’，最有条件带大家走一条新的路？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在历史上的成绩是摆在这儿的。我在前面说了，跟那些历史上消亡了的比较短暂的文明比，甚至跟确实也很了不起的欧洲文明比，我们在历史上的表现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一个国家，是不是要根据他过去的一贯表现？”（P145）这很像是“文革”中流行的“成分论”：未来是由你和你老爹的过去决定的。
4．好战：通观“不高兴”全书，5位代表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不高兴”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经济表现不好，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已经说明市场认可我们的管理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世界资源在中国人的手里得到了更好的利用。”（P98~99）那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第一，中国还没有做成世界的老大；第二，中国还没有为做世界老大准备打仗。“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P90）宋晓军这样说。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P24）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请看王小东为我们讲的两个故事：
“回想我们的先辈，比如说汉朝的陈汤，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相当于边疆军区副司令员，脑瓜一热，说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给端了吧。军区司令员还不同意。陈汤说你要不同意我把你崩了，然后两人一块去了，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给杀了才回来。给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让现代人都提气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带了一个使团去印度，当时那边搞政变了，不认中国的使团了。王玄策就是带着手下几个人，从尼泊尔借了点兵，又从吐蕃借了点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个政变政府给端了，将印度国王阿罗顺那披枷戴锁押回长安献俘。……我们今天就需要发扬这种精神。”（P103）
这种好战和扩张精神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前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P96）简单地说，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如果说，1996年出版“说不”时，他们发泄的还是“受害人心理”的话，当下这本“不高兴”让世界看到的，则是某些人的“暴发户心态”。中国经过30年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有些人就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儿了。他们喜欢说美国用白条美元绑架了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他们也想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愫来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病态的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
自由的民族主义
为了推销自己的民族主义，“不高兴”的作者们，一边妖魔化西方，特别是美国，一边妖魔化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尤其是妖魔化被他们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他们总能从中国精英身上闻到一股臭味：“精英阶层日渐腐朽”，黄纪苏说道：“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P27）但他没有说，是不是要等到“我花开后百花杀”时，把这些大闸蟹统统捆到菊花台上蒸了下酒。
他们最痛恨的似乎还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斥责这些倒霉蛋是“逢中必反”：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绝然对立”。（P49）
接着控诉他们“卖国”：
“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卖国。”（P99）
有没有不能区分一个国家的体制和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当然是有的。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中国的现行体制而反对中国的利益，比如他们曾经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中国加入WTO，等等；或者反过来，他们因为喜欢美国的制度而拥护美国的利益，比如1999年美国女足在世界杯上并不怎么公正地击败中国女足后，有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并不觉得惋惜，反而为美国高兴。也有的学者，反对在任何意义上谈论中国的国家利益，似乎当前的中国，只有专制利益，没有国家利益。
实际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主义，他们主张的是自由的民族主义。他们可能批评中国现行制度缺陷，但绝对不会反对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同胞的利益不可能截然分开。就拿加入WTO来说，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加入了全球工人工资平均化过程，中国工人工资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扯平，发达国家的工会会反对，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呢？反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像耗子一样，可能连自己家门前的街都上不了，上街就会挨打，还谈什么实现自己的主张？
自由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民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明确地区分西方价值和西方利益，国内的游戏规则和国际的游戏规则。西方价值有普世的成分，可以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分享；西方利益就是西方利益，不会变成中国的利益。就像黄纪苏所调侃的那样，西方人自己烧石油，希望我们烧“天人合一”——就是烧了还能长的树枝和树叶。他们以前还烧我们的圆明园呢，还把抢走的东西拿回来高价卖给我们。学习西方的价值，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基本立场。
自由民族主义还能够区分西方价值的国内部分和国际部分，国内部分更多用于维护各自国家内部的人权，国际部分则更多地用于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国内可以是宪政政治的，所有的权力都可以得到限制；国际是无政府状态的，谁制定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西方国内人权价值可能是普世的，但国际游戏规则则通常是国家化的。美国不签订京都议定书，不是说它不符合普世价值，而是因为它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不承认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洋公约，也不是因为它违反了什么全球通则，而是因为它限制了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
因此，在尊重现行国际游戏规则的同时，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谋求游戏规则朝着不损害，甚至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修改，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所赞成的。中国监视美国海军测量船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的活动，就是想维护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将特别提款权（SDR）改造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也是想修改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让货币权力与实体经济对称，改变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25％，而美元占世界储备、结算和流通货币60％以上的不正常状况。
我同意徐波和陈林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一文里表达的看法：“几乎所有严肃而客观的学者和政治家，都看到了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双刃剑的作用。”自由健康的民族主义，是伟大的美国独立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孙中山、印度甘地、土耳其凯末尔以及埃及纳赛尔领导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但狭隘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也种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病根。病态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一个民族病态的心理，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政治领袖不是利用自己民族的负面心理为自己的狂想服务，而是要治疗民族的心理创伤，让她恢复自信、包容和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