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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与历史诠释

发布: 2017-6-22 16:51 | 作者: 李大兴



        一
        六零后里,像我这样在日本读过大学本科的不多。大概因此,不时有人问日本哪所大学最好。日本公立大学中,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双雄并立,就好像一提起中国的大学,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北大、清华。不过当今的北大与清华并不对等: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成为工科为主的大学,北大则主要是理科和文科。清华恢复人文社科学系,北大重建工学院,都是近年的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清华的文科或者北大的工科就弱些,实际上清华的经济管理学院从一成立就被赞誉为起点很高。至于偶尔人文科系里有一个副教授不认识老蒋的英文名字,翻译成了“常凯申”,也只是近年出的诸多笑话之一。这位副教授本科是北大毕业,在俄罗斯留学后去清华任教,想来俄语是很好的吧。
        东京大学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大学,京都大学的前身是第三高等学校,简称三高。我当年去日本东北大学留学,一入校接受校史教育,了解到其前身是第二高等学校,简称二高,紧跟着三高改为大学,但是仙台地处偏远,无法和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中心的京都相比。无论在哪一个学科领域,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都呈现出不同的学风和竞争的关系。史学尤其如此:东大学派和京都学派的对峙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以上。一般而言,东大学派在西洋史上佔优势,京都学派以东洋史为擅场。“西洋史”自然是指欧美史,“东洋史”则是以中国史为主。我上大一时的东洋史老师毕业于京都大学,专攻宋史,自然言必称内藤湖南,我因此甫到日本就接触到了这位京都学派的祖师爷,他的著作对于年轻的我来说,颇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说是初到国外所受的文化冲击中,堪称“史学冲击”的一部分。
        内藤湖南在二十世纪刚开始不久的清末民初,最早提出门阀世族政治在唐朝消亡,由唐至宋是中国从中世走向近世的变革期。他定义的“近世”从宋朝一直延续到清末,这一时期君权独大,倚靠通过科举制选拔的文官集团统治与此前的“贵族社会”全然不同的庶民社会。这一“宋代近世说”是对十九世纪西方史学中的“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突破,以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闻于世的史学范式至今影响深远。内藤湖南的不少具体论断引发后学的质疑与修正,然而他的框架与视角多半被继承。我虽然读他的书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然而不少基本的理解仍然来自他的启迪。
        内藤湖南的立论,在我看来内容很是扎实,然而我的导师吉冈先生却以为还是“大历史”了些。吉冈先生战后不久毕业于东京大学,专攻近代英国史,学术路径上继承实证史学,极重视史料辨析,上课时文献必是逐句分析。这种让史料说话的态度与训练,至今还时刻在提醒我谈论历史时所应有的谨慎与敬畏。历史是由无数事件组成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各种背景,更取决于当事人的抉择。历史事件是人的行为,不管有多少外在情境的制约,毕竟是人的主观能动选择。而且,对后来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在发生时,大多只是当时情势的一时因应,理由和意图都很具体。梳理历史脉络,是通过考证分析历史事件,检出前因后果、相互关连。我对从中找出历史规律、总结必然性的研究是有保留的,那未免超过历史学的实际能力。
        
        二
        唐朝初期,为防外族入侵,强化边兵,终致安史之乱。此后藩镇割据,朝廷积弱;经过黄巢“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致命一击,残存的中央统治土崩瓦解,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史称五代十国。这一时期的政权,不是兵戎攻伐就是军人哗变的产物。赵匡胤也是由“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变成了宋太祖,他为了坐稳帝位才“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势力,改以文官治军。
        北宋通过加强禁军,形成了军事上的强中央,弱地方。如此措施,虽成功地杜绝了军事割据,却有“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与边防缓弛的副作用,是北宋外患不断以至亡国的远因。更深远的影响是,宋朝实行募兵制,以重资养禁军,本意在于切断府兵制以来军队与地方的经济联系,由朝廷直接控制,使地方行政长官不再可能拥兵自重,成为仰仗中央任命的文官。
        经过晚唐五代的战乱,门阀世族已成废墟。在削平地方势力后,朝廷自上而下,直达县一级的统治从而确立。这一君权体制和它的两大支柱,州县制与科举制,从此延续近千年。
        经过扩大完善的科举制,不仅是选拔官员的制度,而且阻止了新的门阀世族的产生。所以北宋不仅重建了中央王朝,更重建了社会结构。北宋官户,在制度上没有世袭,在历史记载上也多变动,鲜有代代相传的家族。自宋以降,中国只有主要通过科举产生的文官阶层,士大夫更多是指获取了功名的读书人。士庶之分虽然继续存在,中国社会的结构却已无世袭宗族,从贵族社会演变为庶民社会。这一社会结构的巨变,在思想文化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一直是贵族化,文人化的,而北宋时出现的庶民文化,实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转向。
        较少为人所注意到的,是科举制的意义,远远超过为中央集权下的文官体系提供资源,更构成理学兴起,思想统一的基础。正是由于科举制成为做官的唯一正统途径,读书人不得不将圣贤典籍做为敲门砖来读,孔孟之学因而更为普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宋朝书院广开,儒学研究声势大振。儒学的重新认识与诠释十分盛行。程朱理学都是在书院里应运而生,将儒学当代化,通俗化。程朱理学发生后,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才真正世俗化,做为社会道德规范而确立。
        宋儒理学,是孔孟、汉儒之后儒家的第三阶段并臻于顶峰。理学汲取道家、佛教的部分元素,从其开始就具有统一思想的企图心与排他性。理学的体系,与传统儒家相比要远为完整、严谨和封闭;理学的内容,不分巨细,无所不包,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普及,从个人到社会全体横向覆盖,做为道德伦理学说更为全面与严厉;理学的语言,尤其是朱熹的著作,在当时通俗易懂,故而广泛传播。
        科举制的勃兴、庶民社会的形成、理学本身的内在理路、尚文轻武的宋代风气下士大夫文化的发达普及等等,都是理学成为支配性思想,获得统治地位的原因。宋代在各方面都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高峰,宋朝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也由于理学而与春秋战国比肩。不过,虽然两宋思想家很多,这些思想家却都属于一家,他们的贡献仅仅是思想的一元化。道家与佛教的影响,从此局限于民间宗教的层面,此后直到清朝中期的思想史,只不过是理学演变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理学意识形态统治的成立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是由于它浸透到民间,改变并构成了世俗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历千年而不坠,直到新文化运动才告解体。
        理学从二程时就显示出禁欲倾向,其后愈演愈烈。比如程颐将女性贞节提到社会道德高度,唐时女子再嫁犹为一般风俗,而南宋时一女事二夫就被认为不道德了。与此相对应的是直接描述世俗欲望的庶民文化,不仅和理学同步发生,而且和思想的日益道德化同步日益市井化。思想与文化的日趋乖离,是近世最显著的文化特征,由此也可看出这个时期思想如何走向僵化与式微。理学成为僵化禁欲的道德戒律并控制社会风气的过程,与欧洲中世纪神学意识形态的情形颇为相似。但是,理学不是宗教,而是以世俗化的伦理学说为主的哲学体系。它与君主制的结合,是宋代一个由种种历史事件组成的相当漫长的过程。很难说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二者的结合十分牢固并且达到了互相巩固的效果。与此相比,西欧中世纪的两大标记是封建制和宗教统治,神学的统治地位没有绝对王权的支撑,几场宗教运动和战争就足以使之轰然倒塌。
        宋朝文艺之美,自不待言,器物之精雅,足见当时文明发展到我国史上新的高度。然而一切终究毁灭在外族骑兵铁蹄之下,南宋最后亡国时,十多万人蹈海殉国之惨烈,是极具悲剧性的。钱谦益于明亡后曾经为此赋诗云:“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所谓野蛮战胜文明,在世界史范围内也屡见不鲜,只是在中国历史上,低文明屡战屡胜。也正因此,从南宋时起,知识阶层常常有极强的救亡意识,久而久之,成为浸透在潜意识层面的家国情怀。
         
        三
        人对历史的了解,往往随着年轮与经历改变。个人书写的历史,既是历史本身,也往往带有个人的痕迹。史书因此而有个性,也往往因此而精彩。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写出《史记》,陈寅恪在双目失明之后写出《柳如是别传》。古人云“诗穷而后工”,在一定程度上,文史也是如此。活跃于现世名利场中人,很难写出传世的作品。史记在二十四史之中的突出点之一,就在于它是私人著作,而不是官家修史。陈寅恪历经三朝,晚年避居岭南,以“著书唯賸颂红妆”的认知与心境论《再生缘》、写柳如是,走的是“以诗证史”之路,写的是“所南心史”,非一般史书的体例。
        我年轻时对于父辈多有批判与怀疑。父亲主持过《中华民国史》等几部大型史书的编撰,六十年代任范文澜副手,辅佐他编写《中国通史》。我八十年代中和他聊天时,说他主编的书也就是大学教科书。这话严格讲也没有错,他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确实长期被用作教科书。我进一步对父亲说,您主张研究历史的人要有史识,可是集体写书怎么才能把史识写出来呢?您向来反对以论代史,不过您编的书、还有您十分尊敬的范老(范文澜)编的通史,不都还是以一定的史学理论为预设前提的吗?
        我不记得父亲怎样回答我,也不记得我和他是否争论过。在青年时代,我和父亲之间不一致远远大于一致,虽然由于性格,我并不怎么和他争论,但我是很坚守自己想法的人。父子之间,由于意见与认知的巨大差异导致一种张力,也是很寻常的事。不过,我上大学不久就离家去国,现实生活的距离加上张力,最终造成隔膜。
        父亲去世多年后,我渐渐明白他其实对我很宽容,很少说教,也不曾想说服、改变我从少年一以贯之的异端,这一点在他的同代人中是很难得的。当年每次回国探亲,和父亲只要一聊天,就会以南辕北辙告终,他自然不会对我表示赞许。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在别人面前提起我时颇多夸奖与自豪,这是我多少感到意外的。
        从1988年到1996年我八年多没有回国,也没有和父亲通过信、打过电话。在这段时间里,父亲也有了很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他经历的时代改变了许多他对历史的认识。我们真正的长谈其实只有一次,更准确地说是我听父亲神采飞扬、激情四溢地独白了足足两小时。由于耳背,他说话声音洪亮,有时接近吼叫。看他情绪激动而又中气十足,我当时还想父亲身体很不错呀!却没想到这有可能是他的脑血管已经开始硬化,自我控制也越来越低的迹象。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父亲就像童年记忆中的那样,穿着一件旧圆领衫,摇着大蒲扇。1967年或者1968年夏天,他就是这个样子给我讲故事。在1998年八十岁时,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有着更多的反思,也更多回到一生的起点:抗日与“一二九”运动。他告诉我这一初心的回归,让他更看到曾经曲折的道路。他告诉我,他自觉唯一问心无愧的,是一生常怀救国与求真之心。我听他这么说,心想在波澜变幻的时间里能有几个人自觉问心无愧呢?能在某一方面问心无愧就不容易了。父亲年纪大了,说得又很真诚,我就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告诉他,在去国多年之后,我开始理解小时候读《古文观止》背诵下来的那几句:“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我临走时,父亲拿出一张纸,上面是一首给我的七绝,是在听说我要来看他之后匆匆写的。父亲和许多经历过各种风暴的同代人一样,极少表达自己的感情,久而久之也就不擅表达了。他写诗给我,让我一愣,心中有些感动,便请他多保重,下次回来再长谈。然而几个月后他就再度中风,直到去世一直口不能言,意识也渐渐消失了。
         
        四
        父亲晚年据说一反几十年来的谨慎温和,变得直言不讳,既曾拍案而起,也曾拂袖而去。他似乎有过不少计划,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没有写出带着他个人印记的史学文章,只留下了一本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其中多半完成于九十年代。年过古稀的文字,有着清醒的求真意识,力图在个人经历的冷静叙述中映出时代的轨迹,虽然有些重要的年份与人物没有来得及写出来,但是折射出他生命黄昏时的忧患感与反思。
        虽然我更认同要像“为文学而文学”那样“为历史而历史”,虽然我对“以史为鉴”这样一种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说法存疑,而且我认为人们更多时未能从历史那里吸取教训,不过我也意识到,即使是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其问题意识与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不仅陈寅恪如此,内藤湖南在国内史学界最被批判的,就是唐宋变革论背后的现实意识。
        内藤湖南本来是记者、政论家,华丽转身为历史学家后,其视角颇受现实关注影响。一方面,他的历史观主张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年轻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大潮中的论客之一。他的文化兴衰与中心转移观多少是从清代史学家赵翼的气运论那里引申出来,确实与晚清腐败衰落,日本则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势力急剧膨胀有关。期望日本在东亚取中国而代之,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日本政界乃至于学界主流的一种集体冲动。
        不过无论赞否如何,内藤史观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无远弗届;即使在国内,近年来也引起了相当的重视,尤其是张广达先生的一篇长文介绍,在普及内藤湖南应有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上功不可没。海外老一辈宋史学家刘子健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多年,晚年写过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中国转向内在》,备受好评。原著是用英文写的,我不久前在北大历史系校友群里遇见中文版的译者赵冬梅教授,蒙她惠寄电子版,初读之下,受益非浅。
        刘子健先生这部大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宋代近世说”的修正与批判。以研究王安石变法而成名的刘子健先生,着眼于北宋与南宋的不同:所谓“唐宋变革”早在南宋之初就失去了进取,从皇帝与文官集团共治转向君权独大,从变革转向保守。与此呼应的是北宋的学术多元被独尊理学取代,而理学成为官学后,失去原有的一些独立性与批判性。在权力与道德思想合流治下,整个社会从此转向保守乃至停滞僵化,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末。
         
        刘子健先生早年就读燕京大学历史系,是洪煨莲先生弟子,坐过日本人的牢,参加过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他虽然久居海外,却一直心系故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最早回来访问大陆的美籍华人学者之一。不过他并不像一些学者那样半真半假地被忽悠,而对文革有清醒的认识,或许这是因为据说他的三个兄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改革开放后,他数度回国讲学,培育后进。他在八十年代写作《中国转向内在》,大约也是出于对历史上改革之艰难的感慨吧?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身为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内藤湖南对宋朝十分推崇,而抗日爱国的刘子健先生对南宋有相当严厉的审视。他曾经考证是宋高宗要杀岳飞,辩驳秦桧陷害岳飞这一历史定见,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出于对从此开始的君权独断的认知,他对此后儒家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处境,表达出一种同情。
        刘子健先生逝世于1993年,享年74岁。虽然先后任教于斯坦福、普林斯顿这样的世界一流名校,据说他最后几年心境与身体都不是很好。前不久,资中筠先生也在电子邮件里证实了这一点。可以想象,家国情怀与关注,晚年的失望是其原因之一。父亲和刘子健先生几乎同龄,略有来往,相当佩服。他曾经说,刘先生和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先生是真学者,而且真爱国。
        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家国意识之强,不论是出于真诚,还是自我安慰,都是我年轻时未曾理解,也是我这代人大多数不具有的。这种差异无关好还是不好,每个世代各有各的关注点。在任何时代,日常生活总是实际而碎片的,只要诚实,精致利己比虚假还更令人舒服一些。
        每代人对历史的解读不同,热度有别,与这种差异应该也是有关的。在生活日益个人化、物质化、技术化的今天,历史也在似乎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消费品。上一代人的情怀与诠释本身,已随风而逝,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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