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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草忆王孙——怀念瞿同祖先生

发布: 2017-4-20 18:48 | 作者: 李大兴



        
        我第一次见到瞿同祖先生,是张遵骝先生陪着瞿先生到我家。他身材不高,相貌清朗,说话温和,声音不大,一口老一代的北平官话。张先生平常闭门索居,几家亲友以外极少与人来往。其实他是一位十分健谈,满腹学问与不合时宜的人,所以每次到我家来,都是张先生滔滔不绝。这一次也不例外,本来是张先生介绍我父母认识瞿先生,不知不觉变成是张先生独自侃侃而谈。瞿先生话不多,目光与嘴角带着微笑。母亲对瞿先生很恭敬,我是第一次听到“学长”这个词,瞿先生不仅是母亲的学长,而且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以说是老师辈的。
        关于瞿先生的故事,最早都是张先生讲的。学问有多大,专攻是什么我完全不懂,只知道瞿先生一直在北美当教授,1965年回国,没多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一个人在华侨饭店住了整整六年才回到湖南老家。已经记不清他第一次来我家是哪一年,这时候尼克松已经访华、中美联络处已经建立、美籍华人学者已经回来过好几拨。  
         
        七十年代的瞿同祖
        1972年7月最早访华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里,就包括张先生的妻弟王宪钟教授、挚友刘子健教授,他们的到访极大地改善了张先生的处境。在他们到京前,文革中“掺沙子”住进他家的一户人家被命令迁出,张先生恢复了完整的三室一厅住房。在新华社关于参观团抵达北京的报道中,到机场迎接的人员名单上出现了张遵骝。在文革时期,名字在报纸上出现意味着政治上的安全。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讯 由团长...任之恭教授,副团长...林家翘教授率领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进行观光、探亲,于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参观团成员包括:...王宪钟...刘子健...等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计二十七人。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工作者和参观团成员的亲友有:周培源、秦力生...王宪钧...张遵骝...等。
        美籍华人教授的风光无两给人印象深刻,也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瞿先生会回来。刘子健先生是著名宋史学者,似乎他事先未获批准私下去看过瞿先生,后来杨联陞先生回来想见瞿先生就被拒绝了。
        张先生告诉父母,瞿先生在长沙生活状况不是很好,地方上相对来说条件差,也没有人照顾。在混乱贫瘠的年代,北京无论如何是首善之区,也是瞿先生从小长大的故都,他想回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张先生介绍父母认识他,就是为了请时任中华民国史主编的父亲帮忙调瞿先生进京。
        我至今找不到张先生的照片,牟宗三先生曾经这描述四十年代的张先生:“遵骝,张文襄公之曾孙,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好善乐施唯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七十年代我见到的张先生面白无须、细皮嫩肉、慈眉善目。他声音有点细,因为常年哮喘,说话多了就有点喘不上气,但仍然要说下去。如今我已经是和初次见到的张先生同样年龄,才明白他无论对谁都十分谦和,不仅是因为修养,还出自内心高傲。他记性极好,各种典籍和八卦都了然于胸,貌似东拉西扯的聊天背后,有许多对人情世故的感慨与洞察。
        张先生自然明白说动父亲帮忙,关键在于母亲。母亲勇于任事、乐于助人,反应机敏、有决断力,在家说一不二。更重要的一层原因是,张先生与母亲有一重在文革里刻意不提起的渊源,那就是他的曾祖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母亲的曾祖父于荫霖任湖北巡抚。张之洞与于荫霖此前在广东共事,相知甚深,虽然两人政见颇有些不同,但彼此一直敬重,后人相见自有一种连带感。张先生谨慎到偶尔会显得惊惶,但他和母亲无话不谈,甚至曾经争执。
        张先生和瞿先生渊源更深:清朝末期,张之洞是洋务派领袖,出将入相,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瞿先生的祖父瞿鸿禨是清流首班,历任枢臣,由军机大臣而协办大学士。两人同为清末新政的主要推动者,并以清介著称。瞿先生生于1910年,在北京教会学校毕业后,被保送燕京大学,与费孝通同学,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作家冰心的先生)。他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出版后备受好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要研究著作之一。抗战爆发后,瞿先生奔赴大后方,任教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在生活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的英文版1961年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的经典。
        
        瞿鸿禨
        张先生小瞿先生六岁,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后任教于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南皮张氏与义宁陈氏是世交,陈寅恪在1945年写的四阕七律《十年诗用听水斋韵》就是给张先生的。其序云:“乙酉七月与公逸夜话作也。诗凡四篇,篇有十年意,因以为名焉。”张先生字公逸,研究陈寅恪的学者张求会教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他的文章里有很详细的考证。“用听水斋韵”是指用同光体诗大家陈宝琛韵,其第一阕如下:
        
        天回地动此何时,不独悲今昔亦悲。
        与我清谈一夕后,恨君相见十年迟。
        旧闻柳氏谁能次,密记冬郎世未知。
        海水已枯桑已死,伤心难覆烂柯棋。
         
        二
        我没有考证出张先生和瞿先生两家先人是否来往密切,虽有先后之不同,张之洞和瞿鸿禨同为清流名臣,政见亦接近,有一定私交是完全可能的。瞿家与陈家的交谊很深,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曾经在瞿鸿禨身后为《瞿文慎公诗选遗墨》题记,陈寅恪和瞿鸿禨之子,著名学者瞿兑之交谊颇深。我不知道张先生和瞿先生两人何时相识。但他们在西南联大有交集,而瞿先生1945年去了美国,以此推论,他们应当至少是从抗战时起的旧友。
        瞿先生的眼神里面有一种亲切和信任,在当时并不多见。那年头人与人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怀疑戒备是常态,久而久之是会反映在眼神里的。他的风度气质,也让我想起曾经见过的美籍华人学者,现在记不得是王宪钟先生还是刘子健先生了,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穿的是西装外套,一个穿的是中式棉袄。我后来到美国居住许多年后,体会到瞿先生长年在北美象牙塔中,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习惯信任他人。
        瞿先生对张先生是言听计从,张先生对瞿先生的事情是关心备至。瞿先生中学是育英中学、汇文高中,母亲小瞿先生十岁,中学是与之对应的教会女校贝满中学、慕贞女中,同样被保送燕京大学,自然和瞿先生一见如故。
        瞿先生去美国和加拿大二十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研究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潜心做学问。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生,曾经被问及何以能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大后方完成有分量的专著,他回答是因为反正没有别的事情做。在美期间,瞿先生又完成了《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结构》,前者在西方汉学界极负盛名。瞿先生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第一人,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过。
        然而社会学在五十年代初由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说而遭禁,过了整整三十年才恢复。所以六十年代瞿先生回国时,极少有人了解他的学术价值。瞿先生原本是通过翁独健先生联系去简称学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辖的历史研究所,然而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里,历史所不敢接受他。国务院侨委华侨事务委员会让他回老家湖南,湖南方面却要求北京安排。瞿先生就像一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直到1971年才被安置在湖南省文史馆。
        瞿先生回到长沙,终于和分别了22年的妻子赵曾玖团聚。赵先生出身于安徽曾经出过四代翰林的书香世家,比赵朴初高两辈。她是瞿先生在燕大的学妹,甫入学即成婚。1949年冬天她带着一对儿女先期回国,瞿先生本打算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也回国,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期间中美的敌对关系使回国变得困难。另一方面,赵先生回国后被怀疑是特务,发配到贵州教英语。在这样的情况下,瞿先生的回国就拖延下来。
        瞿先生为和家人在一起,1956年谢绝了胡适先生介绍他去台湾东海大学任教的美意,1962年离开美国去加拿大以方便回国。1963年他终于被允许回国探亲,见到了妻子儿女。两年后他辞职回国,不料回去以后又因为文革多年。瞿先生和赵先生结婚四十多年,聚少离多。赵先生从贵州退休回长沙,不过五年就因胃癌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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