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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宽容——阿伦特与胡适漫谈

发布: 2017-3-09 17:13 | 作者: 李大兴



        一
        在今天回想阿伦特“平庸之恶”,令人别有一番感慨。不过似乎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清楚什么是“平庸之恶”,他们有不少倒是知道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师生恋。八卦永远比严肃话题更吸引人,这也恰好折射出人性的平庸一面。
        “平庸之恶”的原文是“banalityof evil”,如果直译应该是“恶之平庸”。阿伦特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本来就是针对恶是极端的、恶人是罕见的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做一个矫正。
        1961年,德国纳粹战犯、犹太人大屠杀执行负责人阿道尔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为《纽约客》写报道,全程旁听审判,两年后写出了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在这本书里,艾希曼是一个品行端正、遵守纪律、教育良好到能够应用康德的人,他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忠于职责,坚决遵守命令,严肃认真执行。阿伦特由此分析指出,为恶完全可以是普遍常见的行为。普通人只要放弃自己的判断力,接受大众观点,从众作为或者不作为,都有可能为恶。
        阿伦特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平庸之恶”的概念也确实不是一个严密的哲学甚至伦理学概念,而是出于对人性的直观洞察。半个世纪之后,其筚路蓝缕之功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虽然仍有争议。
         
        换一个角度讲,阿伦特虽然提出了问题,却无力解决,除了反复强调思考的重要性。然而思考本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平庸与盲从更具有普遍性,她所说的“平庸之恶”,毋宁说是植于人性之中。
        阿伦特是极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如果了解她的历史观,或许有助于了解她后来何以提出“平庸之恶”。在阿伦特看来,经过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帝国主义之后,极权的兴起在当代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可能性,德国和俄国刚好成为范例而已。
        我在青年时代曾经读过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当时印象深刻,如今记不大清了。大抵人们为了利益、为了希望、为了现在与未来的光明确定性,是不惜放弃自由的。阿伦特的角度没有弗洛姆的自由论那样恢弘,却更直观易懂,并不涉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界定和评价。
        那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如果能从常识出发就已经不易。然而在信息日益驳杂的当下,人们正在失去关于常识的共识。对人性中理性的一面盲目乐观,是我们常见的潜意识倾向,尤其对于有着笃信“人之初,性本善”基因的人群。懒于思考、随大流、依附人群的渴望都是再普遍与真实不过的。人是很容易放弃自己的判断去追随别人的,平庸与盲从在生活中常见、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而且会一直存在。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并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庸的官员、一个命令的执行者。在她看来,艾希曼的罪行不是在反犹太的层面上,而是反人类的。她所关注的是,平庸的人为什么会在那样的时代犯下如此罪行?她指出令人悲哀的真实是,绝大多数为恶者并不清楚自己是向善还是为恶。另一方面,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对于以色列审判中控诉复仇的一面心怀警惕。她对以色列情报机构在阿根廷秘密绑架艾希曼,无视其主权押回以色列审判的正当性表示怀疑。她进一步指出,纳粹治下犹太人居住区管委会对于同胞被屠杀也是有责任的。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阿伦特受到了犹太人的强烈批评,她甚至被认为是犹太叛徒。其实阿伦特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她确实不是从犹太人,而是从知识分子反思分析的角度回望过去。
        极具讽刺性的一点是,被贴上“同情纳粹”标签的阿伦特在其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里,上溯19世纪欧洲反犹太主义,论述从大陆帝国主义向极权国家转变过程中种族主义的发生,在第三帝国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制造敌人、通过张力的强化凝聚向心力的功用。她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自然是那些攻击者一无所知或者根本不想知道的。
         
        二
        28年前的夏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一个朋友家小住,忽发高热。三伏天下午,摄氏33度气温,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盖上两床棉被卧床。朋友带了客人回来,我无力起身,连话都懒得说,就一直听他们聊天。客人一直在讲海德格尔,听着听着我不知不觉坐起来披着一床棉被听。穿着短袖的客人讲到精彩处,两眼闪光、额头渗出汗珠。这位客人就是王庆节学长,他和另一位著名学者陈嘉映都是海德格尔的中国弟子熊伟先生的研究生,也是我们这一代里研究海德格尔最出色的两位学者,译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那一天他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但是海德格尔在我心中一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位哲学家之一。虽然我怀疑自己关于海德格尔的知识,顶多也就是不会把他和中国的老子联系得太紧密,或者去胡乱比较而已。
         
        伟大的哲学家并不见得是道德楷模,这和文品不等于人品是一个意思,本应是常识。不过,一方面喜欢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另一方面关注不道德的八卦,是大众常见的倾向。海德格尔有过多位情人,当然阿伦特是其中最著名者。海德格尔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参加纳粹那一段历史,战后他也因此受到惩罚。在他落魄的时候,阿伦特伸出援手,为昔日的老师与情人奔走。
        这一段故事日后被传为阿伦特深情的佳话,然而在我看来,这同时反映了阿伦特的自由判断与特立独行。她既可以不仅不讳言,而且谴责纳粹统治下犹太领导人与纳粹的合作,也可以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成就而呼吁宽恕他对第三帝国的拥护。
        阿伦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从属于任何人群的,而且不惮于批评那些人们以为她应该去维护的人。另一方面,她拒绝妖魔化她反对的人,也不因为一方面的谬误而忘记其他方面的光芒。
        如此的行为方式,在极端化、营垒分明的事件或者时期,大抵是两头不讨好的。尤其是那些认定她应该是同一阵营的人,往往以为她立场软弱、站边不明确甚至站错队。
        就像未必有多少人读懂她的书一样,不是很多人能够看到阿伦特审视问题更多是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而不是现实与现象的角度。在阿伦特看来,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出现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民族国家、政党政治与帝国主义衰落之下的一种选择。它的兴起需要大众的支持,一旦成功后为了维持大众的追随,把权力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通过意识形态的强制掌控思想。
        1941年,在美国驻马赛副领事宾汉姆的帮助下,阿伦特得以从法国维希政府的难民营逃到美国。宾汉姆曾经安排两千多犹太难民前往美国,他在世时很少提起,过着平凡的生活,死后有关记录才被发现,赢得世界范围的尊敬。
         
        三
         
        阿伦特抵达美国的那一年,胡适先生正在驻美大使任上。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他一直是确保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关键人物之一。这年七月,他在密西根大学发表了一篇颇为著名的讲演,所论与阿伦特颇有契合:“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由历史观点看来,它肇始于‘不从国教’,这初步的宗教个人主义,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观点。保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反抗压迫干涉的斗争。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历史上的发端......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手创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过就是这般具有‘不从国教’的自由精神的人们,为了保卫自由,所建立的一种政治的防御物而已。”
        今天二月二十四日是胡适先生去世忌日,55年前他倒在讲台上溘然长逝。直到生命清醒的最后一刻,他讲的题目仍然是言说的自由。从五十年代开始的近30年里,胡适先生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反面人物、反动分子,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对他持负面看法,虽然他们多半既不清楚他的生平、也不了解他的著作与思想。与阿伦特相似,胡适先生也是两头不讨好的。他去世后,蒋介石送了一幅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然而他在日记里写道:“胡适之死,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月3月3日)
         
        令人欣慰的是,半个多世纪后,至少在学术界没有人否认,胡适先生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有几乎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文学、历史、思想、学术,在许多领域没有胡适先生的二十世纪是不可想象的。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蒋介石的这副挽联究竟是亲撰,还是身边文胆代拟,不过其内容大约相当反映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吧。胡适先生生前身后,几乎被所有认识他的人尊重,包括许多他的敌人。这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中国,极少有人能够达到。然而,评价他为“旧道德的楷模”又是一个很讽刺的事。胡适先生就是因为“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二十多岁“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对传统的批判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出于对“我们的固有文化”痛心疾首,他甚至说出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样愤激而且极易引起误解的话。
        不过胡适先生之所以被视为楷模也是其来有自,他固然从不以道德标榜也不以此批判他人,但从二十五岁任北大教授到去世的45年间,坚持身为公众人物的独立性与自律、守护不同思想者的权利,无论怎样天翻地覆,始终不变。这一份定力,自然不仅因为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他的“乐观主义”和他的批评精神一样,来源于他思想的坚韧。胡适先生是新文化一代潮流的开创者,却不为潮流束裹,而不忘知识分子的本份是“多研究些问题”。他最致力于以新的方法整理国故,所以虽然胡适先生的著作不曾发生阿伦特那样的影响,但是他在上个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屡开风气,引领群伦。
         
        胡适先生的文笔在民国知识分子里并不突出,文字多是平淡的白话文。文学不是他的擅长,他有过一部《尝试集》,实在是相当失败的诗作尝试。在注重文采的国度,没有太多人读胡适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我读胡适先生原著,是很晚的事情,却是因为直到我去国的八十年代初,他的著作几乎绝迹。我倒是早就听说胡适先生的了不起。父亲主编《中华民国史》,他当然明白胡适的重要性。1972年民国史编写组成立,他请耿云志先生做民国时的思想文化研究。耿先生1976年写了《胡适小传》,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关于胡适先生的文章,这是在批判了胡适多年后第一次有限度的肯定,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九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郊区找到一份工作,开始了早九晚五的生活,有了人到中年的感觉。有时会觉得,那是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的感觉。下班以后,我保持读书、听音乐和偶尔看电影的习惯。那时候中文书不多见,最近的一处是二十多英里外一家小型中文图书馆。里面书不多,有近一半是武侠小说。文史类图书里,最像样的就是胡适先生的集子了。
        这也是一段机缘吧,让我在心如止水时读到胡适先生。如果是在内心激烈固执的青年时代,多半是沉不下心去读的。胡适先生晚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容忍与自由》,引用乃师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如今广为人知。不过,当时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感的却是:“人们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会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会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会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
        在胡适先生那里,容忍或者说宽容是一种思维方式,其起点是他终生秉持的怀疑批评自省的精神,更是基于对于独断的思想、排他的信仰保有清醒的认识。知识是有不确定性的,真理是有边界的,仅仅出于信仰的判断是值得怀疑的。
        阿伦特的著作我读得很少,不知道她是否曾经论及宽容。不过她的“平庸之恶”已经在尖锐拷问人性的同时,显示出洞察力与宽容。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如果仅仅归因于私人感情,未免低估了她。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出于对不同思想的珍惜。
        对于胡适与阿伦特,批评与宽容仿佛硬币的两面,恰恰因为批评的真诚与求实,才有了宽容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他们最难得的,也是最不被理解的地方。他们在世时如此,身后又如何呢?
        
        四
         
        网上看到一张阿伦特年轻时的照片,眼睛智慧而忧伤,不知道她看着身后的二十一世纪,会有怎样的感想?
        在美国生活近三十年,深深体会到美国人大多对本国体制深信不疑,对美国之外的世界缺少关注。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相信群众,美国人更多是相信制度。经常可以听到在美国的华人把二者结合,“相信人民、相信制度”听上去铿锵有力。人一旦无条件地相信什么,就有了信仰,相信基督、相信菩萨都是如此。不过宗教本是非尘世的,也是人的精神需求与灵魂安放的所在。而相信尘世中的人群或者建制,第一不可靠,因为世事变动不居;第二逻辑上难以自洽,倒暗合阿伦特所批判的对思考与独立判断的放弃。
        如果说二十世纪见证了极权的兴起与衰落,这个世纪似乎正在又一次见证民粹的兴起。所谓民粹,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用美好的诺言动员群众,取得多数或者自称取得多数的支持。历史上的民粹运动领袖,无一不是以反建制为旗帜。他们大多是以强力挟裹、少数通过民选登场。他们上台以后,以破坏乃至摧毁现存建制为己任。他们的目的,在于未来愿景包装后面的权力扩张。他们的终点,在于建立强人统治,虽然也可能是昙花一现。
        以前时不时听到“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学历史的人有时也会读到一种感叹:“美国是世界史的例外”。二十一世纪过去还不到六分之一,这两种说法似乎已经很可疑,从内到外,美国渐渐显出颓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应运而生,带领一个有着极右保守倾向的民粹运动走进白宫。
        如果了解历史,则不难发现太阳底下无新事。就连特朗普每天发推特语录这一件事,在我也是似曾相识,所谓“新”只不过在于使用推特这个新技术而已。另一方面,历史其实不会重复,以古鉴今类似分析股票以前的走向去预测未来的表现,多半错的离谱。
        历史不提供对未来的观想,甚至也谈不上从中汲取教训。所谓历史学,是过往之事脉络因果的追寻。用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来说,它说出那些可说的,也止步于那些不可说的。
        大抵民粹的成功、魅力型领袖的出现,都是在原有的官僚体系统治力下降、人心浮动之际。此时社会经济本身未必有严重的危机,倒是民粹的结果往往带来巨大的变动与冲击。魏玛共和国的失坠,自然有多重的原因,不能仅仅归因于半总统半议会制的缺陷。由此而来的所谓制度完善就足以防止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设。同样所谓社会更加开放、教育日益普及、信息越发通畅,这个世界就会更多和平与理性的想法,听上去也很一厢情愿。用良好愿望替代思考,是人们常犯的一种错误。
        在过去的一段岁月里,开放社会在某个意义上因为开放而弱化,教育未必能够增加人的理性,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发达不仅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而且直接为民粹运动的兴起提供便利。人们很容易把物质成就与技术发展等同于历史的进步,然而历史并不像手机那样更新换代。虽然时光流逝,面临的问题往往是相似的。
        整整一百年前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原本是他写给自己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文章,一稿两投了《新青年》,意外成名。
        这篇文章如今读来,似乎无甚高论,这位先贤此后的人生,如果从他追求的理想来看,堪称坎坷,抱憾而终。然而他毕竟留下了令我们感佩的一种精神,在面对错综变幻的世界时,淡定宽容,常怀省思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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