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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里的往事今宵

发布: 2017-1-19 18:46 | 作者: 李大兴



        
        一
        2016年的圣诞夜去老朋友家,他住的高尚别墅小区许多人家圣诞灯光明亮,画出星星、马车与树的形状。我们分享一位烹调有专业水准、银发酷似贝多芬的朋友现场掌勺的佳肴,啜着泸州老窖,讲过去的故事、那些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诗与书信。时变世迁,如今我们用语音输入码字、在一部智能手机里储存了一生的图像与文字。看着从童年到青年的旧照片,我们就像每代人一样,缓缓走进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三乐章。
        2017年元旦下午,我去排练选自歌剧《茶花女》的《饮酒歌》。我从中学时代起偶尔客串,粉墨登台唱歌,《黄河颂》、《教我如何不想她》、《菊花台》都唱过,但还是第一次唱这首1975年就从《外国民歌200首》学会的名曲。当时印象深刻的歌词是:“好花若凋谢不再开,青春逝去不回来。人们心中的爱情啊,不会永远存在......”据说那一年不满十五岁的我,已会感叹人生短暂,主张及时行乐。那时还是物质匮乏的年头,偶尔有一天吃到一只炒鸡蛋都要兴奋半天。在我的记忆里,所谓行乐不过是打12小时扑克,或者在空无一人的八大处山顶上奔跑唱歌。
        我在少年时没有抄写警句的习惯,偶尔倒是会有自创箴言的轻狂。大多数自鸣得意的句子或言之无物、说了白说,或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仔细想来,喜欢简单化、总结真理的倾向已经是几代人的一种思维习惯。之所以如此,不见得是忽悠别人,对于更多人而言,是一种自圆其说、自我安慰的需求。有了这种警惕感之后,我就很少再说结论性的话。不过十几岁的时候,我会忽然冒出一句:“可笑而不自知是滑稽,可笑而自知并且能够自嘲,则是有些幽默感了”。
        然而我那时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两眼发直、念念有词地嘟哝“人生可足道者,唯爱与死而已”这种画面其实相当滑稽。虽然这句话本身似乎不错,但没有经过又怎能懂得,岁月的流逝里可以称之为爱的并不常见,只有死亡不可避免。
        我因为一直辍学在家,就不需要或真或假地使用时代的革命语言去表达或思考,习惯于把自己锁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读来的语言系统里。虽然回到学校以后,我逐渐蜕变成一个社会人,但这种习惯似乎还是影响了后来的人生道路与选择。比如在读书时我经常被老师批评“不够积极主动要求进步”,又比如在需要做出选择时,我往往很自然地想要逃避、想要躲进自己的世界。
        不过人生道路更多不是自己选择,而是时代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有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每年派少数大学本科生出国留学。从1978级到1982级,一共有大约380名大学生在设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留日预校”接受外语培训后留学日本读本科。前三期是每年100人、第四年50人、最后一年30人。我是正当中的第三期,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派出的都是理工科学生,只有第三期从全国选拔了45名文科生。
        “留日预校”是1979年由教育部成立的“中国留学生赴日本留学预备学校”简称,似乎现在还在。在2009年我曾经收到通知,庆祝留日预校成立30周年。我没有能去,看照片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去年有一位同学去拍了照片,当年住的宿舍,现在成了派出所。
         
        不久前在微信上重逢失联35年的学长,他记得是在1981年二月,寒假后刚刚开学时,我在他的宿舍告诉他系里让我下午去,他说“估计是要送你去留学”。我没当真,对他说只要不是查我干没干坏事儿就知足了。
        学长的分析是正确的,只是一开始系里告诉我是去英国,过两天改去日本了。父亲、母亲都是抗日一代,听说我要去日本,并不怎么高兴。不过他们从我十三四岁以后就不管我,我上大学以后就更管不了了。我在北大上了一学期以后,新鲜劲过去了,多少有点失望。人往往要在离开很久以后才会怀念,我对北大也是如此。或许因为年轻反叛、或许只是由于一直生长在北京,我那时特别希望远游。1981年出国留学还十分罕见,国外世界更非常遥远,所以有机会去留学、还能在经济上独立,感觉是天上掉馅饼。当然天上掉下来的从来不是馅饼,而是一种命运。
        那一年命运砸在100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头上,他们在三月初抵达还很寒冷的长春。不少男同学胸怀壮志,以至于有一次我在辩论寡不敌众后自称“李布衣”。那时候我还孤陋寡闻,也还没读过两本武侠小说,不知道李布衣是挑着招牌算命的,身份可能是江湖术士,也可能是武林高手,不甚分明。
         
        二
        远远的,一朵红唇
        一朵微笑,消失在即
        飘在这瓷灰色边城小街暮色里
        请让我忘却疮痍
        忘却风尘行役
        在你的沉醉里憩息
        要知道
        为了这瞬间的记忆
        彳亍的岁月已不堪算计
         
        以上的诗句写于1981年12月25日,当时我正在长春接受日语培训。1981年的冬天很寒冷,宿舍里暖气若有若无,屋里只有摄氏两三度。我睡觉时用两床棉被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半个脑袋。第二天早上鼻子有时会有一层白霜。
        在改革开放之前,圣诞节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节日,代表着腐朽没落,中国人民自然是不过的。到1981年,日本文部省派出的教师团第一次带来圣诞节问候和圣诞歌,大概是《铃儿响叮当》的日语版吧?不过印象最深的是那场新年音乐会,同学们用日语演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里的《欢乐颂》大合唱,我是领唱,同屋M君指挥。二十年后听说他自杀身亡时,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他指挥时的样子和日语《欢乐颂》歌词的第一句“晴朗蓝天”,我唱着这一句,热泪盈眶。
        M君和我在1981年3月5日 一起登上哐哐作响的火车,颠簸17个小时,奔赴长春留日预备学校。他个子不高,卷发清秀,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说话时脑袋微向前伸,认真得有点急切的样子。越是认真的人越容易被逗笑,一路上我用扑克牌给男女同学算女朋友或男朋友是几流的,口中鬼话连篇、滔滔不绝。一般给美女帅哥,算的都是三四流的,给自己算的自然是一流的,逗得M君大笑不止,脑袋一抖一抖的。到达长春后的第一堂课上,老师让我们自我介绍,轮到M君时他顿了一下说“鄙人…”一阵低笑声后,他涨红了脸,很真诚地介绍了自己。接下来是我,拍拍后脑勺说:“不才…”引发哄堂大笑。
        M君和我同寝室,睡在对面,又和我一样是个夜猫子,11点熄灯后,或者轻声聊天,或者在楼道里看书。他虽然学经济,但是喜爱音乐,会小提琴也会指挥;他内心敏感,本质上是一文艺青年,也是我侃文史的主要听众。我在东北师大图书馆找到一本二十年无人问津,所谓“供内部批判用”的“黄皮书”《西方美学理论选编》,晚上搬了椅子坐在楼道里昏黄的灯光下读。M君披衣出来,我对他讲越来越开心,声音不知不觉大起来,直到对门女生寝室齐声一吼:“别吵了!”我和他落荒而逃。
        那年M君才十八岁,他一直是学校里的模范学生,被教育得为人严谨内向,思想简单正统,和我恰好相反。但是他愿意听我的胡言乱语,也愿意告诉我他不快乐的少年。这样的信任和友善让我感动,这样的感动一直持续到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是1988年,他已经海归工作,我回国探亲,他执意要让我去见他的女朋友。心情好的时候,我是一向愿意当灯泡的,何况他的女朋友是一位美女。我能感觉到M君很爱她,当然要有意无意之间狠狠捧朋友一把。M君下楼送我时,一面道谢,一面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衷心祝他幸福。
        此后的十几年,时常听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家庭幸福、事业顺遂;听说他坐着凌志400去接同学,一面聊天一面还在批阅文件。好像是在世纪末,我忽然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他正在美国访问,刚刚见了格林斯潘。他说话一如既往的真诚 ,发自内心地劝我不要再在国外浪费生命,赶快回国服务。我们相约下次在北京聚会,然而再回北京时我接到的已是另一位同学的电话,问我要不要去他的墓上放一束花。
        近十年前,在日本庆应大学读博士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曾经远洋电话采访我。她是专门研究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留学日本的大学本科生人生轨迹的,和我谈了许久,后来还把她的论文寄给我。我读了一遍,很量化也很像一篇论文。不过像我这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范例,如同逝去的M君一样,属于数据里不具足够正能量典型性的那一端,也就被自动过滤了。杜工部有云:“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人生轨迹随时间分岔,或平淡或浮沉。我在十年前也曾写过颇有自知之明的颔联:“平生所擅唯游戏,朋辈先飞半栋梁”。
         
        三
        我是一口掩埋了歌声的古井
        我是一只摔断了翅膀的夜莺
        唉,朋友,你毋需失望,何必担心
        一个静谧的夜晚
        我们相逢的青藤下
        月光透过竹扉倾听
        虽然心会没入阴影
        梦永远向着黎明
         
        微信是个好东西,让那些在时间里彼此走散的人,只要能想起就能找到。35年前在长春经常一起喝酒聊天的朋友,就这样秋天里在一个微信群重逢。用他的话说:“远古军团逐渐复活”。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有一个军团,我只记得那时确实有一群小伙子和姑娘,友谊、爱情与爱慕,说不完的话与写不累的信。我和他曾经喝着酒彻夜长谈,然后睡两个小时去上课,哈欠连天。温和的日本女老师对我说“上课还是要忍耐一下,别睡觉”。那些心情激动的美好时光,到了日本不过一两年就变得恍如隔世,然而今天在世纪的两端分别有十多年时,反而清晰如昨。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长春市区很小,火车站在北头、南湖在南头,一条斯大林大街贯穿南北,街道宽阔,冬天一到晚上街上就几乎没人也没车。在宿舍里冷的扛不住时,我沿着斯大林大街从东北师范大学步行去吉林大学教工宿舍朋友家借宿。朋友单身,有两间小屋,虽然狭窄,却很温暖。我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写下热情诗句,所在的日式两层小楼,墙上也确曾爬满青藤。
        阔别多年的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当年你爱的女孩如今在何方?”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段时间,诗不需要远方,就在你的心中,1981年于我就是这样一个年份。在1984年的圣诞仙台的雪夜,我从文学院走回家,看青叶山大道上一排孤零零的圣诞灯闪动不已,想起已经过去的情景,写了《圣诞节随想曲》:
         
        冬天的无声围起我
        路灯开始睡眼惺忪
        为一个竖起领子
        穿大氅的背影
        我怔住
         
        离开长春的前一个晚上是毕业告别聚餐,九个多月的培训终于结束。培训每星期42节课,从字母开始到参加日本文部省留学生大学入学考试,用现在的话说,是一次漫长的魔鬼训练。正是因为这样辛苦,那天晚上的聚餐成为道别与狂欢,好像不少人都哭了。我干了二三十盅白酒,然后在零下15度的午夜、上,走着之字,回朋友的家里收拾行李,一进门就醉倒了。
        朋友是父亲第一期研究生的儿子,比我年长两岁,沉静寡言、宽厚友爱,和疯癫话痨的我成为对照。那年两个人各自从工厂和学校归来,炒一盘花生、喝半瓶白酒的冬夜,成为记忆里的一道风景。留学以后,和他鲜有直接联系,但偶尔听到他的消息:结了婚、有了孩子,岁月静好。时光流逝,到了这个世纪的第七年,他的父亲来美国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他竟已在几年前因病英年早逝。
         
        四
        希望是一只不死鸟
        有时飞到海角
        有时归来把你萦绕
        她住在你心中
        你不必把她寻找
        她从来不是真实
        你把她忘一会儿更好
         
        我希望,希望你去探望那竹扉
        当我不再能归去
        “在这儿,他曾是生命”
        你对着空气低语
        你并不要求回答
        连风都不曾轻泣
        我希望,最后的希望
        你也把我忘记
         
        在圣诞节下午,新闻速报八十年代大歌星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当天上午去世,享年仅53岁。乔治·迈克尔从1981年任威猛乐队(Wham)主唱成名,威猛乐队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访华演出的西方摇滚乐队,中国的第一代摇滚乐手多受其影响。他最著名的经典是《无心轻语》(Careless Whisper),几十年后还在传唱。乔治·迈克尔是希腊裔英国人,先是在英国成名。1984年威猛乐队在美国轰动后传入日本,一时间到处都可以听到:“时间不能修补/挚友的无心轻语”(Time can never mend/The careless whispers of a good friend)
        八十年代的仙台,还是一个闭塞的内地中型都市。七十万人里没有多少外国人,金发碧眼的还是相当打眼。街道干净,但相当朴素,唯一透露出繁华洋气梦幻感的,就是十二月市中心青叶通大街林荫道与街心花园绚烂的灯光。当我一面感受着灯光一面走向电影院时,忽然毫无理由地有一种不久会离开这个城市的预感。
        西班牙导演维克多·埃里斯在1973年出品的这部电影,貌似儿童影片,实际上十分晦涩。如果不了解《蜂巢幽灵》的历史背景,很难明白其象征意义所在。故事设定于1940年,前一年西班牙内战结束,第二共和国覆灭,佛朗哥效仿法西斯威权统治,直到1973年都彷佛坚不可摧。电影问世于严厉的出版审查年代,除了点出年份,都表达得曲折,以致被认为是儿童电影。它在日本1986年上映后颇受好评,多因其唯美元素,其日文名“蜜蜂细语”也有误译之嫌。我读到的电影介绍作者,似乎对电影的寓意没有什么感觉。我在电影院里看完第一遍,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很多地方没有看懂, 于是又看了一遍, 回想着历史,深受震动。
        西班牙乡村的夜晚是蓝宝石色的,战后这里空旷寂寥,看上去衰老的父亲整日研究蜂群,母亲总在给不知在何处、不知是谁的旧情人写信,光线幽暗的房子宛如蜂巢。沉默与压抑从电影开始就漂浮在空气中,对白极少,镜头悠长。光影之美,也许恰恰因为摄影师几乎失明。
        安娜是个6岁的女孩,沉静、纯粹、充满幻想。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幸与不幸都源于幻想。弗兰根斯坦的到来和姐姐的话,让安娜相信怪物没有死,废墟的脚印更让她深信不疑。也许,怪物的确未死,它和蜂巢一样,是始终笼罩在画外的象征。被枪毙的是她在寻找怪物时邂逅的那个善良的逃兵,死去的是童年,取而代之的是在血色中的成长:姐姐用死猫的血涂唇,红唇象征着女性的成长 。而安娜选择了对暴力的拒绝。孩童的拒绝是彻底的,安娜是聋哑还是会恢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不再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并没有很快离开,但是下一个留在记忆里的圣诞节已到八十年代最后的日子。我从中国城买来九毛九一磅的草鱼,按傅培梅展示的菜谱红烧,电视上传来罗马尼亚的枪声。从此以后,圣诞节变成公司假日,年复一年,提前计划度假,去温暖的南方,然后回到北国寒冬。偶尔回想青年时期的拒绝与固执,其实还是因为“希望是一只不死鸟”。有时我问自己,如今的温和与通达,究竟是出于历练与智慧,还是仅仅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妥协与放弃?
        是啊,在圣诞夜有佳肴美酒,有二三友人共忆青春,夫复何求?喝到微醺时,朋友的女儿从楼上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她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学生。我想起她刚刚出生不久后襁褓中的样子,想起那年去看朋友,驱车奔跑在乡间公路上,两边的田野草色金黄。所谓时光,就是下一代人在做梦,我们开始回想做梦时的情景。
        有人在死去,有人在成长;关于未来的梦,一般不会成真;生活和世界,一般不会如人所期待的那样发生。然而曾经有过的梦本身,成为温暖的记忆,融入圣诞节的灯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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