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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容颜

发布: 2017-2-16 18:43 | 作者: 李大兴



            
        (上图是李家祖坟所在的山头向南眺望,下面是即将发表在2017年2月13日《经济观察报》的文章)
        一
        今天(注:2017年2月5日)是父亲去世十三周年忌日,我是从来不过生日也不过忌日的,忽然想起来,也许是因为近来不知不觉回忆父母的频率更高,也许是因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人生永远悬在头上的一个问题。明年9月15日或者阴历8月11日就是父亲的百岁冥诞,他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荣昌县,一个名叫李家沟的村庄,我在照片上见过,背山傍水,看上去风水很不错。荣昌是一个小县,唯一有点名气的是荣昌猪,据说是世界八大优良品种之一。这一点我以前不知道,否则当年调侃父亲时早就拿来说事了。我只知道李家祖先籍贯陇西,南宋时迁到湖南郴州,张献忠屠川后,“湖广填四川”来到李家沟。据此我曾经很认真地和父亲讲:原来我们不是纯汉人,是杂种啊!
        红旗下的蛋,对祖先缺乏敬畏。在我看来,缺乏敬畏也不仅仅是由于从小习惯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鼓动,也是因为我们的长辈往往表现出不那么令人敬重的一面。至于后来一点一点恢复的祖先崇拜、国学浪潮等等,或者出于缺什么想什么,或者出于实际目的。
        父亲自幼失怙、少年丧兄,一路从小村庄到镇上、到重庆,再步行去延安、去华北、进北京,再远官场、近学术、修历史,晚年和身后被称为著名学者。不过父亲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毕生遗憾之一,就是不到十八岁即因为在一二九运动中任重庆学联主席被川东师范开除,未能完成学业。虽然在党内他一直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但是他自承是“半路出家”,十分尊敬毕生从事学问的学者,如钱钟书、瞿同祖、邓广铭等老先生。
        有时会有旧友新朋说“家学渊源”一类褒语,这当然是客气话,但我的回答总是老老实实地说“根本谈不上”。不要说我本来就没什么家学,在十年浩劫那样的年代,就算有家学的人家,也绝大多数断了代。我在本应打下一些童子功的年龄,不得已辍学在家,小学、初中基本都没上。虽然玩得痛快,但是全无系统的基础教育。周围的文史哲学者,子女在那时也多半教育中断,文革后即使考上大学,继承上一代学业的也十分罕见。
        有时朋友问“小时候你在家是不是父母教你啊”?父亲在文革里一直挨批斗、母亲身体不好,他们大半时间管都无暇管我,更不要说教我了。记忆里,只有大概是1967年的一段日子,父亲在家写检查、自我批判、外调材料等等,休息时会给我讲故事或者念《三国演义》小人书。以前曾经说过,我识字就是通过背诵《三国演义》小人书学会的。
        幸或不幸,我由于营养不良,估计是严重缺钙,两岁多才会走路,一直不太会跑步。腿脚的不利索,导致在大院里很少有人带我玩,辍学在家更使我几乎没有小伙伴。我别无选择,只好到处找书看解闷了。我童年、少年学到的知识都是碎片的,学习的过程有一搭、无一搭,没有章法可言。唯一的好处是也就没有接受任何有系统的灌输,有时候,混乱的阅读可能歪打正着地契合混乱的人生与错综的历史。
         
        二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小时候经常自言自语这句话,尤其是早上去崇文门大街路东春明食品店排队,买当天烤的新鲜面包没买到的时候。春明食品店的前身是民国时的法国面包房。后来改名解放食品店,文革里又改名春明。大约是由于门牌号,母亲一直称这家店为23号面包房,据说是京城老一代人心中最好的面包房。我从小比较有耐心,在食品匮乏的年代又特别馋,时不时不惮早起排队去买面包。在开门前的熹微里,队伍就从崇文门大街上的店门口排进了旁边的麻线胡同里。
        23号面包房的顾客有一多半是来自前朝、日常生活比较洋化的各界人士。当年见到最打眼的,莫过于梅葆玖先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正好刚刚读过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不久,一望而知他是梅兰芳的后人。在一片蓝灰色制服海洋里,翩翩然尘世公子。去年蒙李少春先生的女公子和她夫婿请客,我忽然想起当年在23号面包房门口,母亲告诉我前面隔两个人站着排队的就是李少春。
        大约有一半时候会白排了半天队,只好买义利面包替代,用《列宁在1918》自我安慰。因为里面有一小段《天鹅湖》,《列宁在1918》我看过好几次。当时能大段背诵这部电影台词的大有人在,它和《列宁在十月》一起建构了几代人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图景。如今我们知道,这两部电影是三十年代“大清洗”之后在斯大林亲自关怀下拍摄的故事片,而不是历史本身。在1918年国内战争中指挥红军的是托洛茨基,布哈林自然不是叛徒,而是列宁十分欣赏的理论家、宣传家,格鲁吉亚人的上升是之后的事情,就连女刺客卡普兰也是来自曾经的战友社会革命党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来自内战的胜利与对一切反革命的严厉镇压。后者的成功,端赖契卡的成立与捷尔任斯基。《列宁在1918》里的捷尔任斯基,看上去很有风度、声音尤其好听,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孙道临的配音。
        捷尔任斯基出身波兰贵族,弱冠之年背叛家庭,参与革命,青年时就成为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负责人之一。他终生是职业革命家,四十岁之前六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11年。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后才被释放,到了年底就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肃反非常委员会主席。他意志坚定,自律极严,对敌人毫不手软,最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就是被契卡秘密处死的,著名的“红色恐怖”也是他领导实施的。广义的红色恐怖贯穿整个内战时期,被契卡处决的人数有十几万。但捷尔任斯基同时还是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在全国范围领导救助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儿童。
        家里有前苏联著名小说家雷巴科夫的《短剑》、《铜雀》,我识字不久就磕磕碰碰地读,后来又读过好几遍,神秘的短剑和宝藏自然吸引少年的想象力。《短剑》里的契卡叔叔和捷尔任斯基一样是好人,然而七十年代初批判苏修的书籍和新闻越来越多,克格勃成为一个负面的词。《赫鲁晓夫回忆录》一出版就在北京的知识文化界迅速流传,实际效果与出版意图恰恰相反,是六十年代以来大多数“供内部批判“书籍经历的颇具讽刺意义的命运。
        虽然没有家学,幸运的是家里还有些书,而且还能借到更多的书。《第四十一》的电影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但是大约在1974年就读了到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人读过的小说原著。红军与白军、女人与男人、爱情与政治、孤岛与死亡,这部小说的张力与冲突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不过更具有颠覆性的,是家里书柜最深处用一张旧报纸包起来的《日瓦戈医生》节译本。我至今不知道是谁翻译的,译文当时读来美得让人悲伤不已,那种感觉是后来两个全译本都不曾带来的。拉拉的女性美与决然、日瓦戈的思索与诗意,在动荡年代如此无力而令人心碎,却又一直在怀念中流传下来,飘荡在1950年代莫斯科晚上的灯光里。
         
        三
        如果说走进文学需要某种天生的喜欢,能否接近历史则主要取决于读的是什么书。我见到过不少人,他们与历史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无外乎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然后就再也不想去看了。直到中年以后,他们有了些生活经历的沉淀,忽然对历史发生兴趣,在前些年往往成为二月河或者《明朝那些事儿》的拥趸。
        我在上高中文科班的那一年,为了高考把教科书做了两大本笔记,按照可能的题目,列出大要点、小要点,做完以后得到老师的赞许,从此默认我不用听课,这样我上历史课时可以很坦然地读茨威格。高考一结束,那两本笔记从此束之高阁,后来好像给了学弟。拜高中历史课之赐,大学第一学期的中国现代史一听就似曾相识,于是我就旷了一学期的课。
         
        在我在复习高考之前,从来没有读过高中历史课本。父亲在文史资料委员会兼过职,因此文革以前出版过55辑《文史资料选辑》家里大约有一半,还有一些各省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文史资料选辑》里边的文章大多是民国人物写的,与此相对应的是《红旗飘飘》,大都是老红军自己写或者秘书代笔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一共出版了多少册我不知道,但是家里至少有七八本。
        这两种书都算得上是我的识字课本,好多字就是这么认识的。两种书里的世界截然不同,恰好让我在小时候就有机会看到时代的多样性。长大以后,我很自然地在看完甲方陈述后,就会想看乙方描写。所谓独立思考与分析的基本前提就是,不仅仅阅读一边倒的记载。历史也好,当下也好,首先是一个接受什么样信息的问题。各种粉的产生,多半是出于信息的单向性,兼听则明,偏听则粉。
        由于文化水准、是否由自己执笔等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相对好看得多。杜聿明、宋希濂的回忆自不待言,尤其长见识又有趣的是关于四川袍哥、上海青红帮、广东妓院的记述。历史在我而言,首先是故事、是丰富变幻的生活本身。历史是具体的,即使布满尘埃,也有它自己的容颜;即使沉默不语,也收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能用定理、定律解释归纳,那样很容易就以论代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历史也不是能够简单定量分析的,把统计数据当作自然科学里的实验数据运用,往往是缺乏史料分析训练的做法,同样容易一不小心就错出好几条街去。
         不过小时候看不到多少有关俄国革命的历史,克伦斯基、二月革命还是从电影上听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书上找不到详细的记载。从1949年到1966年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至少有一半是前苏联的。从四零后到六零后,多半都是读着苏联小说成长的,他们的历史认知、他们的文风都深受其影响。其中有三部名著是直接描写内战的:《夏伯阳》(恰巴耶夫)、《铁流》和《毁灭》,自然红军是英雄,经过严峻艰苦的战斗与牺牲取得胜利。这三部小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毁灭》,我读的是鲁迅先生的译本,感觉中文读起来相当硬拗。后来我到日本留学,才明白原来鲁迅先生翻译的是日文版,语序词句之间不免有日语的影子。
        少年时,我根本不知道俄罗斯文学史上有过一个“白银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就属于那个时代。我只知道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然后直接就跳到费定、法捷耶夫、爱伦堡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倒是一直还在出版,罗亭和安德烈公爵的理想与心灵如此美好,完全不像中国地主,不是周扒皮就是刘文彩。但是这也就引发了一个朦胧的问题意识:为什么革命会把这些贵族消灭了?
         
        四
        八十年代中期,看了一部关于尼古拉二世与亚历山德拉皇后的电影,俊男美女的悲惨结局令人唏嘘不已。其时我每星期在学校图书馆打三个半天的工,可以钻到地下书库里随便拿书上来。看了这部电影后,就去补了关于这段历史的课。有学术著作,也有八卦文章,如今记得清的,可能还是八卦居多。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拉斯普亭:一个来路不明、相貌体格奇伟的东正教神秘主义者,一个能治皇太子的血友病、深受皇后信任还能迷倒众多宫廷贵妇的身负异禀之人,据说最后被暗杀时都像美国大片里的怪物一样,半天都杀不死。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看来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不过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与拉斯普亭究竟有多少关系似乎待考。就算他“宫廷乱政”,也至多是“败坏朝风”,“二月革命”的发生有更多与更深层的原因。
         
        历史在发生之后被追溯梳理,自然会有一些大的脉络与因果关系可寻,很多人称之为必然性。不过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很具体的、意料之外的、不可预测的,即使是事后,也很难说因为如何就必定如何,大的变迁更是涉及方方面面。多元合力的作用,自然会横看成岭竖成峰,从不同的层面与视角看到不同的风景。
        在镇压1905年革命后,尼古拉二世终究不能无视改革的呼声,开启杜马,在与立宪派的角力之中任命斯托雷平担任首相,一面实施铁腕统治、一面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扶持了富农,却也使许多原本依附于村社的农民流离失落。这一改革虽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其成果不久就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战争的胶着、前线的失利、民生的凋敝瓦解了王朝的统治力,最后一触即溃。
        二月革命爆发后,群雄逐鹿、局势动荡。布尔什维克的俄语原意是少数,在1917年也确实还是少数,然而“面包会有的”带给饥渴的人希望,列宁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了厌战士兵、失落农民的支持。他领导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和德国缔结条约退出战争、解散立宪会议,然后通过内战和“新经济政策”下的重建巩固了苏维埃。
        俄国革命是整整一个世纪前的事情,当时有谁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会深刻改变二十世纪历史的进程?如今往事已似乎远去,《列宁在1918》几乎不再被提起。在技术与信息充满日常生活的当下,历史仿佛速朽。然而民粹主义的复兴,再次提醒时间流动中的不确定性。
         
        我阖上书走出东北大学图书馆,路灯刚刚亮起。在1985年的秋天,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看见一段历史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然而那时他还不懂得,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段历史的亲历与见证;那时他更不懂得,人生轨迹从来是不可规划的;那时他以为做一个历史学者触手可及,却没有想到几年后渐行渐远,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当时光流逝到可以回首往事,他终于领悟到:一个人的经历既构成也引领他走近历史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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