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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杨联陞——被遗忘的学长

发布: 2017-5-11 18:50 | 作者: 李大兴



        
        一
        我第一次见到杨联陞先生的大名,是八十年代中期,读到余英时先生的论文集《史学与传统》时,由此知道余英时先生的老师在钱穆先生之外还有一位。当时检索人物不像今天这么方便,所以就没有再去了解,而被余先生的精彩文章吸引了去。
        我好歹也是历史系的学生,父亲也是研究历史的,然而少年时对于近现代史学家的了解,中国史限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世界史限于周一良、吴于廑等有数几人。改革开放之初,久闭的国门渐渐开启,人们热衷于引进西学,对于民国时学人开始零星接触,但是还没有从整体上了解他们的历史位置。至少到八十年代初,孟森、吕思勉、张荫麟的书是十分罕见的,即使历史系的学生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
        出国留学的头两年,我和一般青年人一样,对以前不熟悉的外国学者充满新鲜感,比如社会学的韦伯、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历史的兰克,若论中国史,也是内藤湖南令人茅塞顿开。缺少对本国学者的关注,在那个时期、在远离故国的环境下,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大约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便出入书库。里面中文书不是很多,但也从程朱理学到明清艳情小说覆盖颇广。当时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台湾出版的书籍更能引发好奇。我少年时就听说陈寅恪学问如何了不起,但没有读懂他的诗,此刻与余英时先生的文章相逢,竟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我虽然知道赵元任先生不仅是写过《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曲家,而且是哈佛的著名学者,但是此前很少留意与涉猎海外华人学者著作。赵先生的语言学我是完全不懂,不料在那里又见到了杨联陞这个名字。历史学家似乎还是一位语言学家,这多少给人印象深刻,不过地下书库里没有他的书,我的专业还在风马牛不相及的英国史。
        于是时光流逝,我到达美国、离开象牙塔,安顿下来以后,晚上或者租电影录像带,或者借中文书看。九十年代初中文网络还在草创阶段,读中文书报,要开车去五十公里外的中国城图书馆或者三十多公里外的侨教中心。除武侠小说外,文史类不多,几乎没有国内出版的书。读胡适文集就是在那时,其中又提及杨联陞,我这时才知道原来胡适先生和他有二十年的交往,十分称许。
         
        1991年初,我在《时报周刊》上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杨联陞先生已于前一年去世,从这篇题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长文,我才约略了解到杨先生的生平。余先生文字诚挚,评价极高:“杨先生无论在西方汉学界或中国史学界都一直处于中心的地位。他的逝世,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一年好像是亚洲学会在芝加哥召开,余英时先生有一个主旨讲演,讲的内容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是余先生不只风度口才绝佳,反应机敏,而且条理分明,无所不知,于学者之外更展现出大才与锋芒,是我七十年代末拜访钱钟书先生之后所仅见。演讲之后,有幸旁听一些前辈学者闲谈。余先生提到不久前去世的导师,说杨联陞先生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我从在我看来已经是十分渊博的余先生口中听到如此评价,自然更起了好奇与敬意。
        应该也是在会上,我问起刘子健先生,听说他在病中,只好打消了去请教的念头,过了一两年他就去世了。刘先生是宋史大家、尼克松访华后最早回国的美籍华人学者之一。父亲当时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继续已在1969年去世的范文澜未完成的工作,在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中国通史组。他因此是中方接待刘先生的主人之一,又有与刘先生相识多年的张遵骝先生居中美言,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后来虽然父亲转向民国史,和刘先生不再有专业上的交集,但一直交往到八十年代末。
        刘先生也是母亲在燕京大学的学长,好像是十七岁就先入清华大学,因北平沦陷,清华南迁,而转入燕京。他在校时就是洪业先生高足,珍珠港之役后,燕京大学被日军查封,他和乃师被捕,两次坐日本人的牢。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之后他负笈渡美,在匹兹堡大学研究比较政治学获得博士并留校任教以后,转攻宋史,十年一剑,以《宋代中国的变法》一举成名,后来任教于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大学。
        据说刘子健先生的三个兄弟都死于文革之中,然而他似乎不曾提起这段痛史。他致力于与国内的学术交流,多次回国,据说一直对时事保持关注与清楚的了解,直到九十年代初心情与身体都每况愈下。他晚年著作《中国转向内在》,篇幅不大,分析南宋时变革的顿挫、皇权的强化,写得十分清醒。他的一个笔名“半宾”,直道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一半是家、一半羁旅的心境。
         
        二
        虽然没有见到刘先生,却读到了他回忆杨联陞先生的文章由此知道“那位杨君真是天才,不但是学生领袖之一,并且已经有学术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期刊《食货》上。本科学生,如此出人头地,向所未有,难得之极。”
        杨先生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主修经济却对历史极有兴趣和功底,大三时就在《清华学报》上发表论文《东汉的豪族》,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由陈寅恪先生指导。他上学的时候,正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就连教基础课的教授都十分不凡:大一国文是朱自清、英文是叶公超。杨先生去经济系是尊父命,他除了本系的必修课,还选修旁听许多文史方面的课:陈寅恪的隋唐史、陶希圣的经济史、张荫麟的学术史、雷海东的通史、秦汉史,俞平伯说词、闻一多讲楚辞、杨树达论说文解字,还有唐兰的古文字学、王力的中国音韵学。这些大宗师中,他尤其得到陈寅恪、张荫麟两先生赏识,时常去他们府上请益。
        民国时代的西学,有一半是经由日本转口进来的,所以多有通晓日语的必要性,杨先生因而从钱稻孙学习日语。钱先生是钱玄同的侄子,生长于比利时和日本,通晓日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是从原文迻译但丁《神曲》、《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的大翻译家,但是因为抗战期间出任伪北京大学校长,从此湮没无闻,战后在北京闲居,一直活到1966年。
        杨先生上大学时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他是清华历次大会的召集人,然而他此后远离现实政治、勤奋于学术,这一选择与这一段经历有怎样的关系,如今已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他在大节上一直清醒,虽然1937年毕业后滞留北平,生计颇成问题,但还是拒绝钱稻孙的伪北大讲师聘书。钱稻孙误以为他是觉得职位不够高,便以副教授之席聘请,仍被婉拒,始作罢。
        杨先生没有工作,便经常去燕京大学读书。时哈佛大学助教授贾德纳在北京访学,周一良担任他的中文和日语助理。周一良将赴美,急需一人替代,杨先生因为钱稻孙和周一良二位先生的推荐,继周一良之任。贾德纳极其欣赏他,回到美国后,主动提出再雇他做助理,帮助办理他入哈佛读研究院,杨先生就这样半工半读到了美国。
        此后杨先生的学术道路堪称一帆风顺,他1946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在联合国短暂工作后,回哈佛担任助教授,从此在学术阶梯上拾级而上,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个华人终身教授。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的美国和现在完全不同,在1964年民权法案之前,种族歧视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今几乎连社区学院里都有不少华人教授,而那时华人当上教授是很不容易的。在哈佛大学更是如此,连赵元任、洪业四十年代回归哈佛,都没有得到终身职或者教授头衔。杨先生1958年升正教授,1965年成为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说“在五十年代中期,杨先生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汉学界‘第一流’而兼‘第一线’的学人。”这“第一流”、“第一线”的说法出自杨先生本人,大意差不多是一流学者并且在学术前沿的意思。
        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被认为是伯希和一流人物,这样的评价自然不是倖至,据刘子健回忆,杨先生每每工作到深夜,“四周都黑了,只有他那间屋子的灯光亮着。遥见他的人影,在架前桌前,忙个不停。”
        从胡适起,前辈与同代学人都公认杨先生的渊博。他在史学方法的起点是继承陈寅恪先生的因微见著,又因为有经济学的根基和陶希圣社会史的影响,擅长于融乾嘉考据、实证史学与社会科学为一体,在精密的训诂中呈示大的历史脉络或特征。部分由于兴趣的广博,部分因为在西方汉学界教学研究的需要,杨先生的学问更多是百科全书式的,他曾经想应胡适之邀回北大,在信中写道:“假如我能到北大来,教的东西您可以随便(点)制定,大约中国史,秦汉到宋,断代史都可以来,通史也可以勉强。专史则除了社会经济史之外,美术史、文化史、史学史等也可以凑合。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后不灵(得大预备),西洋史很糟,必要时可以教英国史。如果国文系能开一门《国语文法研究》颇想试教一下,指导学生的事情当然很高兴做。(东西洋学者之汉学研究也可算一门。)”
        然而,就在升正教授的那一年,杨先生突发抑郁症(据说诱因是服用大量降压药的副作用导致,详情不明),严重到入精神病院被捆绑并接受电击治疗。此后周期性发作,病一年,好两年,困扰他三十多年直至去世。抑郁症病因是很难确定的,杨先生性格开朗、待人温和,本不应至此,不知是否与他长年辛劳,精神压力累积有关?他原本是打算回国任教的,却因为时代原因,终究定居美国,留下母亲和部分子女在北京,四分之一世纪后才得相见。家国之思,毕竟是内心隐痛,虽然他自我宽慰:
        
        故国梅开几度花,余香惹梦到天涯。
        封侯拜相他人事,养得妻儿便算家。
        
        黄仁宇在《母亲》一文中说:“1965年的一天,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三
        我撰写有关瞿同祖先生的文章时,发现他和杨联陞先生有很深厚的交谊。瞿先生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多年,1955年面临项目裁撤时,杨先生为他提供了在哈佛任研究员的机会。他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和杨先生交往密切。由此我开始寻找有关杨先生的记述,首先看到的是周一良先生的文章。
        大约是由于有著名的“北洋三杰”龙虎狗,早期留学生也有“哈佛三杰”之说,一般是指陈寅恪、吴宓、汤用彤。有了这个典故,才有周一良先生写四十年代的“哈佛三杰”,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杨联陞。周一良先生本人年轻时极其优秀,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也深得胡适先生赏识,日语好到能在哈佛当上教日语的助教授。他四十年代后期回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最后因为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清华文科撤销,落脚在北大历史系。他早年治魏晋南北朝史,五十年代为了革命需要改行世界史,和吴于廑先生共同编写了《世界通史》,我们这代人最早读的外国史大多是这本书。他和杨先生结交于青年时代,文革后又来往颇多,相知很深,笔下翔实生动。比如杨先生婉拒伪北大教职时有言:“八毛钱一斤的酒我不喝,一块二的酒我也不喝。”当时讲师月薪80元、副教授120元,是相当丰厚的待遇。
        据周一良先生描述,杨先生谦和无争,虽在美国几十年,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中国旧时的读书人。似乎杨先生一直没有适应美国文化中高度自我表现,习惯言之凿凿、咄咄逼人的一面。费正清、孔飞力身为汉学界领袖人物,自不免如此。杨先生在日记中对他们也有所批评。他严守以史料为依据的分际,警惕对历史的过度理论化,曾经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往往富于想象力,“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 on the horizon)。此言出自傅斯年先生讽刺拉铁摩尔,傅斯年先生主张的,是民国时的实证史学传统。
        周一良先生和余英时先生都特别提到杨先生从无门户之见,又好结交朋友,在哈佛三十多年,尤其是身体健康时,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杨先生不愧是历史家,他留下了几十年的日记,还有许多本客人的留言册。从留言人的名单,几乎可以看见一部海外华裔文史学人简史。那些回去的,多半经历坎坷,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周一良先生的后半生,因为卷入文革风云而广为人知,既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知识分子曲折命运的一种写照。那些留下来的,大多在其治学领域卓然有成。然而那一代人的初心,是回到本国投身并延续自己的学术传统,而不是在其实位于象牙塔边缘的汉学界里,多少处于边缘人的状态。他们能够有安定的生活、良好的研究环境,已经是非常幸运,不过内心深处,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感觉。杨先生在荣升哈佛讲座教授时答余英时贺诗云:
        
        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
        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
        
        “古月”是指胡适,“寒梅”是指清华老校长梅贻琦,饮水思源之间,别有一份感慨。
        我对杨先生最感亲切的,是日记里记载三十多岁时经常通宵打麻将,还喜欢打桥牌,自创有杨氏牌经。我虽然不学无术到连杨先生的许多著作都没读过,在麻将和桥牌方面倒是有所继承,留学时经常通宵打麻将,进入21世纪在芝加哥也曾纠集一群麻友,自订李氏麻将规则;在桥牌方面,更曾经创办华人桥牌俱乐部,全盛时会员百余人。
        真正的惊喜,是发现杨先生竟然是我的高中校友,当然是近半个世纪前的老学长。杨先生在校时是师大附中国剧社的创办人和主力成员,擅长言派老生,唱了一辈子《武家坡》。他们六个少年京剧票友义结金兰,杨先生是老大、老六就是后来成为程派传人的赵荣琛先生。北京师大附中建校于1901年,据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公立中学,除了文革中改名“南新华街中学”的那些年,也一直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百余年校史上名人辈出,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钱学森,此外如张岱年、于光远、李德伦、于是之等,耳熟能详的名字不可胜数。我打开师大附中的网页,里面有“一百个附中人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关于赵荣琛生平的文章,文中有一处提到了杨莲生(联陞)。除此之外,这位哈佛大学第一个华人教授、在西方汉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似乎不曾出现在师大附中的校史记载里。
        杨先生终其一生,没有撂下他的京剧功夫,尤其是每到港台讲学,一有时间就和当地琴师合作清唱。老五曾世骏定居香港,是著名程派琴师票友,每次相聚,都要录音留念,持续二十多年,留下十卷大盘录音带。他们六兄弟一半留在国内、一半去到海外,杨先生屡屡提及要办一次重聚,却最终是一个不曾实现的愿望。那是连家人都长久隔绝的时代,杨先生数十载不辍,晚年退休后,每在自家地下室吊嗓唱做,除却对京剧的热爱,又何尝没有一份对老北平的怀念呢?
        文革后,赵荣琛先生应邀赴美传播京剧艺术,杨先生闻讯后写下一首七律:
        
        《怀师大附中诸友人》
        辛酉初夏闻赵荣琛将访美,因怀师大附中国剧团诸友人。
        
        卅年离别阅沉浮,门巷宣南记几秋。
        绿鬓弦歌犹入梦,白头哀乐已难收。
        也希物换开新运,且惜身衰忘杞忧。
        明月乡心同异处,团圞不说此生休。
        
        1981年秋,历尽劫波的赵荣琛和曾世骏一起到波士顿郊区阿灵顿镇看望杨先生,在一起好好唱了一回。在杨先生的留言册上,赵荣琛先生写道:
        “与莲生大哥阔别卅余载,今又海外重聚,畅叙往事,复欣聆嘉音,犹如梦境,惜乎即将天各一方,书此以志,更盼珍重,期待聚首于他日耳。小弟荣琛临别题书,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于波城莲生大哥寓所。”
         
        去年春天此时,我去波士顿曾路过阿灵顿,那是一个四万多人的安静小镇。那时我不知道,曾经有一位如此杰出的校友退休后在这里隐居、中风,久受病痛折磨后死去。
        我看着学长们的墨迹,想象着他们在半世纪后,从我也曾在少年时熟悉的校园到新英格兰苍翠的小镇,再次唱起《武家坡》里的薛平贵和王宝钏:
        
        少年子弟江湖老
        红粉佳人两鬓斑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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