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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号大院的天籁之音

发布: 2016-12-22 19:11 | 作者: 李大兴



        
        一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七号大院的住户从皇亲贵胄到贩夫走卒、从饱学鸿儒到几乎不识字的干部、从曾经的地下党潜伏特科到如假包换的国民党官员,什么人都有,恰好应了十年浩劫里革命小报上经常出现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然而五六岁的我自然谁是谁都分不清,唯一觉得跟别人都不一样的,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白毛外国老太太。她究竟是哪一国人,我听到过好几种说法;她多大年纪,好像谁都不大清楚,最终不了了之。貌似比较确实的是,她嫁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于是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但是若干年前她的先生去世了,从此她就独自一人住在这栋楼里。她没有子女,似乎也很少和邻居来往,我还清楚记得她微微驼着背,慢慢在院子里走路的样子。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深目高鼻的外国人,自然印象十分深刻。几十年以后,我在芝加哥街头看见一个老太太,一瞬间还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童年。这时我已经能够大约分别不同地区洋人的相貌,这位老太太应该来自东欧,很可能是波兰裔,芝加哥正好是波兰裔在美国最密集的地方。
        外国老太太好像说不了几句中国话,不仅相貌不同,穿着也不一样。大院里别人不分男女,大多穿蓝制服、蓝裤子、白衬衫,老太太却是小花布长裙、茄克衫。如今回想起来其实很朴素,当时却看着非常打眼。幸好她是外国人,也被认为是外国人,在外国人非常稀少的年代,中国人民是非常友好客气的。所以不管周围的世界怎么变化,老太太独往独来、我行我素,没有人干涉,她只是大院里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老太太住在一楼,天暖和家家开窗的季节,走过她的窗下,有时飘来轻轻的钢琴声。就那么几首曲子,老太太翻来覆去地弹。有两三个慢的、有一个快的,若干年后,我知道快的那个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夏天快要过去,天气开始凉下来的时候,楼前面开了一个叫什么“破四旧成果汇报、封资修批判大会”的集会,大院里的大人小孩儿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我从人缝里钻到最前面:有人在发言、有人在喊口号,两个青年把一摞摞唱片高举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看见外国老太太就站在不远的地方,两眼直直地看着那些摔碎的唱片。几天以后,她碰到母亲,平常她们遇见会彼此用英文寒暄客气几句,这次她有些激动,滔滔不绝对母亲说了半天。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并没有完全听懂老太太的话,只是大致明白她在生气,在反复说“怎么能这么把这些宝贝毁了呢!”
        似乎从那以后,老太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弹琴。时光进入1970年,大院的住户有一多半去了“五七”干校,变得冷冷清清,花木凋零。冬天雪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堆雪人,忽然听见钢琴声响起,我一下子就听呆了。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雪也很白,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琴声很慢,听上去很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哭。
        不久后,我搬家离开了七号大院。1972年到1973年,干校纷纷解散,离去的大人小孩们多半又回到北京。革命狂热消退后,生活又热闹起来,在地下传阅书籍、聚众听唱片都发生在那时。书经常有,唱片不常听到,因为没有几家人有唱机。即使听古典音乐唱片,也就是贝多芬的交响乐、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和肖邦的钢琴作品。
        
        二
        上世纪60年代末,北京街道和胡同墙上油漆得最多的标语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学生一毕业就去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大约八年。当时的规定是每一家不管有多少子女,可以留一个在身边,其他都要上山下乡,唯一的例外是去当兵或者考文工团。1970年代初,学唱歌、跳舞、朗诵的青少年骤增,大约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无书可读、无事可做,更不意味着他们突然就文艺起来了。一时风尚的背后,往往有实际的考量。早晨的公园里,吊嗓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由于兄弟众多,在远方我看不见诗,只看得见长大以后要去农村插队的命运。我从小喜欢唱歌,碰巧声音条件被认为不错,也就想往考文工团这条路上走。家兄曾经往这条路上试,却因为父亲尚未平反,政审通不过,虽然考上了改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一部分的中央音乐学院,最终没有被录取。不过他的出色成绩很鼓励我,而且在他求师过程中,我见识了喻宜萱、沈湘等名宿。
        从1974年到1977年,我虽然没有从师学习声乐,却经常旁听课和听唱片。虽然听的多半是卡鲁索、吉利、比约林等老一代歌唱家的单声道78转唱片或者开盘带,但偶尔也会听到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虽然从小就听说莫扎特的名字,少年时却对他的音乐一无所知,只会唱一段《费加罗的婚礼》:
        
        现在你再不要去做情郎,
        如今你论年纪也不算小。
        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当兵,
        再不要一天天谈爱情。
        再不要梳头油洒上香水,
        再不要满脑袋风流艳事。
        小夜曲写情书都要忘掉,
        红绒帽花围巾都扔掉。
        
        真正开始知道莫扎特是留学以后,也是莫扎特带我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1983年春,我搬到紧挨着学校山坡上的公寓,虽然只是一间10平米的小屋,却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那一年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到家,就会打开古典音乐调频台,不仅听音乐更听解说,富特文格勒、霍尔维茨、奥曼第、伯恩斯坦这些名字就是在那时开始熟悉的。那一年我爱上了莫扎特,从调频台录下来许多盘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莫扎特写了50多部交响乐、27部钢琴协奏曲,是海顿之后交响乐的开拓者,更是各种协奏曲的奠基人。
        第27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后一部协奏曲,写完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不过这部作品并不像后来的安魂曲,多少有一些关于死亡的预感。从少年时代的钢琴协奏曲开始,莫扎特的作品具有一种不属于尘世的纯粹。第27也是如此,只是作曲家不再年轻,在第二乐章里听到一种深深的沉郁。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沉郁吧,我格外喜欢第27。听老塞尔金的第27,那瘦削的风格我觉得尤其深邃。在某个夜晚,一曲听罢,出门望月在山头,树影黝黝,有宁静的感动。20多年后在拉文尼亚音乐节听过彼得·塞尔金演奏莫扎特,虽然没有乃父的苍凉,但其精致在当今一时无两。倒是我自己经过几许沧桑,再听莫扎特纯净的河流有点恍如隔世之感。
        上周末在朋友家聚会和一位青年声乐家聊天,说起音乐是最纯的一种形式,不需要借助文字或画笔,通过声波直达灵魂。比起当代音乐,古典音乐更纯,莫扎特又是古典音乐家里最纯净的。从第一次聆听,我就感受他与这个世界的距离。许多次听罢,在宁静感动之余,更觉得深受洗涤。昨夜在地下室听盖泽·安达演奏第20钢琴协奏曲,似乎还是不属于人世间的莫扎特才能带来安宁。从11岁时写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到临终绝唱《安魂曲》,莫扎特音乐的成长是从天使走向天国。他的音乐除歌剧外,与时空无关,与他的生活无关,毋宁说是上苍赐予这个纷纷扰扰世界的美好慰籍。
        在听了许多遍第27钢琴协奏曲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明白,小时候听外国老太太弹的就是第二乐章。她弹得很平淡,人到中年以后,才明白莫扎特的钢琴作品听上去波澜不惊、技巧上也似乎不太困难,其实很难弹出韵味。虽然童年的记忆未必可靠,但也说不准老太太是位高手呢。
        
        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传说北京有一种大院文化,承载者自然就是大院子弟了。其实“子弟”这种说法,是1949年以后的一种身份划分,比如工人子弟、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等等。大院是一种居住方式,由于每一个大机构,如部委、兵种和大学,自成一个小社会而形成。“大院子弟”是存在的,而且多少有一种连带感,然而由此引申出一种文化,则是可疑的。只能说一个大院有自己的命运与故事、真实与虚构,随着时光或者流逝或者流传。
        去年冬天,我回到阔别30多年的七号大院。它依然在那里,陈旧不堪,与周围的繁华恰成对比,看上去不真实得好像一个电影城布景。也许这才是七号大院的真实:它是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后城市里的虚构、是许多记忆的集合、是逝去风景的梦幻般重现。1990年代初,《天堂电影院》的主人公白发苍苍回到童年,令人感动流泪。如今我有同样经历时,却已和他一样,微笑着沉默。
        母亲80多岁的时候,喜欢在电话里回顾往事。她的记忆力非常好,能说出许多人、许多事的细节,虽然绝大多数我无法确认准确性。在母亲的经历里,外国老太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事实上外国老太太一直离群索居,可能对所有人来说都微不足道。母亲告诉我,她是为数不多的能进老太太家的邻居之一。
        家很干净,空空荡荡,引人注目的是一台立式钢琴、一部唱机和一书架唱片。
        据母亲讲,外国老太太是二战前在维也纳嫁给中国留学生,然后跟着先生到北京的。她的故乡并不是维也纳,她去那里是学音乐。母亲又说到底她先生后来是病死,还是被抓起来,其实是个不解之谜。幸好她本人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上级说了要注意国际影响,所以大院里面的人对他都很客气。听说老太太的家里人在二战中都死光了,所以她在丈夫去世以后没有离开中国。“她还是很小心的,听她对门邻居说,总是很小声地放唱片”。
        当我走到老太太住的单元门外时,我还能找到近半个世纪前听到她琴声的位置。是的,如果她是小声放唱片,再关上窗户,从外面是听不见的。也许老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
        我站在单元门外,早已忘却的一幕忽然呈现在眼前:年份无法确定,季节也是模糊的:阳光下,几个男人从外国老太太家把钢琴搬出来运走,一阵风吹来,吹落了覆盖在钢琴顶上的一块白布。琴与人就这样不见了,至于那些唱片,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流落去了哪里。
        芝加哥的西郊,有一个多次当选美国最宜居的小城,那里有许多华人住在树小墙新的大房子里,我却在夏日下午,按着广告的指示,抵达了小城中心一栋年久失修的平房。开门的是位衣衫不整的金发女郎,屋里窗帘紧闭、灯光幽暗,坐着一个光着膀子、睡眼惺忪的小伙子。女孩听说我是来看唱片的,就很友好,小伙子一直不大清醒地瞪着我。我看到几十个装满唱片的纸盒子,堆在带屋檐的走廊里。“能告诉我是些什么样的唱片吗?”“我也不大清楚,”女孩儿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答:“是我奶奶留下来的,我们根本不听,也不需要它们”。
        我单膝跪在地上一张一张翻过去,翻了四个小时,选出两百多张。女孩开价一块钱一张,一百张以上就减到五毛钱一张。她收了我一百二十块现金,欢天喜地地对小伙子说“卖出去好多张呢!”小伙子用鼻音“嗯”了一声。
        
        四
        我从女孩手里用白菜价买来的唱片中有一张克拉拉·哈斯基尔弹的《第27钢琴协奏曲》。卓别林曾经说,他平生只见过三个天才,爱因斯坦、丘吉尔和少女哈斯基尔,但是克拉拉在20多岁时因为多病和羞涩的性格,钢琴生涯倍受挫折,后来又因为纳粹避居瑞士,有一段时间连生计都相当困难。她到战后年过半百时才成为以演绎莫扎特著称的钢琴家,却在65岁事业处于顶峰时不幸摔伤猝死。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音乐家历经战乱,生活并不容易。那时没有这么多音乐比赛,即使成名,也不是明星,报酬并不丰厚。不过部分也因为如此,那时代的音乐家也许有更纯粹的音乐追求,就像哈斯基尔的琴声那样纯净透明。
        听着哈斯基尔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是2016年12月5日,莫扎特去世225周年忌日。即便不熟悉莫扎特生平的人,不少也看过1984年获奥斯卡奖的电影《莫扎特传》。不满36岁就去世的莫扎特一生辛劳,身后尸骨不知所终,连死因都众说纷纭。电影《莫扎特传》的故事应该是继承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莫扎特与萨雷里》,据史上那个著名的传说,曾经有一个黑衣人深夜造访莫扎特催索《安魂曲》,莫扎特写罢力尽而亡。电影里这个黑衣人是萨雷里装扮的。
        这部影片甫一面世就引起争议:一方面由于莫扎特是被萨雷里害死的这样一种阴谋论,另一方面是因为电影里的莫扎特傲慢无礼、肆无忌惮。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普遍对古典音乐心怀尊敬,对关于莫扎特的耸人听闻故事和夸张刻画多有批评。不过电影拍得很好,得奖也是实至名归。此后30年里,历史的解构与重建或者杜撰有很多进展。最新的莫扎特研究认为,他收入很高,但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所以中年穷困潦倒。人们对故事和八卦的关注总是超过音乐本身,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其实,把漫漫岁月浓缩成故事或八卦,未必能表达一个人的生平。演奏与作曲如同写作一样,是用去生命大部分时间的孤独之旅。日常周而复始,太阳底下无新事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所谓命运与时代,是那些改变人生、无可抗拒之力的名相。故事的动人,从来不在奇诡,更多在于个人与时光与命运之间的张力。尽管大多数是徒劳,没有多少可以改变;尽管故事更多被湮没,而不是流传;总有一些人我们埋藏在心底不会忘怀,总有一些东西我们历经沧桑依然相信:比如纯净、比如永恒、比如莫扎特的音乐。
        我似乎终于明白外国老太太当年弹的是什么了。轻轻刷干净,用拇指和中指小心托起,以一种仪式感播放黑胶唱片。是肯普夫弹的钢琴奏鸣曲K331,最后一段就是那著名的土耳其进行曲。其实前面尤其优美,在冬夜里令人想起春天溪水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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