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书藏
发布: 2017-5-25 18:02 | 作者: 谢凌洁
曾经有一回，站在宽敞的展厅，我有所迷惑苍茫，心里问自己：这些昂贵而瑰丽的手稿都来自哪里？它们只是本国的珍藏吗？还是旧陆一些国家选出的抄本。这些氤氲着僧侣气息的古籍，以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过分了。它们于各个书馆的珍藏，一如米开朗觉罗的画于梵蒂冈。而这个城堡般的展厅，一个被誉为印刷文明 的活字铸造印刷工厂、印刷文明的诞生地，续了古城堡遗志的普朗坦它，正是古藤保的帮凶、遏止手抄时代的祸首。然而今，它们在这里会合，怀着各自的高贵骄傲和矜持。说起来，曾经若不是古藤保和普朗坦的出现，迷人的手抄和装帧艺术就不会被如火如荼的印刷文明取代。如今，普朗坦图书博物馆的手稿馆藏有近千部之多。最古老经典的手艺、上好的羊皮纸、尊贵华丽的装帧，无所不有。事实上，这里不仅藏有中世纪期间印刷的、各语种的千余种图书，甚至还珍藏着古藤保或其助手以他本人铸造的铅字印刷的三卷36行《圣经》，以及菲利普二世支助出版的八卷含希伯来、拉丁语等五个语种的《圣经》——该经卷的篇幅破了十六世纪的记录。如今，那些曾经取代手工的机器、古老的印刷机还在，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机器，有的还可照常运转。而印刷车间的铅字库、活字盘更是赫然在目，甚至法国钳子设计师制作的成套字模。如今，印刷作坊中还保留着十六。十七世纪用于活字铸造、印刷、校对等各种劳作的原貌曾经，我一再在这些铅字的铸造和储藏室逗留，铸造间曾经熔浆成字的高温灶房，以及那些以编织箩筐装载、堆叠的棱角分明的黑漆漆的铅字颗粒，让人肃然，一个写字人，冷不防地，就站在了这里——印刷文明的源头，真是恍如隔世。
古藤保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里程碑，它的产生为文艺复兴的发展推波助澜，但也有人说，印刷文明对手抄时代的取代，是古典主义曾经难以接受的失陷。文字的演变和印刷，从最初的泥塑、蒲草、木刻到活字印刷，传奇频生，这个过程让人明白，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它的功能需要通过文字来实现，而思想的结晶、书籍的孕育产生，更因为思想的启蒙乃至不朽性质而倍显珍贵，从而使得书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颜如玉”，也许正源于此。
多年后，当我一再出现在各国图书馆，荒僻的修道院或皇宫一样的藏书楼，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诸国大公、贵族，无不在建造书馆这件事上苦心孤诣？他们不惜重金聘请建筑业大师来设计圣堂宫殿般辉煌的建筑以作藏书之用。
前不久读到人类最早落成的图书馆，那是在埃及的以佛所。建筑建于公元113或114年，落成大约在135年。曾经，存有12000个卷轴的图书馆，在沙砾尘土中掩埋了近2000年，在20世纪初期被考古学家挖出的遗骸，远比古希腊神庙还有辉煌磅礴。而今，这个曾经的宫城，除了地基下掩埋的几个先贤，里外已空空如也，然而，游客一如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他们不远万里、顶着沙尘烈日来，在沙漠的枯竭和高温的蒸腾中，肃然而立。
图书馆是什么地方？是建筑物？连地楼阁？朝圣地？那么书是什么？是印刷文明的无声呼啸与嘶鸣？是文字的汇集纸张的缝合、失声的陈述？思想的风暴？灵魂的不朽和永生？
我显然不想给书下定义。倒是记起，那年圣诞，我逗留在牛津大学图书藏馆之间的地下书城迷宫，想起那句话：此刻，我不需要上帝，我只渴慕知识。
从张爱玲的“闺房絮叨”说起
中国当代文学有两个人物，至今一直被中国读者乃至作家视为永垂不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张爱玲。鲁迅从散文、随笔、杂文到小说，独树一帜，世人共睹。张爱玲呢——我知道，在中国读者群甚且文坛、学术界，张迷可谓浩浩荡荡，他们对张的崇拜之情到了无以伦比的程度，这种现象在西方似乎难以遇见。英有尤为自我神秘的伍尔夫，法有刚朗风情的地母乔治•桑，她们除了于文学的贡献，远没招致如此恒久的膜拜现象。随着时间越加发现，张氏现象是源自行内甚且居于文艺主张之外的，这种发现坡有点不可思议。二十世纪后期到新世纪初，从批评界的众多张迷研究者及至作家、读者，不少给我这样的印象：男性痴其幽微诡异、“浑身的雌性气息”，女性仰其不可一世的冷傲，迷其细密琐碎的、娓娓而道的女人家常和是非，我把这种饶有趣味、淋漓尽致的“讲是非”称为“张氏的闺房絮叨”。从《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到《金锁记》、《十八春》《小团圆》，张爱玲的“闺房絮叨”真是万分迷人，尤其是，她把国人勾心斗角的算计、世态的炎凉、男人对女人的深情或薄情、女人们之间的嫉妒刻薄和猜忌描写到了极致，真是才情超凡。她似乎自始至终被炎凉的世态所困，并浸染在一种遗世孤独的冷傲、刻薄且隐秘的才情里，颇具诡异和幽微之光。她的这种光芒被无数倍地放大，而后成为才子心仪的镜中人、佳人效仿的闺中秀。君不见，一部《倾城自恋》使得多少人明白感情博弈终获得真心相见的哲理，而《红玫瑰与白玫瑰》无疑是献给男人的婚恋指南：……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玫瑰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玫瑰就成了衬衣上的一颗纽扣，而红玫瑰却是心头的一颗朱砂痣……与其说张是藏匿男人心腹的透视镜，不如说，她是男人精神的诊疗师，甚且，说白了，她就是男人心头的那颗朱砂痣，艳红似焰， 炽热如火。又加上，世纪末一部《红尘滚滚》，看得人直后悔没作上那个打着油纸伞、被黄包车拉着、一路心旌荡漾地前往张府深闺探望孤星的才俊。张是令男人喜爱的。她的可爱之处尤在此处：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送给胡兰成照片上写的这句话，多少让仰望张的男人觉得高不可攀的爱玲小姐天生有种给男人优越感的自谦和体恤，这着实让人获得慰藉的。说到张对女人的影响，似乎也不比男人小，纵观跨了世纪的几十年，斑斓煞是惹眼，甚且不少女作家的穿衣打扮神貌雕琢都以张氏为典范。有那么一两年，我也被张迷惑过，但这种迷惑和文学之外无关，实话说，中国文学我读得不多，她的作品于我更是寥寥，最初因许鞍华拍的《半生缘》而看了《十八春》，后来看了《金锁记》。对《金锁记》的注目，是在我“最为充分”地体验“世态炎凉”的几年，她道出了种种我对世态的体察而有所同感，她的细碎幽微加深了我体察自身处境的悲凉感。然而，很快心里便有了抗拒：不！我不想看到这些，世道里不止这些，我要看到光!逐渐地，我晓悟到那种于世态炎凉勾心斗角中的驾轻就熟于我和众多读者是种残酷的训导，而那种讲述人际之间“小心思”的绵密、精道又是那样地让我排斥，往细里想，她的不少描述和语调，传递的是些令我排斥的“化学物质”般的东西。总之，我无法说清那些东西是些什么，但总体直觉必然是这样：读她的文字难以获得较高的启迪和升华感。以致在最初写作的几年，好多次，我总问自己：文学就是这样的吗？文学就是讲述人和人之间这样的“关系”吗？
我接触文学极晚，那是我参加工作的次年，是一篇叫《麦琪的礼物》的外国小说。亨利这篇诠释爱的小说，极其温馨美好，读得我心腹柔软满怀感动。她让我一个处于对爱充满渴望和期待年华的女性看到一个光华灼灼的两性世界，这种感触和满心荡漾，使得我头一次拿起笔和稿纸开始写小说。格子信笺写了好长，最终却不成稿，因为觉得有模仿的痕迹，最终是放弃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短篇小说所呈现的人性美好在我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也许，那是文学于我的雏形。
十年后，我从银行辞职，藏匿在事先准备的郊外寓所，截掉电话乃至一切联系工具，在这里开荒种菜，并开始半年的读书生活。那时，接触文学不久，还处在写副刊豆腐块的时期。也许，正是居于对《麦琪礼物》的美好记忆——也有可能对华语文学所知不多，我倾尽所有地寻找和购买外国文学，可谓如饥似渴。《约翰•克里斯朵夫》、《追忆似水年华》、《安娜卡列尼娜》、《简•爱》、《大卫•科波菲尔》、《唐吉诃德》等等，这些读本，读得胸腔里波涛汹涌、浩气荡然，当中不少人物感动或震撼我，还有，那百科式的知识、斑斓丰富的人文滋养我，让我在一种崇高尊贵的氛围里获得荡涤和升华。尤其《追忆似水年华》令我倍感温馨美好，她向我展示辽远壮阔中的一种完全迥异的生活情调和情感关系，带着法国南方田园色彩和阳光花香的味道。这种呈示告诉我：作为生活，这是我向往的生活场景，作为文学，这是我崇尚的文学形式。
当然，文学在形式上可以说是民族史的再现，也可以说是个体的私己的记忆，因而，把小说文本这样进行对比也不可取，然，明知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亲近方向上有所偏好，而这些偏好，往往是固执的，甚至是反叛的。也许，正是出于对自己私下判断的甄别和检验，那年离国时，在行李受限的情况下，在所带不多的书籍里，我还是专门带了张的两本书，一本散文集，一本小说集。好，书是带来了，可就是怪，哪怕在就仅有的几本汉语书籍的情况下，张的书就是读不下去了，哪怕强迫自己也读不下去了，哪怕曾经打心里喜欢的张的散文，也怎么也强迫不得了。难以接受的原因，首先是，那种备受推崇的短句所流泻的细微琐碎，依然传递给我“闺房里话是非”的不妙，而那种“能把人看出满身洞眼”的刻薄和算计，以及“女人家的绵密的小心思”，我莫名谨慎甚至强烈排斥了。
不知这是否因为强劲直接的欧洲叙述把古典神秘的东方气息席卷得空荡，还是，对比之下潜意识里的取舍而致，抑或是，我对她的期待不曾出现，总之，为刻在中国文学丰碑上的张，我是走不近了。
随着时间和生活的深入，后来的一些年里，我常生疑问：张爱玲是在她中年时——大概是40岁出头——到美国的，对于作家的创作时段而言，中年是极为珍贵的阶段——西方作家大多在50岁以后成名，从东方到西方，文化差异的冲击、视野的拉开和辽阔，按理说，才情如此丰沛非凡的她，应该如鱼得水才对，我甚至认为她应该比在中国时更加敏锐并佳作频出，然而，众所周知，至今，张的文库遗存，几乎找不到她在美国留下的任何篇章，她到美国去的后四十年里，除了翻译自己和他人的小说，几乎没任何遗留。这个现象曾一度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张爱玲到了西方就缄默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那仅仅是张学研究者所言的她“在美国生活经济窘困”之故，我确信爱情对创作状态和灵感的辅助，但不相信和胡兰成诀别之后，她“从此将萎谢了”。我更多地认为，是异域文化和语境的更改，让她曾经依赖的叙述在一个迥然的环境难以展开，她所在居住国的语言，那种甩着八节棍迎面而来的、叭啦叭啦毫无阻梗而通透畅快的美式英语，去掉了她固有语种的迟疑琐碎，呈扇面状地扑打一切，袭击一切，裹挟一切，我不知道，是异域强不可挡的语言席卷了张来自亚洲东南城市弄堂里的潮润幽微，还是美式毫不讲究顿挫的粗鲁、毫无神秘感的通透挫伤了她半生里依赖的、神秘而古典的东方叙述，在一个语言长驱直入式的国度，她“低到尘埃里去”并赖于凝望下弦月的东方情调突然地失去了栖身地，而美利坚的“空荡荡”，是否也让她找不到附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