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发布: 2017-5-11 17:53 | 作者: 陈永和
二
妈妈离世有八九年了吧。
具体是哪年哪日,我不记清了,模糊的印象是十月上旬,一个阳光绚丽的清晨。
有时候,听朋友叨念出一大串数字----电话号码,谁谁生日,谁谁忌日,我总充满敬意。我记不住许多事,包括朋友老公和自己的生日,出门该带的东西。最可笑的是,有几次,赶到机场,才发现把飞机起飞的时间或地点弄错了。
人的脑袋很可笑。记住或记不住什么全非逻辑。脑袋,长在你头上,你却不知道它会挑什么记。譬如章太炎记忆力超群,满腹经纶滔滔不绝,但他就记不住回家的路,天天走还会走错。有人记数字卓越,有人对色彩敏感……往往一种事不花气力就记住了,另一种事,花了大气力也记不住,与生俱来,由不得你选择。
所以看到仅凭记不住生日,就断言老公不重视自己的妻子,我总替她们难过。
她们把情感浓度与记忆当作树枝树干,没道理地连在一起。她们不知道,一种男人,不花力气就把妻子生日记住了;另一种男人,花大力气也记不住妻子生日。
过去当学生,我羡慕同学记忆力好,过目不忘。可现在,虽然常常出错,我倒庆幸自己的健忘了。不花气力就记住笔记对考试固然有益,但这种人,往往花大气力也忘不掉某人说的一二句话。脑袋经常把不该记住的事情也记住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一个朋友,年过四十依然记得五六岁时家人说她的一句话,充满怨气。我写道:话还活着,就等于没有被消化掉，像一根肉骨头,卡在肠胃里,看不见,掏不出,消化不掉,就这么一直卡了几十年。什么东西通过那里,就卡住一下,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卡住还是卡住,有时候,甚至会有东西滞留在上面,久而久之,就长菌发霉,发臭腐烂了。所以朋友说话常常带菌带霉,发臭腐烂,像放毒。肠胃好的人一听就皱眉头,知道这话不对了。
忘却是难得的天赋与财富。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提到快乐的否定特征。他说真正的幸福生活，仅仅意味着少一点不幸的生活----即过一种坚忍的生活。生活赋予我们的，并非让我们去享乐，而是要我们去搏斗----去战胜厄运。
有关幸福,忘记仇恨比记住快乐重要的多。夫妻之间父辈子辈朋友之间,能做到忘却就是大彻大悟。忘却是最高层次的宽容。人生几十年,需要忘却的事比需要记住的事多太多了。
我把健忘当作妈妈给我的礼物。虽然她一定不情愿,也毫无觉察。我用健忘换来了遇事的安宁与心平气和。几十年,就凭这份健忘,渡过了一个又一个艰辛，欣喜,健康如初。
所以我从不为记不住妈妈的忌日内疚。而且我知道,不必为妈妈刻意记住什么。好多次,那时我已经在国外生活多年了,约定打电话,都忘了。
每星期一次的通话是大事,妈妈会长时间守在电话边,担心,或许一晚上睡不稳,但她从不抱怨,等到通上话,第一句总是叫我的小名,问，你都好吗?
上大学时家里没电话,我晚上出门妈妈总不放心,再三交代我要早点回家。我当她唠叨,一出门就随随便便把她忘了，十一点回家是常有的事。我没有一次为了让她安心而提早回去。有段时间,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半年多吧,差不多天天晚上出门,有时过了午夜才回家。她总在等我,给我开门,从不给我脸色看。
我那时真以为世界上的母亲都跟她一样,像海水,像阳光,永远包容,永远普照,像大地永远让儿女有一块立足之地。
于是,总没让我觉得亏欠她。我放肆地利用了她的不抱怨而心安理得。自懂事开始, 我不需要用讨好来吸引她的注意。我没为她做过任何牺牲,总把自己摆在她之上，想跟谁好就跟谁好,想离开就离开,想出国就出国。她永远跟在后面看我的背影,看着我跌跌撞撞往前走,从不伸手拦我,连一个眼神也没有,永远让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正因此(当然还有其他),我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妈妈――类似空气,不可缺少却可忽略存在。
她活着。活到我们兄妹全都长大成人,连最小的我也已经过了四十。活到她走时我几乎没有悲伤。用了十多年时间,她把我缓慢地,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带到她的死亡面前。让我可以直视她的死,全无恐惧。
她没得什么病就寿终正寝了。
该在的时候好好的在;该走的时候走好好的走。
她让我知道,活是一种什么东西,死法跟活法同等甚至更重要。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三
妈妈活在二十世纪。那个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像海,漂在上面的每一个人脚踏不到地,所有人随波逐流,浮上浮下。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或许根本就看不到明天。活,变成一件千辛万苦,不知所措的事。
可是无论怎样变故,都没有使妈妈惊慌过。
妈妈一生有过四次大变故。
第一次变故是从龙华富贵跌到战乱贫瘠。抗战期间,妈妈离开省城的官邸宅院,随爸爸工作的教育厅迁至偏僻山城的永安县。在简陋的民舍,妈妈生下大哥二哥。从小佣人前呼后拥娇生惯养的她,不得不一切自己动手,白天工作,夜间挑着油灯洗衣做饭。
第二次是爸爸得病。1945年抗战结束,全家从永安搬回福州文儒坊63号宅院。爸爸得了肺结核病。肺结核当年是死症,爸爸离职在家养病。
妈妈并不慌乱。她知道要是爸爸整天一个人发呆,病反而会加重，于是唤亲呼友,家里宾客不断。爸爸混在亲友中,吹啦弹唱,玩起济公。宅院里天天热气腾腾,一派莺歌燕舞。家里开销徒增,妈妈工资不够用,就把外婆留下来的首饰典当掉。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二年,爸爸的病果然好转了。
第三次是1951年三反五反。妈妈当时是师院出纳,爸爸是校长秘书。两个人天经地义被认定贪污犯罪(据说只要爸爸盖章,妈妈就可以取钱),一起被关进学院,日夜经受打虎队围攻，一个多月后才得以返家。
最后一次是文革。这一次打击最狠最漫长。爸爸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工资扣发。妈妈又一次变卖首饰补贴家用。家变得凋零四碎。爸爸和大哥被关进学习班,二哥三哥上山下乡, 妈妈下放农村,家里就剩下我跟爷爷。五十多岁的妈妈平生第一次干起农活。我去看过她,住在乡村土楼,没有窗户的木板房,吃妇女耕山队食堂的饭,每天三餐盐水煮菜或盐水煮海带。
但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就是她不在眼前的日子,也从来没让我觉得少了什么。好像有她,世界上就什么也不少了的样子。
妈妈最了不起的是永远不提过去与外界。她像一扇门,把所有的历史和现在挡在门外,不让它们走进家来。家内,渗透着的,就像她脸上的神情,一盏蒙着绿色灯罩透出来的灯光,柔和安宁,静谧祥和。
我现在知道了,那种走到心里的宁静,绝非妈妈一生一世修炼而成。她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流淌着某种恒古的东西。就像一条河,弯弯曲曲冲洗过黄土高原,九曲十弯,经过几十几百年的洗刷,几百几千支流中的一支,从远古流进妈妈心田,肥沃着那里的每一寸土壤。
那寸土壤也肥沃了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他们像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里的老头子与老太太。夫唱妇随,老头子永远正确。
1949年解放后,父亲每月工资130多元,但除了交大哥学费,一般家用就靠妈妈一个月72元的工资。父亲的钱差不多只够他自己花。但妈妈不说父亲。她不是忍。忍是火山，也不是宽容，她就是对父亲没有要求。
一切自自然然,好像这个家就该归妈妈守,爸爸可以像一只轻松的候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两个人从来不吵嘴,连脸红也没有过。
家里需要钱时,妈妈就去借。小时候妈妈常常带着我去院部一个教授家。晚上。进了门就坐在客厅里。师母头发盘在脑后,脸很好看,善良。教授戴眼睛,拿一个拐杖。妈妈经常去借钱,拿到工资后归还,下个月再借。
妈妈记得的,都是爸爸对我们的关爱对她的好。比如:爸爸在我出生前说, 如果是男孩就不办满月酒,如果是女孩,就办。
再比如:1960年妈妈得了肝炎,需要吃糖。只要有了点糖,爸爸都会特地从城里坐个把小时公交车拿回来给她吃。
她无数次对我念叨这类小事。
于是我知道,妈妈有这样一双眼睛：所有爸爸的不好都被过滤掉,留下的全是金子,永远在妈妈头脑里发光。
父亲去世,从火葬场回家的那天下午,我和妈妈并排躺在床上。妈妈没有哭,脸上很平静,既不沉重也没有悲哀。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有想。我那时只是觉得,原来也可以这样,人也可以不因为亲人的走而落泪。这,给了我奇怪的宁静与安慰。好像爸爸走与没走一样,一切都不会改变。
你从不怀疑爸爸吗?我问妈妈。1953年,爸爸从师院调到闽剧团当编剧。离家远了,他一星期就回家一天。有段时间,许多人风传爸爸跟一著名女演员有瓜葛。
妈妈神情惊讶,似乎我的想法海上琼楼。她居然从未怀疑过爸爸!我吃惊了。不懂她哪来的这种自信与安全感。一想,当然是爸爸给她的。或许爸爸并不知道自己给了妈妈什么。但的确给了。缘由于爱。由爱而体悟的被给。
这当然是奇迹。对人能有这样的默契与信任。
我就是这种奇迹的产物。想到这,我真有一种想跪下的冲动。
但平日, 你来我往, 生日来生日去,妈妈从不热心。跟所有人,她也都不亲密到粘粘糊糊的地步。除了春节拜年,她几乎不串门。细想过去,妈妈对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她的爱,不张狂,不显山露水,即对儿女,她也不强加于人。而她,没有恨。她不计较得失。小舅妈悄悄把63号宅院妈妈住过的厢房卖掉时,妈妈不亢不卑,一辈子就当不知道似的一声不吭。
她不贪。什么都不贪。男人金钱地位名誉,什么都诱惑不了她。她守住她有的那一份。无论丈夫儿女,守不住了也就毅然放弃。该丢的丢,该弃的弃。自尊大气。她对自己的一生非常满足。她是你无法诱惑,最强大的那种人。
所有这一切,我想都是外公外婆跟63号宅院给她的。
从大家闺秀到贤妻良母。
现在这样的女子大约已经没有了。出自旧式大家庭,为延续旧式大家庭培育出来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