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小说外，奥威尔也为报刊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不乏堪称知识分子典范的文字，如写于1945年的《为P.G.沃德豪斯辩护》。
沃德豪斯是一位英国作家，德军1940年初夏穿越比利时，顺便把他掳走了。他曾长期在德军监视下居住，“从他后来发表的声明看，好像德国人对他还不错，附近的德国军官时常‘到他家里洗个澡或者开个舞会’。”随后，他应德国人之邀，公开发表了一些符合德国人期望的言论，但并不过分。不管怎么说，在伦敦上空一度布满德军飞机之后，群情激昂的英国人，难免依照某种战时的阔略化手段，把沃德豪斯说成“卖国贼”。按说这没什么问题，战争年代嘛，人们总有特别多的仇恨需要宣泄，特别多的危机需要转嫁，特别多的正义需要声张，对有些人，恐怕还有特别多的利益需要攫取，而人们能够在大脑里调用的理性资源，通常又特别稀少。显然，一个看上去符合仇恨标准的人，如沃德豪斯，就能同时满足上述需求。
奥威尔从来不是一个对纳粹德国有好感的人（他曾念念不忘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但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一个任何时候拒绝将大脑出租给形势的人，一个任何时候都不愿放弃独立思考的人。他不为汹涌舆情所动，认真研读、分析了沃德豪斯的言论，尤其侧重于结合时代背景和沃德豪斯个人的心理特征（奥威尔少年时代即读过沃德豪斯，共计读过这位作者三分之二的书，不少于30种），得出了相反意见。在这篇文章里，奥威尔以特有的冷静、从容，辅以扎实细密的案头工作，替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同行进行英勇的辩护。他认为沃德豪斯只是一个糊涂虫，他出语谨慎地写道：
假如我对沃德豪斯心理的分析是对的，那么，认为他在1941年有意资助纳粹宣传机器的说法就站不住脚，甚至是荒唐的。他可能是因为想提前出狱而上了当，但是他不可能明白自己的做法会对英国的利益造成损害。
不用说，这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意见。公然与一边倒的鼎沸舆论作对，那是任何一个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文人学士都不愿干的傻事，奥威尔却这么做了。与埃兹拉·庞德等名头更响的“卖国贼”相比，沃德豪斯只是个小人物，唯其如此，奥威尔的声音就更加独特。
事实上，奥威尔并非在一个注定会引来大量关注的话题上“反弹琵琶”，他深入民主的细节，像一位正在做脑外科手术的大夫那样进行写作，他要求自己在细微之处捍卫人的权利，他不允许个人权利被某种正义的宏大声浪所涡卷、吞没。——不过，幸亏他生在英国，若在某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他这种态度即使逃脱官方惩处，也会淹没在民众的唾沫中。民众的正义感往往取决于一个标签，只要自认属于爱国者阵营，他们并不介意把任何与自己意见相左者往死里打。毕竟，“于细微处见精神”是一种精细活计，普通人对此难免不耐烦。
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里，奥威尔针对英军用铁链锁住德军战俘一事，再次勇敢地发表了异议（可惜，那封信未获登载）。英军虐待德军战俘，原本事出有因，是德军虐待英军战俘在先。但奥威尔再次着眼于细微，他提醒国人留意“民主和法西斯之间深刻的道德差异”，正告英国人竭力避免任何“与敌人同流合污”的行为，他写道：“假如我们总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来行事，定会使人们慢慢忘记这些差别。”
伟大的知识分子往往共有某种正义基因和行为操守，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自己的国家被德国人占领之后，曾在1943年的《自由杂志》上发表过几封《致德国友人的信》，内云：
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正在为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而这种细微思想对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为这务虚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这是将牺牲精神与神秘主义、将力量与暴力、将能力与残忍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我们为这种特别细微的思想而战斗，因为这是将真与假、将我们希望的人与你们所崇敬的怯懦的神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
四
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每一位自以为重要或不甘寂寞、好出风头的知识分子，都会热衷于展开宏大叙事的笔墨，或参与若干群体签名类事件，或加入游行队伍并力争走在队伍最前面（罗素、杜威、萨特等人均乐此不疲），而如奥威尔、加缪等凤毛麟角的精英，则选择默守书斋，专注于那些弥足珍贵的“细微思想”。他们的声音在当时总是不那么响亮，时过境迁后，则会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
或可顺笔提及知识分子的三种依赖路径：较常见且极易令人不屑者，是依附政府或权贵，这号人物距“社会良心”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最远。第二种路径是刻意当反对派，其中又可粗分两种，一种是伪反对派，他们只是由于自身所属派别暂时处于在野状态才成为反对派，一旦拥有权力，也可能立马与不权者交叉换位；另一种是不党不派，专以批评、监督政府为己任。后一种人物中可能诞生优秀知识分子，但如果他的反对态度过于“蓄意”，也会损伤其言论品质，并最终把他还原为凡俗之辈。第三种路径则以取悦大众并以民众代言人自居，由于他们持续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当他们确实这么做时，或者，当他们得到民众认可时，就可能名动天下。尽管，准确地说，他们更像道德英雄而非知识英雄，或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在《何谓欧洲知识分子》一书中形容的，只是些擅长调动民众情绪的“多愁善感的人”。
第一种人是帮闲或帮凶，第二种人由于总是将张扬自身的风骨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似乎客观、理性的表达反而变得次要，所以，到底把他们看成思想勇士还是极度自恋者，还得因人而异，分别对待。第三种人实为媚俗者。至于奥威尔和加缪，则在此三者之外，他们是更加纯粹的知识分子，在世俗层面也最易遭致误认。他们除了真理、正义别无他求，我们在其言辞中很少看到姿态性的东西，他们不会为对抗而对抗，为反对而反对。无论奥威尔对沃德豪斯的辩护、对英军虐待德军战俘的批评，还是加缪对“细微思想”的强调，都很难在一种群情激昂的环境下脱颖而出，他们的声音总是更容易被淹没，他们必须耐心等待人们觉醒，他们最大的奖掖往往来自内心的确认。
奥威尔失之简单且政治先行的文章也为数不少，读者并非都能认同。写极权体制是一回事，将文章弄成另一种“政治挂帅”，又是一回事。约翰逊博士说过：在作家活着时，人们用他最差的作品来评价他，当他死去，则以他最好的作品来评价。偏颇中自有公道。小见以为，最能展示奥威尔知识分子品质的文章，是他写于1946年的那篇《政治与英语》。在这篇字字珠玑、浓缩了大量思辨精华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他将思想与语言的因果关系，言简意赅的表述为：“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所以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
奥威尔首先向当代政治语言问责，他表示：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讲演与政治写作多半都是在为不可辩护的东西做辩护。对英国继续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俄罗斯的大清洗和大驱逐、在日本扔原子弹这类事情，的确可以辩护，但是，辩护所用的论据，必定是极端残忍，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无法面对的，并且是跟政党所宣示的目的不相符合的。所以，政治语言不得不主要由委婉式、祈求问题式和纯属云山雾罩式的说法组成。
他对人们偏爱的某类大词的分析，也极益心智，“像‘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正义’这样的词，都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各种含义相互并不相容。比如‘民主’一词，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各方面也反对给它下一个公认的定义。大家普遍感觉到，如果我们说某个国家是‘民主的’，那就是在夸它；因此，为各种政体辩护的人，都宣称那个政体是民主政体，他们担心，一旦‘民主’一词的含义被确定下来，自己就不能再使用这个词了。”“政治语言的目的，”奥威尔继续写道，“是为了使谎言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使谋杀变得更值得尊敬，让空话显得更有分量，这一点，对于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所有政党来说，都是适用的，只不过各自的程度稍有不同而已。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这种状况，但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习惯，而且，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大声地嘲笑那些过时而无用的短语（诸如‘高压统治’、‘阿喀硫斯之踵’、‘温床’、‘熔炉’、‘严峻考验’、‘十足的地狱’等等），我们还能逐渐地将它们扔进垃圾箱。”奥威尔猜测道：“德国、俄国和意大利的语言，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间，由于独裁统治的缘故，已然退化了。”
为了避免退化，奥威尔在文中向自己——也向他的读者——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个审慎的作者，对自己所写的每句话，都至少要问自己四个问题：我想要说些什么？那些词能表达哪些意思？用哪些成语或者比喻能使意思更清晰？这些比喻是否足够新鲜、能在读者脑海里留下自己所希望的印象？他也许还会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能更简洁地表达它吗？我是否说了本可以避免的丑陋的话？
我们不能确认，只要照方抓药，当代语言的病态就能重获生机，但我至少可以肯定，转机就在其中。最后，让我们再聆听一下奥威尔的高论，以便知所鉴戒：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