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把作家这个称呼放在一个真正的位置上面，即他应该和他的战友们以这样的精神工作：他虽然是众矢之的，但却十分执着；他虽然有时失于偏颇，但却主持正义。
——阿尔贝·加缪
谈论奥威尔与谈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常常是一回事。正是这两部小说，奠定了他的文学和知识分子声誉。
就知识分子写作而论，很难将小说纳入其中。诚然，一部非知识分子作品，有时会起到知识分子作品不能达到的作用，甚至还推动了一场战争，解放了一群黑奴，著例如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另一个显例是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这本小册子对美国独立战争推动巨大，乔治·华盛顿实施战前动员时，曾叫人朗读《常识》和《美洲危机》系列文章，以激励士气。但“作为一名语言大师”，潘恩有太强的主观倾向性，立场是预定的，他表达了一种一往无前、意欲碾碎一切反对意见的思想，虽然激动人心，日后看来也符合主流文明的先进价值观，但这种无视客观性和中立性的写作，本身却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准则相违。
知识分子写作的界限是：你可以相信自己的看法，但不能以真理自居，更不应该禁止反对意见发声。知识分子不应占据一个道德或意识形态高地，而是从一开始就做好进入思想阵地并与反对意见正面交锋的准备，他的观点必须向一切可能的异议敞开，并愿意接受一切质疑性挑战。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特殊工作，它不见得比其他写作更高贵、更有效、更能推进人类的进步，它也不会让你高出其它知识人一头，它只是让你更像一名知识分子。
但奥威尔有点特殊，如果不是为了规避出版审查，他未必会选择这种体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尽管体裁上属于寓言小说，表达的却是奥威尔的知识分子雄心。假如当时的出版环境允许奥威尔畅所欲言，我们可能读不到《动物庄园》，奥威尔当然会选择距离目标更直接的方式。
根据奥威尔致友人信，我们知道他是在1943年构思《一九八四》的（实际执笔则在五年后的1948年），1943年他还开始了《动物庄园》的写作。当时背景是，苏联红军正与英美军队携手抗击纳粹德国，奥威尔写作之际，“西线无战事，”苏军与德军在广阔的苏联领土上（即所谓“东线”）进行着绞肉机般的搏杀，苏联从军队到人民都付出了惨重伤亡；同时，胜利虽不确定，曙光已然出现，《动物庄园》那个还算和谐的结尾，即是呼应当时刚在德黑兰举行过的三巨头会议。德黑兰会议不仅确定了英美联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还对战后处罚德国的方案作了初步商讨。
执拗的奥威尔认定自己没错，他在《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序言里写道：“大家当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但他也不得不替作品的出版预作打算。据说，为了盟军之间合作顺利，美国军政府查封了大量乌克兰语版的《动物农庄》，并转交苏联官方。根据“塞克和沃伯格”出版公司统计，共计被收缴了5000本，以至奥威尔一度打算自己出钱来推广《动物庄园》。
二
奥威尔视极权体制为人类的共同威胁，这份致力于公共安危的信念赋予了《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知识分子底色。小说纯出想象，但不是人们寻常挂在嘴边的以天马行空为特征的诗人式想象，奥威尔的想象系由精密的逻辑齿轮来驱动。读两部小说，人们不是赞叹他想象力之奇崛，而是折服他预见力之精确，有时，我们忍不住怀疑极权制度的设计者借鉴了奥威尔的创意。
奥威尔《一九八四》里那个虚构的大洋国，实施一种全面谎言的机制，即“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虽是一种犀利观察，但多少有点夸张。因为，以做事不计成本著称的极权体制，终究仍会遭遇成本问题，成本不仅指物质，还指人的心理和记忆力，它们多半是不可控的。故极权体制下的谎言不在于全面性和彻底性，而在于原则性。即，原则上，重大事项必须确保符合党的即兴而多变的要求，至于操盘手是用削足适履还是空中楼阁的方式来完成这项要求，则仰仗同志们的智慧。如果他们有时显得诚实，也是成本使然，重要的是，他们有权撒谎，而你并不知道他们何时使用这个权力。
加上一点谎言的真相，就像加进一点苏丹红的咸鸭蛋，不仅看上去更加诱人，还可能更加可口。再说，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喜欢真相，人们总是偏爱自己喜欢的东西。极权体制虽以无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著称，但我们不必怀疑他们在谎言艺术上的非凡造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