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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的雀斑占领了眼睛

发布: 2016-11-03 20:49 | 作者: 李大兴



        一
        
        那是一个乡村小站
        灰色风泠的黄昏
        列车远行
        化作儿时玩具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不过那时不似今天,没有网络更没有自媒体,连打字机都没有,码字如果想要发表,必须要把手稿寄给编辑,把命运交到他们手里,然后要等很久才能知道结果。另一方面,越难的事情越有效益,往往一篇小说、几首诗就造就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我本来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不过阴差阳错,在1980年代初就被送出去留学,在生活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断了文学梦,但是因为年青,继续为自己写诗。因为是给自己写,就不太认真也没有好好保留,经常是写在张纸片上,然后夹在书里或者本子里,一放就是几十年。上面这几句就是在一张纸片上的诗,注明写于1985年12月10日,题目是“乡村小站”。
        日本的大学是4月1日开学,之前有一个半月的春假。1983年春假时,我背起一个相机包,里面装了一台尼康单反FG和标准、长焦、广角3个镜头,开始周游日本。学生有的是时间,但是囊中羞涩。头一年日本国铁推出“青春闪光18岁”的慢车套票,2000日元一张,有效期24小时,能走多远算多远。我就这样大部分时间乘慢车,从仙台一直游荡到长崎。
        八十年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安定繁荣、干净整齐。外国人还很少,无论走到哪里,对我这个能说日语的中国人大多热情周到。当时治安尤其好,我住的学生公寓夜不闭户,房间根本没有锁。我乘慢车远游,有一段是夜行列车,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我不但没有一点不安,反而觉得十分惬意,想起了《金蔷薇》里的一段场景。
        日本的火车本来就很安静,多数人都读书,很少有人高声喧哗。我带了一本太宰治的《斜阳》。在太宰治之前,我仅仅读过一点点川端康成,以为很美很日本,到仙台后修日本文学史才明白,川端实际上是一位很国际化的作家。1981年在长春学日语时,读到刚刚出版的《斜阳》中文版,用今天的话语说,这是一部很毁三观的小说:直白不加掩饰地颓废、下沉,走向毁灭、死亡过程里的美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震撼。在夜车的灰白灯光下读日文原著,却是一种很不同的感觉。“破坏会使人感到悲哀和伤心的,但却是一种美丽的东西”。日文相对节制一些、模糊一些,不似中文往往明确而夸张,反而能让人更深感到唯美感性的暧昧力量。
         
        太宰治出生在日本本州岛东北端青森县的地方名门之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锦衣玉食,却很早就有厌世倾向,多次自杀未遂,最后还是在39岁刚刚写出最好的作品时跳河溺亡。太宰治浓眉高鼻,英俊而目光忧郁,一生风流,时常有和爱人演出殉情自杀的冲动。其中有一次,和他一起自杀的女友死了而他没死,因此几乎被起诉杀人罪。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人间失格》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讲述这一切的自传,写完后他就和新的女友自杀,这次两个人都死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列车抵达终点。是一个小镇的车站,小小的候车室、售票处的木造建筑应该还是二战前的。三月初的早晨还是很凉的,我伫立在月台上抽烟,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铁路那边,丘陵点点,新绿渐渐清晰,沾满露珠,晶莹透明,微微闪光。
        
        二
        陈旧、不说话的长凳
        落满了故事
        候车人躺着
        想起带星星的车票
        
        木村君兴奋地告诉我楼上来了一个中国美人时,我只是耸了耸肩,因为我知道日语里的“美人”就如同今天中文里的“美女”一样,都当不得真的。木村君看到我的反应,有点着急:“真的,真的是大美女”!
        木村君胖胖的,面白唇红,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他虽然喜欢谈论女生的颜值,其实是个很单纯、内向的小伙子,好像还没有过女朋友。我们同学四年,有三年我经常抄他的笔记,他的大方慷慨不免让我有点不安,所以我总是耐心听他讲他来去匆匆、不靠谱的单相思。我经常夸奖木村君,说他无论研究历史还是做情报都是一把好手,蒐集史料或者了解一件事细致全面。没过两天,他就告诉我,新来的中国美人姓陈,来自香港,然后缠着我:“你一定要介绍我认识她”。
        文学院留学生本来不多,新添一个就算是个事儿。不几天,就有师兄师姐招呼大家中午聚餐欢迎新同学。于是在咖啡厅我第一次见到陈雪倩,自然是用日语称呼她“陈桑”。她并不是木村君说的那样是大美女,却是南方佳丽,小巧玲珑,说话柔声细气。
        第二天我就带着木村去了她的研究室,告诉她木村是她的倾慕者。陈桑脸有点红,西村君则是大红脸,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一来二去,我和陈桑熟了些,偶尔串门聊天。她虽然来自香港,小时候却是在大陆长大,那时文学院里大陆学生还很少,所以见到年龄背景相似的,还是很高兴。
        陈桑告诉我,她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太宰治的《斜阳》时,我多少有些惊喜。在日本留学几年以后,不会再觉得太宰治很了不起:他的作品有些青春小说的味道,他很天才,但也就不免因为天才写得太快而且剑走偏锋。不过,他毕竟是我阅读的第一个真正日本的作家。
        我问陈桑怎么看《斜阳》里和子“人是为恋爱与革命而生”的主张,她说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呀。我说太宰治可是一个唐璜,最要命的是老想自杀的时候和一个女人一起死,典型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她说那是太宰治反抗社会的一种方式吧?我说他对情人太田静子最差劲,用了人家的日记写《斜阳》,然后就甩了她找别的情人。她说是啊,而且静子爱他爱到给他生下一个女儿,真是不可理喻。然后她停顿了一下,感叹了一句:“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笑着说,这是男权社会里女性的标准台词,潜台词还是想找个好男人依靠啊。她一愣说“李桑,你这话我得好好想想”。
        一转眼到了冬天,晚饭后我经常踏雪走五里路去研究室,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读书到深夜。有时在楼道里会遇到陈桑,她和我一样在写论文而且写得不怎么顺利,眼见她两个月之内圆脸变成了尖脸,眼神里开始透出一丝坚毅。我心中一凛,仿佛看见她清秀瘦小的身影里倔强的内心。
        我在研究室里倒有一半时间读闲书,从维特根斯坦到古代艳情小说。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有一晚雪很大,已近午夜,我就打算在研究室拼几把椅子和衣而睡了。忽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陈桑:“我下楼看见你这里灯还亮着,就过来问问你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回家”。我说不必了,不在一个方向。我感觉到她有话要和我说,就请她进来坐。果然,沉默一会儿后,她忽然说“我离婚了”。我压根不知道她结婚了,所以听得张大了嘴不知道说什么。“你那天说得对,女人要从心里自立……”说完了她就起身离去,身影消失在黝黑的楼道中。
        
        三
        天花板的雀斑
        占领了眼睛
        往事已涨满斗室
        
        同学群里贴出一张合影,其中有我,看眼镜和衣服应该是1986年夏天拍的。许多熟悉的旧日同学,看上去都是那么年青。照片里那副眼镜当时新配不久,春天打排球的时候,球直接落到了鼻梁上,眼镜成两半飞出,于是就换成了合影中的那幅眼镜。
        也是那年春天,我突然收到了高中时女友的一封信。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她告诉我她即将毕业、即将远行、即将结婚;她也告诉我,她一直觉得我是最能够理解她的人,信里附了一张照片。这是一种回顾、一种问候、一种告别。
        樱花刚刚散去,落花满地之间,我以为自己领悟了生如樱花、在绚丽之后死去的日本美学。这种自我感觉,终究是青年的狂妄,此后的长长岁月有时会提醒我,生活是一个不断重复领悟的过程。
        因为留学,我在经历一个短暂的邓丽君时期后,一下子就进入外国流行音乐。大学时代是听披头士、猫王、西蒙和加芬克尔、卡朋特、芭芭拉·史翠珊的岁月,自然还有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 in the Wind)还是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Peter,Paul and Mary)唱得好听。《斯卡伯勒集市》也是经常哼着走路的歌: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For once sh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你要去斯卡伯勒集市吗?
        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请代我问候住在那里的一个人,
        因为她曾经是我的真爱。
        
        也因为留学,我一直保持在边缘人状态。个人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如同历史,发生本是偶然,结果终成必然。我从小学起偶然辍学8年、进大学不久又偶然留学8年,结果更多时间是游离在社会之外。就算我天性不边缘,最终也有了自我边缘化的习惯。这种习惯于实际生活无益,于况味悲欢审视内心却大有好处。
        我们的成长,大多是一个被嵌入社会位置、灌输行为规范的过程。久而久之,就习惯于出于责任与义务扮演自己的角色,生活在别人眼中。在留学生还为数不多的1980年代,留学是一个进入更高角色的准备过程,然而在我却感觉是一次脱离角色的逃避之旅。
        从大一到大二,我一直是哲学读书会的成员。读书会的实际负责人江田学长,已经是理学院的硕士生,个子不高,相貌非常老成,待人和蔼体贴,是非常适合在东方当领导的人。他对海德格尔情有独钟,讲起来滔滔不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时空流动的角度对既存社会秩序的批判。这种听上去富于学理的批判,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进入本世纪若干年后,我在《日本经济新闻》的人事任免版看到他的名字,刚刚当上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董事。
        如今回首,思想上的逃避倾向与生命渴望热烈的生活是一种无解的冲突,从正常人的角度看更接近自寻烦恼。25岁的夏夜炎热烦躁,我搭上一列慢车去海滨,在一个无人车站下车,坐在月台唯一一条长凳上,听远处海浪的声音。车站背后的小村庄已经休息,星光灿烂。
        
        四
        平硬原野上的风景
        一条静止的铁路
        一个乡村小站
        
        陈桑读完硕士就转学去东京读博,临走时少不了送别会。我问她今后有什么规划。她有些答非所问地说,她一旦停下来就想要个孩子了,但是不想结婚成家。我说太田静子倒是独力抚养她和太宰治的私生女,女儿长大以后也成了作家,不过静子好像活得很辛苦。
        话题一转,我们谈到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成长、中产阶级社会稳定,人们忙忙碌碌,追求一份触手可及、现实合理的安定生活。比起大正和昭和早期,浪漫精神好像更少了,也许这是战后发达国家秩序的代价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向来没有严厉的道德清规,也没有意识形态统治,所以才会辈出在某一个方面走极端或者极致的作家,太宰治如此、三岛由纪夫亦然。前者的放弃,后者的疯狂,背后的支点都在于日本独特美学里向死而完成的决然。就连静子,也是因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女性意识的自觉,而以《斜阳》里和子带来新生命的方式履践自由自在的灵魂。
        在那个闹哄哄的送别会上,这样貌似很严肃的聊天有些不合时宜,却是留下来的唯一记忆。再听说她的消息是20年以后,另一位阔别许久的老同学和我联系上。我们在电话里把以前共同认识的同学一个个排过去,他听说陈桑在大病一场后出家了。“她后来没有结婚生孩子吗?”
        “她从来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
        老同学告诉我,她现在浙江西部山中,恢复了一座荒废的古寺、办了一间小学,弘法施教,那里应该是她的祖籍。我们感叹了一番,日历就翻了过去。去年冬天经过浙西,忽然发现距离她的寺庙不到一百里路,就请朋友开车带我去了一趟。不巧没有见到本人,只看见她的照片,才知道她现在法名莲清。从照片看上去,旧日容颜仿佛依稀,剃度之后已经没有多少性征,目光沉静而遥远。
        当迷茫、执着、喧嚣的时光不再,留下的是某个乡村小站,我曾经在那里下车,目送列车缓缓远去。人生本是一列慢车,不断进站出站、上车下车的过程。很多年不曾去日本,有一次在飞回北京的天上看电影《海街日记》,车站上少女独自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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