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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曾熄灭的烛光

发布: 2016-9-01 18:56 | 作者: 李大兴



        一
        在午夜,我站在高架人行道上跨过三环路。周末的都市在灯光的川流里,如此拥挤而繁华,闪烁之间,看上去不真实的夜色吞没了匆匆驶过的背影。
        饭局刚刚在南新仓结束,啤酒最近有些激发临屏口占的功用:“闻道新仓本旧巷,红楼如梦未如烟”。几位朋友都是年轮相仿的文史中人,话题自然是回顾往事,臧否人物。其中一位朋友是初识,虽然我记得四十年前一起打过一次扑克。他感叹钱钟书之后无大家,此言令人想起崖山之后,自有一种无奈与隐痛在其间。四十年前百废俱兴时,我曾经听老一辈在古旧的城市里期待明天,期待衣食足而知礼义。近四分之一世纪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在父辈泰半凋零的今天,开始老去的我们,却似乎有些挥之不去的文化失落感。
        在一个微信群里,有朋友对拙文《闲暇文化的境界》中提到的“贵族精神”有所质疑,认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并非贵族。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有没有贵族,是不是知识分子争论由来已久,见仁见智,大约会继续争论下去。“贵族”和“知识分子”两个概念,其实也是外来的,自然不可能完全匹配。贵族精神也好,知识分子传统也好,其实说的是几千年来思想文化中美好部分的传承。
        日前去世的陆谷孙先生有言:“我觉得知识分子应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上要做贵族,生活上可以草根一点”,大概也是对当下知识分子追求财富的一种有感而发吧。其实整整一千年前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就洗练地说过:“诗穷而后工”。 太洗练的话语或许不那么全面,不过生活得太舒服了往往写不出好作品这一点,是古今中外都差不多的。一般说起富贵诗人,就会想到欧阳修的同时代人晏殊。曾经两人并称晏欧,然而晏同叔终究未能跻身大家,若论情真意挚,咸以为尚不如其子晏几道。
        
        邝飙/漫画
        晏殊并不是贵族,而是一位科举神童,十四岁授秘书郎,他的升起是功名来自考试的一个典型范例。北宋以后,皇亲国戚还是有的,贵族却没有了。由一个皇帝统率文官集团的模式从此开始,科举富贵全面贯彻的前提是社会的平民化。
        没有贵族的年代,所谓“贵族精神”更多是一种比喻。在现实生活中,精神的高贵更多是在苦难的经历中呈现。如今我们时不时读到北宋时GDP世界第一,生活如何富庶的记述,不应忘记的是,此后几次朝代更迭,三度异族入主,文化与文明遭遇巨大的破坏。
        在起伏变换、反复停滞的岁月里,总还有士林一脉的少数人维系着文化的传承与呼吸。八年前读到友人刘刚大作《文化的江山》,心有戚戚焉。文化史与政治史向来不是同步的,也出自不同的视角。南宋与明虽然亡国惨烈,其文化命脉却一息犹存。尤其是南明之后,当时处于地下的遗民文化在荒山结庐而居,点燃微弱的烛光,几百年后回首竟成为一个时代的风骨。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出差到江阴,夜晚从酒店望美丽的水乡,忽然想起小时候读到明末当地官民抗击清军,守城81天,城破后全城殉国,无人投降时的感动。详细记载这一段悲壮历史的《南天痕》和全祖望的《鲒琦亭集》是我最初接受的气节教育吧。当时只读懂了南明人的坚强不屈,长大后才理解清朝征服中国的残酷惨烈。也是长大以后,我才明白自己多么幸运,曾经在前朝遗民的关爱下成长,也目睹了他们的一段人生,才有缘在少年时阅读有关南明的史与诗。
        
        二
        刚刚到日本留学时,日文里最记不住的就是外来语,都是片假名,往往又长又绕口。尤其是有些外来语,本来可以意译,偏偏用片假名音译,当时很不能理解,就觉得还是中文好,没有外来语。过了一阵子,忽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中文词语,倒有一大半是外来的,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本转口进来的,既包括物理、化学、民主、科学、法律、金融这样的大词,也包括图书馆、纤维、铅笔、剧场等具体的词语。
        后来再读了兰学、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史,更完整了解到西学是如何东渐扶桑的,也联想到中文实际上和日文一样,生活用语里来自本国传统的词汇已经不那么多了。过去百余年来,语言文化、物质文明、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巨,往往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历史与时间是一个缓缓消失的过程,经过前朝磨洗,留下来多少,又能够打捞出多少?
        我曾经有一个想法:由于我们缺少宗教信仰,又经历了物质贫困,所以匮乏感忒强,缺什么想什么的倾向尤其明显。我的这个想法也就是一时的感觉,某日和朋友聊天,一下子说出来而已,没有什么依据,也不曾论证。好像是因为说起现在流行“情怀”、“读书”甚至“独立之思想”,我去国三十多年,反而很少听说这些词,大约由于它们本应是不言自明的,对于个体来说,是有则有之,无也无妨的自然存在,不应被流行与提倡。近来饭桌上几次见到一位朋友,读书很多,人也很聪明有趣,但据说中年以后就一直述而不作,改喝酒了。有时候觉得帝都在车水马龙,熙攘喧嚣,忙碌打拼的背后,自有一道半文人、半遗老,半平民、半官家的底流涓涓穿过,不管城市怎样在四十年里从胡同灰墙大杂院沧海桑田成水泥高楼公路桥。
        大概因为在北美中西部平原隐居久了吧,每一次回到北京时,我总有一些人群拥挤而闲人也不少之感。尤其是近年来,熟悉的人多半过了天命之年,人生正在告一段落。闲暇其实是好事,精致的文化多半来自闲暇、缓慢、非功利的状态。不过,现代人往往自觉自愿被生活榨取到一旦闲下来,除了下棋、遛鸟、抱孙子外一片茫然。
        当然无论在哪个年代,沉默的大多数都是茫然地存在着,那些能够投入某种闲事并且做到极致的人从来少见。在一幢看上去老旧的单元楼里,看张伯驹、夏承焘等老先生的墨宝词藻,听朋友讲少年时亲眼看见徐邦达先生一幅画轴打开一小部分就能判断是否伪作,如果是赝品就过,如果是真品就打开,然后就能判断年代乃至作者。这样的词宗与故事已虚无缥缈恍如隔世,其实是不到半世纪前的真实。
        讲故事的朋友本人的故事也有些传奇:他是老三届的高中生,自然逃不了上山下乡的宿命。但是他选择了当时看来是逃兵,如今看来却是特立独行的做法:从插队的地方溜回北京,再也没有回去。大约有六七年时间,他一直是一个社会闲散人员,有时还要为了躲避查户口而居无定所。然而由于闲散,由于自幼喜爱文史,也由于家世渊源,他得以追随几位当时被打入另册,或蛰居或受难的老先生。我可以想象,在社会边缘时受屈辱的老先生看到一个眉清目秀、好学深思,对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的弱冠青年,心中会有怎样一种温暖的感觉。他自觉遵守“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然而当老先生有意收他为徒时,他却出于高山仰止的惶恐,不敢应承。
        略微灰白的日光灯下,我和这位兄长级朋友酌着茅台,他如今自然也已两鬓斑白,说起七十年代初的种种奇遇,露出孩子般的快乐笑容。当故事说完,夜色已深,茅台酒瓶也见了底,朋友忽然神色黯然:“这些人已经都不在人世了”。我们一时无语。他送我到地铁站,夏夜小街上还有许多人踏凉,大路上飞驶过的车灯流成一束光。
        
        三
        见到四十年前一起打扑克的朋友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禁在半醺的归途上心生感慨:“半生多少好风景,月映盃空夜半烟”。
        我告诉朋友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我14岁时第一次喝白酒,然后就睡着了。小伙子瞪大了眼睛,用英文说“叔叔,你是个坏蛋”!我没有告诉他1975年我不仅喝酒,还抽烟,还写诗,还跑到野湖边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回延安》:“眼望你壮丽的山河,我心潮澎湃忆当年……”
        我并非双子座,却在少年时已经显示出多面性的自我:安静时我从早到晚读《全唐诗》,喜欢“秦苑已荒空逝水,楚天无限更斜阳”这样的句子。我没有同龄玩伴,总坐在长辈旁边听他们聊天谈政治及其他。
        有一天见到一位身材不高,相貌清癯的老先生,父亲告诉我他是一位大学者。瞿同祖先生的学问有多大,我是许多年以后才明白的。当时只觉得他谈吐举止看上去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那份儒雅、那份真诚和一个粗鄙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我听说瞿先生是在1965年从美国回来的,第一反应就是他那时候回来干嘛!事实上,他回来以后也确实无事可做,好像被安置在华侨饭店住了六年,直到1971年才去长沙与家人团聚。
        瞿先生在长沙大约不是很适应,又想回到北京。但是当时进京相当困难,父亲为了瞿先生的调动,带着我去看一位很有实权的熟人。虽然也认识几十年了,但父亲似乎对他有些看法,这一次是不得已去求他办事。父亲貌似嘻嘻哈哈,其实很有定见,有时臧否人物相当尖刻。那天晚上我亲眼目睹他的熟人用一番官腔打发了他,两人还是在和谐的笑声中道别。我和父亲走在昏暗的路灯下,我从侧面看见他面如沉水。我记不清对他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忽然叹了口气:还是有权才能办事啊!
        第二年瞿先生总算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也在永安南里有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独自住在那里。屋子里堆满了书,好像还有几箱黑胶唱片。“四人帮”倒台后,很多知识分子十分兴奋,纷纷计划著书立说。瞿先生也曾经想恢复自己的研究生涯,然而跑了几次手续繁琐、门禁森严的图书馆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体力和外部研究条件的局限。他是一个不肯重复自己,更不能减低研究水准的学人,从此放弃了研究,改为偶尔指点后进,静心颐养天年。据说他晚年经常在家闭目听黑胶唱片。
        社会学是1952年以后在国内不复存在的学科,真正恢复是八十年代的事情,所以少年时我对这一学科和瞿先生的学问一无所知。出国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瞿先生的著作是最早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社会史,在欧美社会学界也在史学界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必读书。
        2008年秋天,瞿先生在安居三十年后仙逝。听到这个消息我写下了一段札记:
        “瞿同祖先生于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先生字天贶,后改天况,1910年7月12日生于湖南长沙。先生出身世家,祖父瞿鴻禨是晚清重臣。先生曾就读北京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30年被保送燕京大学,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吴文藻,为最早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学人之一,1937年出版《中国封建社会》。抗日军兴,先生南下大后方,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其间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是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名著。先生于1945年赴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从事中国历史研究,1962年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北美期间,以英文著述《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结构》,均为评价很高的专著。先生为与家人团聚,于1965年回国。由于“文革”,数年工作无着,1971年始被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1976年,先生以借调方式入学部(后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正式调入。先生治学极严谨,从不妄言,晚年以缺少突破自谦,鲜有著述。先生晚岁,宠辱不惊、淡泊自甘,谢绝虚名,静养天年,固一代之学者、亦逸世之高人”。
        
        四
        那天晚上我没能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只好花了一百多元打的回家。在的士上又默念了一次:“这些人已经都不在人世了”。我想起小时候背过的古文:“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又过了数日,有机缘去资中筠先生家拜访。资先生是近年来很受敬仰的学者,她笔耕不辍,发表了许多基于常识的大作。今年三月专栏作者聚会时有幸见到资先生。饭局后送她回家,一路上又闲聊了一会。资先生思想非常敏捷,她的态度和语言都很温文尔雅,反而更衬托出观点的犀利。我向来以为,坚定的思想并不需要激烈的语言,宽容与温和中的执着,会坚守得更长久。
         
        这一次拜访是去听资先生和一位小友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五小提琴奏鸣曲》,如果不是现场聆听,很难想象资先生在86岁高龄上,钢琴弹得还是这样美妙有力。资先生少时习钢琴,上大学以后进入革命年代,就没有了闲暇。她30年不触键,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买了一架钢琴恢复弹奏,然而如今她的音色与力度,令人难以相信她并非专攻音乐。
        蒙资先生茗茶款待,听她讲钱钟书先生在清华教课时的轶事,也提及漫长一生点滴、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娓娓道来,平和直率,时间不知不觉漏走。美好时光总是短暂,过去后才能渐渐体会到其中三昧。我以前读过一些资先生的文章,终究仅仅是文字,令人佩服的也是她的见解与勇气。在北京市东南一间通透的公寓里听资先生的琴声,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在琴声里闭上眼睛,我仿佛看见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一直倾向于历史不是那些干巴巴的数据或者若干条必然规律,是鲜活的个人打通此刻与历史,引领我们穿过时间的隧道,感受过去的一切,无论明亮还是阴影,无论多么错综难辨,终竟成为我们现在生命的一部分。
        在某一个夜晚,大雨瓢泼,我撑着伞踏着积水归来,却发现老屋忽然断电了。我找出一支蜡烛,点燃在微弱的烛光里,听窗外的雨声起伏。每次遇到停电的时候,我都会真切感觉到,如果没有电、没有网,现代人的生活将怎样坍塌。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还有烛光,在周遭深黝的雨夜回想历史,不管在怎样的时间里,烛光并不曾熄灭。即使在一些情形下,由于种种因素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依然会点燃在一些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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