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发布: 2016-5-15 18:33 | 作者: 钱理群
（三）人性问题
《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的作者冯骥才在广泛收集、记录了文革中普通人的经历，以及让他战栗的“灵魂的虐杀”，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时，有一个分析：“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忌、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起来，成为可怕的动力”。 在他看来，“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 ——这是一个深刻、重要的概括。
我们在前文引述过的《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一个看客-----》一文的作者，谈到当朋友被揪斗，“我当时是想要向前，却犹豫而止步”，原因在“我害怕”：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关在牛棚里，“我一心努力想挤进那个‘革命队伍’中，摆脱作为一个‘异己’的恐惧，只有在革命队伍这个群体中，你才不会孤立，你才可以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中成为主体一员，你的恐惧才能消散。比如说，你鞭打别人你就不恐惧，而你若无权鞭打，你就随时有被打的惶恐”。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只有参与或容忍打人，才能免除被打的恐惧”的无情事实与逻辑，而“恐惧是超乎一切的，强大的。在恐惧面前，理性思考、正义、人格、亲情友爱------都可能迟疑、止步。就如犹太集中营里看着别人受死无动于衷甚甘为帮手是一样的生存恐惧下的自保”。这“生存恐惧下的自保”应该是人的本能与本性，现在却被无情地利用来威逼人们服从强暴，并参与其中，成为帮手。“我们曾经以为有些东西是高于生命的，而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被我们背叛了”，“其深层和基本原因只能是恐惧——人类共有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因为恐惧，不惜跻身刽子手的行列！” 可以说，整个文革狂热、狂暴，以致整个国家的强权统治都是建立在人们的恐惧上的。如一位忏悔者所说，是“思想层面的盲从迷信和心理层面的恐惧害怕相辅相成，汇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裹挟了亿万民众，也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文革的造神与杀戮。
另一位知青在自省时则说：“趋利避害是我的天性”， 这大概也是人的本能与本性。“避害”当然是出于恐惧，而“趋利”大概是出于私心。尽管文革大批“私字一闪亮”，其实许多人参与文革，都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即利益的驱动。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在谈到自己“告发”同学的动因，其实只有一句话：“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 而另一位知青则说：“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是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 还有一位反省者更是坦言，自己违心参与批斗，是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在那个时代，批斗会上“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立场错了，就会关系到能否入党、入团这样的“政治前途”，更会影响毕业分配、工作安排等等实际的利益。 如论者所说，极权统治的力量正是在于它对政治、经济、物质资源的全面垄断，对人们的生存资源的控制。也就是说，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是与人们的基本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服从，就一切（政治，经济，物质）都有“前途”；不服从，就一切都没有，就会失去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以致生命。 在文革中，就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与本性，把对政治、经济、物质资源的垄断、控制作用发挥到极致：一方面，用对不驯服者的生存资源的剥夺，来震慑人心；另一面，又用政治、经济利益的诱惑，引发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以此收买人心，达到对人的严密控制。同时，又将这样的欲望，用“革命”的神圣光彩包裹起来，即用革命的名义来谋取私利，满足欲望。而如一位知青在忏悔中所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革命名义”下的人的欲望（政治、经济的实际利益，甚至性欲，其核心是权力欲望）不加节制的无限膨胀，导致了文革惨无人道的种种暴行。
我曾经说过，人的本性是有善有恶的，健全的社会总能够扬善抑恶，而社会一旦出了问题，就会扬恶抑善。文革正是这样一个扬恶抑善的时代；而文革所张扬的是人的兽性（嗜杀性），所压抑的是人的神性（敬畏生命）。一位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反思“女学生打死女校长”事件时说：“在那一刻，她们不仅失去了女性的温存善良，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性”。这是为什么？“如今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做了人妻人母。我们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看见了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这是我们生命的毒素”。 当时只有14岁的一位山东的高一学生也反省说：“恶作剧本是顽童的特征，但欺负不能还手的弱者，体现的是人性之恶”，他在文革中就是对那些被批斗者任性“捉弄”而“乐不可支”，被激发出的是心灵冷酷的一面。 另一位反省者则说：“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而自己这一代，“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着”。 这里揭示的，是文革青少年施暴的重要原因：这是“原始本性”与“洗脑教育”双重作用的结果。而“洗脑教育”的实质，就是将青少年的原始本性中的愚蠢与残暴，引向阶级斗争的轨道，利用孩子之手，残害自己认定的“敌人”，那些被横加“和党争夺下一代”罪名的校长和老师。这本身就是残酷和卑劣的。
人们还注意到，文革中的暴行大都是集体的，如一位当年的红卫兵所说，这是“群体之恶”：“在群体的名义下做坏事，士兵能滥杀无辜，工人能够盗卖产品，农民能够哄抢山林，学生能够打骂老师-----。因为是群体行为，大家都干了，个体在群体中扮演的只是追随者的角色，谁也不用负具体的责任。所以，在个人的心灵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的负面的痕迹”，事情过去，“群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快地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了”。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对人性善的方面的利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两篇是老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的自述，他们都强调“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有足够的正义性，“我们当时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百当革命来对待的”，“以一种虔诚的心，跟着领袖去”打一场“圣战”，自有一种神圣感。年轻一代更把自己全部青春的激情，对未来的美好想象，都投入其中。但最终却发现落入了“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的“权力战”中，而且退不下来。这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突然发现整个文革就是个阴谋，一个个具体的“小阴谋”外，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但“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真的成了牺牲品？” 这正是论者所说的，“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 于是，就有了无比沉重的总结：“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追求过英雄主义的无英雄、生命价值的无价值、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真理。”
（四）国民性问题
冯骥才先生对文革还有一个总结：“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 痛定思痛，就不能不引发民族的自我反省，尤其是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反思。
首先提到的是：“文革闹剧并非如导演所言‘首创’，不过只是重演和强化了历史上有过的闹剧。王莽、宇文邕、武则天、洪秀全们，都曾自导自演过内容与形式极其相似的闹剧。迷信、告密、效忠、内讧、动乱、盲从，似与文革同台演出。甚至连宇文邕（北周皇帝）公开强迫和尚与尼姑性交的荒唐，都堪与文革中有过的勒令和尚与尼姑结婚媲美”，“历史闹剧自上而下，文革闹剧自下而上；无不由农民的非理性理想主义作基础”。 前文提到的“文革进行了两千年”的命题， 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谈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人的“奴性”，并且有这样的阐述：“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于是，奴化历史，奴隶风俗，奴性教育，奴科学派深入普及，时代相传，演成了根性。于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扣头、请安、匍匐、唱诺、恳恩-------竟然数千年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奉成金科玉律。种种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也一代代尊为万民效仿的高风亮节。满朝皆是奴颜婢膝之官吏，举国尽为因袭苟安之顺民。在官场，必言：‘大人栽培’；在民间，常曰：‘小的不敢’。强权者一声令下，无不卑躬折骨以赴之。此乃国风千古”。 这样的千古国风，在文革中，更吹遍华夏，但都打着革命的旗号：“扣头、请安”变成“早请示，晚汇报”；“奴颜婢膝的官吏”被称作“紧跟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好干部”，“因袭苟安之顺民”被誉为“无限忠于党和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大人栽培”变成“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培养”，“小的不敢”变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一律视为“革命觉悟高”的表现，等等。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永远做驯服工具，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就永远“安全”、“稳定”，坐稳了奴隶，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 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心向往之的“太平盛世”。现在，它经过革命的包装，成为文革所要建立的革命新秩序的实际内容，以后又经过“现代化”包装，成为现代“中国梦”，或曰：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不管如何包装，建立“奴化中国”以实现统治的稳定的实质是不变的，文革就是建立这样的“奴化”秩序的重要阶段，其内在逻辑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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