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发布: 2016-5-15 18:33 | 作者: 钱理群
（二）一场“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全民造神之外，还有全民杀戮。
这是天津某起重设备工厂的工人记忆里的文革——
他们家因为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的“代理人”，文革一来，就遭罪了：“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我母亲被同院的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弟叫同街的一个小伙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里喊闹，被邻居一个农村来的亲戚，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儿，头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着那农民叫着：‘他是个精神病人，不能打呀！’他家还有个亲戚，喊着：‘我们打的房产主，资本家的儿子！’现在我总想，我们家没有对不住邻居的。我家又没恶人，以前也没跟谁家作过死仇。再说，房前房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一句粗话却说出了真实：正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不亲，阶级分”，凡是出身不好或观点不同于自己的，都是敌人。所有的人群都一分为二：不是人民，就是敌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对敌人、坏人就是要实行专政，而且是“群众专政“，任何人都可以对宣布为敌人的坏人任意欺侮，打骂，以致杀戮。而且还有理论，这也是毛主席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可以说，这位工人院子里的街坊对他一家大打出手，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至少是得到党和国家许可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好人打坏人”以及“好人、坏人打成一团”的全民混战。这也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在混战中他就成了唯一的掌控者。
69届初中毕业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任国庆，至今也不能忘怀文革期间他参与打人的情景，在收入《我们忏悔》一书的《如果能够赎罪-----》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他在递上入团申请书不久，连部指导员就布置他参加团党委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即用红柳条棍棒去“教育”不遵守纪律，连队建设的破坏分子，并且说：“这次教育运动以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兜着”。拿着指导员发给的粗木棍，他走进审讯室，一位他所熟悉的以偷懒全连出名的战士刘胜利站在那里，先是一班长宣布罪状：“你说毛主席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毛主席会崇拜他吗？你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刘胜利自然不服，还说了硬话。“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两头对折，把皮带扣攥在手里，朝刘胜利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战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着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筋疲力尽为止”。“这时一班长、三班长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唯恐显得自己立场不坚定，争相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刘胜利打起来。这时，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残忍，就越愉快。你做得越坏，你就做得越好！这是一场比谁更革命的竞赛！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任国庆回忆，“红柳条教育运动”之外，还有“姑奶奶教育运动”，就是由女战士上场，“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抠、咬、揪是她们的绝招”，“女生们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向“敌人”乱劈乱砍，一顿劈砍过后，“敌人”“手上、头上、脸上全是血”。政委早在动员会上说过：“这次运动不仅要触及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爱是祸害”，“‘两个运动’是我们保持部队旺盛战斗力的法宝”。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以后又被选送南开大学读书。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都入了团。而被打者或得了精神病，或从此一蹶不振，最后醉死街头。
这是文革暴行的一个典型：它是党作为治国、治军的“法宝”，一手策划、指挥，而且是党“兜着”的，即是以“无法无天，党大于法”的体制为后盾、支撑的；它同时又是对人的利益和欲望（包括政治上往上爬的欲望、利益和心理、生理上的迫害欲）的诱发，利用，有意识、有组织的调动。这样的权力与利益、欲望的结合，不仅能够动员众多的人参与，而且极其残酷，无所顾忌，还蒙上听党的话的神圣光圈。
在这样的“打人合法合理”的时代政治气氛下，不仅打人，而且看打人都成为一种乐趣。一位文革期间在工厂接受劳动改造，惨遭毒打的知识分子，最感痛心的记忆，就是当他被打时，“一些人急匆匆地往打我的地方跑，还一边喊着‘打便宜人呀’。这就是革命群众，这就是领导阶级。天津人说的‘打便宜人’，就是打那些只许挨打，而不许反抗的人。人与人本来没有仇恨，但是打人毕竟是一种快乐。‘打便宜人’就成了一种革命游戏了；如果再在便宜人中顺手拿一些东西，哪怕是一支金笔呢，又不是多得一些东西吗？”他回忆说，惨遭毒打后，全厂一千多人就有不下一百人，到关他的小屋来，要过东西。 这样的“看客”与趁火打劫，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鲁迅的《药》，这样的传统是被延续下来了。而且越来越“游戏化”了。暴行成为全民参与（直接施暴或看施暴）的游戏，甚至狂欢，这正是文革暴力最令人震撼之处。
正像一位当年的中学生回忆中所说：“那时人都疯了。不知哪股邪劲儿，好比小孩子做游戏，拿假的当真的，真跟真事儿一样”。 文革中最为盛行，影响也最大的毛泽东语录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早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要求，到文革时又通过《红旗》社论，加上了要“天天讲”。 这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不仅造成风声鹤唳的政治气氛，而且会激发起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阶级斗争想象力”，到处去寻找和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和“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形成精神过敏的病态。这里说的“疯了”和“邪劲儿”就是这样的病态的表现。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回忆到，文革一开始全校学生就从一位教美术的老教师的绘画作品里发现了“反动标语”。“画中的横、竖、斜线条，被说成不同字的不同笔画，被分析为构成这个那个字，进而又组成一句句口号”，在“想象出的反动口号中，竟然有‘打倒毛主席’这样的话”！这就真的成了文字游戏，“拿假的当真的”，把想象出来的看作是真实存在的“反革命罪证”了。这位据说“永远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的老教师就这么因孩子的想象而陷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深渊。 而成年人一旦具有了阶级斗争想象力就更为可怕。一位《北京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回忆说，在文革期间就收到过批判报上登过的一篇小说的文章，加上的罪名是：“用三家村 的手法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其罪证是：“小说的主人公叫‘王革’，就是‘咒骂革命死亡’；‘西院大嫂’超过了‘东院大嫂’，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即反革命压倒革命势力”，这样凭无端联想无限上纲，让人哭笑不得，只能置之不理，该人还不依不饶，控告编辑部“包庇坏人”。 这样的建立在想象力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今天看来，实属儿戏，但在当时，却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一位某市外贸公司的干部回忆说，他们单位在狠抓阶级斗争中发动全公司职工开展了一个“忆怪事”运动，要从日常生活里的怪事，挖出“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就有了一张《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的大字报，硬要从厂里的一位政工干部的表情里想象出一个仇恨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但又找不到实际的反革命行动，最后就以“在毛主席像前笑得很难看”为名，将其定罪。 这样的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连人的表情都不放过的阶级斗争，是令人恐惧的。
而最为惊心的，是这样的文革阶级斗争病态思维，在文革后仍然深刻影响部分深受其毒的亲历者的思维，以致形成自我精神绞杀症。在《我们忏悔》一书里，有一篇《病理切片一二三》，就谈到一个朋友的母亲，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家里的文革依旧如火如荼”，阶级斗争依然“天天有，月月有，年年有”，继续“出那些‘案情简报’，其中写作、编辑、领导圈阅批示，全是她一个人”。这是其中一封检举信：“X月X日（她家保姆）从乡下回来，带来了好些红枣、柿子，说在北京工作辛苦不如乡下人自在。这个人的家庭土改时被划过去了，很可能是阶级异己分子。她最近出门时不梳洗，头发很乱，衣衫不整，很异常，还有异样电话，听口音是南方人，比较年轻，以前没听过这样的声音”。动不动怀疑家庭出身，从衣衫、头发、电话的“异常”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想象阶级敌人：这都是典型的文革阶级斗争思维，其要害就是其儿子所说，“必须设计出敌人，一个或几个，并由于敌人的存在而证实自己的存在。修理家里一干人等，挑动他们互相猜忌仇恨”。 这位母亲或许已经发展成了精神疾病，属于个案；但正常人中的文革阶级斗争思维，至今还随处可见，应该是更值得注意的：它是随时可能引发文革暴力的，而且还会是全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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