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发布: 2016-5-15 18:33 | 作者: 钱理群
（三） “我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
文革暴力，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学生打老师，子女检举甚至毒打父母，这都越过了基本的人伦、道德底线。人们称之为“狼孩”现象。
这是一位文革的中学生，在他儿子十八岁要上大学时，对儿子讲述的自己悔恨终生的“心的记忆”——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每一个学生，不分男生女生，谁心里不痛快，谁想发泄心中的郁闷，都可以这样或那样的嘲笑老师”。“那时，我不喜欢数学，考试常常不及格，老师曾善意批评我，我因此怀恨在心，总想找个机会出他的丑”。那天，数学老师来上课，可我和大家都不听他的，只大声吵闹。情急之中，老师大声点了我的名。我认为自尊心受到伤害，就径直走到老师面前，大声说：“我今天要让你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尝尝革命学生的厉害”，并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的行为使革命学生的革命精神受到了惊吓，影响了我们大家的革命思维能力。所以我要对你采取革命行动”。老师呆呆地看着我，怯怯地说：“我，我只想让你们大家安静，好上课。没有别的意思”。我却不容分说地拿着钢笔，命令老师转过身去，在他的白衬衣上写字。老师试图挣扎。立刻就有两个男生蹿上来，也像疯了一样，帮我把老师按倒在讲台上，在他背上写下一行带有侮辱性的大字。“老师含着泪水站起来以后，我们还强迫他把后背对着全班同学。于是，所有的学生都放声大笑。最后，我还厉声对老师定下了规矩：每天必须穿着这件衣服来上班”。
这又是一个当时还只有15岁的初一男孩记忆中的红卫兵拷问老师的场景——
“我是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只看见一位女老师静静地坐在一把课椅上，白白的腮上有几颗泪珠在闪闪发光”。“‘你到底说不说？’一个稚气未脱的男红卫兵，捋着宽宽的牛皮带，逼问。‘你要我说什么？’她平静地问。‘住口！是我在问你！你倒问起我来了。还想反攻倒算。不老实，叫你不老实！’他一皮鞭抽在老师背上。老师浑身颤栗了一下，不觉‘哎哟’了一声。她努力坐稳身子，望着红卫兵，平静地说：‘我是你的老师-----’，‘什么屁老师，这些孔老二刘少奇的师道尊严，早就批臭批烂了，至今还死抱着不放。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触及你的灵魂！看样子，你是非得抱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了’。紧接着就是一顿皮带。几个红卫兵，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像抽打棉花套一样拼命地用力。我只听见皮带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却没听见老师的哭喊和呻吟。”第二天就传来消息：老师自尽了。这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孟婉芬，是教数学的老师。
面对红卫兵对老师施行的暴力，今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历史的当时，这些孩子并没有丝毫的不安与内疚。如一位当事人所说，“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我们“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一位红卫兵回忆说他在抄某个老师家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再不文质彬彬了（毛主席曾对在天安门上给他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另一位参与者分析说，“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的恶作剧的成分”。比如，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老师裤子里；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灌；三九天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衩，站在五楼窗台----孩子都觉得“好玩”，但也就在这“好玩”里透露出了人性的凶残！
这就更加不可思议：怎么会如此坦然地怀着几分快意地整老师？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这里只说一点。应该客观地说，师生之间发生矛盾，本属正常；像那位向儿子倾诉自己的忏悔的当年的红卫兵，因为数学成绩不好受到老师批评而心存不满，这也都可以理解。问题是，在文革中这样的矛盾与不满，都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老师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言人”，
和“革命学生”处于敌对的地位；那位红卫兵说得很直白：“你影响我们革命思维能力，我就要对你采取革命行动”。这就是说，红卫兵是以革命的名义对老师实施暴力的。只要是“为革命”，一切残暴都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学生打老师成了“敢于革命”的表现，那种“很英雄，很正义”的感觉就是这样产生的。把师生关系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应该是文革学生斗老师的本质所在。
当然，学生要斗老师，也还是会有压力的。于是就有了对所谓“孔老二、刘少奇的师道尊严”的批判。这是文革大批判的重要内容。尽管打着的还是“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旗号，因此要将“师道尊严”归于“孔老二、刘少奇”的名下；但其实是要向人之为人的基本伦理挑战。破除“师道尊严”就是破除“人道尊严”：不尊重他人的尊严，自己就没有了尊严；而没有尊严感，就意味着既没有爱，也没有怕，做人做事就没有底线了。人只要敢于向老师、父母下毒手，就什么残暴的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做了。在任意伤害老师和父母的背后，是“文革伦理”：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一切事都可为，一切手段都可以用。这就跨出了最危险的一步，其对我们的下一代，全体国民，以及整个民族的危害是怎么估计也为不为过的，而且这样的负面效应至今还在漫延。
文革阶级斗争同样引入家庭内部，支配着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产生恶劣后果。
这都是不堪回首的记忆——
1970年2月13日夜晚，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张红兵和他的父母全家人在一起闲谈。老共产党员的母亲方忠谋突然谈起她对文革的怀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要搞个人崇拜？” 并认为应该给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平反------。儿子一听，立刻警觉起来：“这是在恶毒攻击毛主席！我们家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随即对母亲展开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革命大批判。母亲被激怒了，高叫一声“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就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烂。儿子也厉声大喊：“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到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父亲（他是老新四军，文革一开始就作为“走资派”被揪斗，刚获得“解放”）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才表态：“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于是父子俩把母亲告发了，并宣布离婚和脱离母子关系，算是大义灭亲吧。后来母亲从看守所逃出，又拒绝让她进屋，把她送回大牢。母亲于1970年4月11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在赴刑场的路上，母亲一路高喊：“他（毛泽东）把历史车轮倒拉二十一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丈夫和儿子都拒绝收尸------
直到文革结束，重新面对历史，儿子才终于明白，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而自己却亲手把她送上了断头台！“我就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
问题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于是，儿子又回忆起，母亲本是自己第一个引路人，在文革前，13岁时，就在母亲的鼓励下，参加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文革一开始，就在父母的赞许下，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的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还经县委书记特批，成了第一批红卫兵。父亲被打倒以后，划清界限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毫不犹豫地贴出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里出政权’的思想”。他的这一忤逆行为，父母不仅没有批评过一句话，反而把儿子当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他说话。在这心智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的心目中，已经和大人们平起平坐，从此“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性事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家里人也觉得他“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主席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母亲也说他变成了一个“憨子”。多年后，他才醒悟到其中的缘由：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得到解放’，为了‘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真的照着去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毛主席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 应该说，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忠实信徒，这样一个母亲说的“憨子”（他自己的说法是真信、真做的“实诚”人），正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和需要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之一。结果就是出卖自己的母亲，还自以为是在实践毛主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诲，“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且依然有理论说辞：“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是不能有任何私情”。
这确实是“狼奶养大的一代 ”！
（四）妇女，儿童和鸽子的文革厄运
文革全民大屠戮里，受害最重的无疑是妇女和儿童。
这里有一篇《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看起来，这是文革中经常发生的家庭悲剧：夫妻俩都是老老实实的工人，就因为在和工友闲谈中，丈夫说了句“朱元璋当了皇上，把下面的功臣全干了”这类的话，被人打了小报告。第二天，就召开全厂批斗会，蓄意把丈夫的家庭出身由工人改成资本家，于是就有了一个“阶级报复”的罪名。在台上指挥的军代表一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群壮小伙子应声而上，用铁棍劈头盖脸一阵猛打，显然是精心策划的。接着就把丈夫送进了监狱，活生生的把这一对新婚六十天的小夫妻拆散了，而且一关就是十年。为什么如此狠心？原来是军代表看上了他的妻子：不仅因为她的美貌，更有实际的利益考虑：这位军代表是农村兵提干的，和大城市的姑娘结了婚，以后复员就不用回农村；而厂革委会主任为了以军代表做靠山，保住自己的官位，也竭力撺掇。他们联合起来威逼妻子离婚，还办学习班“作工作”，说什么“只有离了婚，才能回到人民中来”，“只等你的革命行动了，这是党对你负责任”。——这又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阶级斗争案例：冠冕堂皇的“革命”名义下谋求个人私情私利，而且充分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其实，这样的“以权谋私”倒是最能显示文革阶级斗争的实质的。而最让人痛心的，是这样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后果，主要是由那位无权无势的普通工人的妻子承受的：她既面对政治的高压，深怀被“赶出人民队伍”的恐惧，又无时不刻为身陷牢狱的丈夫担忧，饱受独自照顾半身不遂的老父、
抚养刚刚出生的幼子的艰辛和经济的穷困，更要忍受逼婚的屈辱，舆论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她是把文革的苦难集于一身的。因此，在熬过了三千六百五十天的艰难日子，丈夫终于回到身边，全家团圆以后，她被称作“坚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是理所当然的。
还要说到的是文革中的女知青，特别是她们受到的性侵犯：这是许多文革叙述与研究所回避的。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留下了这样的难得的回忆——
在北大荒的知青农场里，一位女知青因为怕冷，到马号取暖，被卖奶的老职工看上了，最后怀了孕。知青和全团人都不同情，认为是丢脸的事，就处处为难：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让她坐。一次她和一个知青吵嘴，许多人一拥而上，把她上衣撕得粉碎，故意羞辱。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被团长占为己有。这样的事闹出来，以后就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结果全部被轮奸，前后有一百多个女孩子蒙受屈辱。大家这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以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的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只好委曲求全”。文革结束，知青纷纷离开农村，又产生了新的悲剧：那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女知青，娶了农村媳妇的男知青，因为缺乏感情基础，又都面临离异的痛苦，相关的农村男女青年则有被抛弃、利用的感觉。而双方的不幸都波及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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