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无宗教立国，而是以人代神”， 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国民性形成的重要背景。因此，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新宗教”，是落实到人身上，成为“个人崇拜”。中国的奴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人（从本单位的领导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依附。文革中的个人独裁实际上是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帝王的，因为在儒家传统里，皇帝之上还有“道”，所有的“忠臣”首先是忠于“道”，因此“忠臣讽谏”的事屡有发生，皇帝也必须“纳谏”。但在中国的现代极权体制，是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政治权威统治、精神权威统治与道德权威统治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思想体系，在文革中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因此，在文革期间，人人都要写检讨、认罪书，而毛泽东是从不像历代帝王那样写“罪己诏”的。 这样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是要求“奴性入心”的，不仅在政治上绝对顺从，而且要在思想、精神上，发自内心的驯服。这或许是更令人恐惧的。
不仅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仰。鲁迅说，“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既不“信”，也不“从”，而只是“怕”和“利用”，“只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都那么做”。因此，鲁迅把中国人（特别是“上等中国人”）称为“作戏的虚无党”。 鲁迅这里所说，都点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要害：其一，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有“怕”和“利用”。以此看文革时的毛泽东崇拜，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绝对“信从”，而且十分“虔诚”；但就如前文所分析，实际是出于“畏惧”，更是一面造神，一面把神当招牌，利用神。中国文化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实用主义，还有鲁迅这里说的虚无主义。毛泽东的文革“新宗教运动”最后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中国国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在文革中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证实了鲁迅的判断；“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对照文革期间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表现，能不感到羞愧吗？
其二，中国人最善于做戏。文革的种种效忠活动，包括前文所描述的学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开始或许还有点真诚，是一种“愚忠”；到后来，就越里越成为一种做戏了。这样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就造成了许多中国人的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伪善等人格缺陷，以及谁也不相信谁，缺乏基本信任，不惜以恶推测人的人际关系的恶化。或许这并非普通中国人所愿，但当人们终于明白，文革本身就是一场大游戏，大骗局，在上当受骗之后，也都走上了伪善、以恶待人之路，并视为“自我保护”。
鲁迅还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 ，中国的汉字可以说是世界最具有灵活性的文字，同一件事情，换一种说法，就完全是另一个意思。比如说，“滥杀无辜”说成是“镇压反革命”；“告密”说成是“向组织汇报”；“揭发父母”说成是“划清界限”，就都合理合法了。文革学习会上的发言，大批判文章，充斥着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其实都是在玩文字游戏。而且讲者、写者，听者、看者，个个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演戏，但却要一本正经地演下去，说破了，就是破坏“游戏规则”，反而会成为“公敌”。最令人发指的，是用革命的言词掩盖杀戮的血腥，像鲁迅说的那样，“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慌，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
没有信仰，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对精神问题的忽略，缺少“对彼岸世界的神圣向往”。如一位回忆者所说，尽管文革中像滥用革命的名义一样，我们也滥用神圣的名义，但我们真正崇拜的是“物化的神圣”。我们“从彼岸走向此岸”，热心于在此岸建立“天堂”，进行“人间净土化的努力”。文革的实践恰恰证明，此岸的天堂必定是地狱，正是人间净土化的努力，“伤害”了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缺乏神圣感，没有敬畏之心的民族，必然是既不爱，也不怕的。这是文革的大屠戮中，人们并不困难地就越过了道德底线的重要原因。前文谈到的杀害老师、把母亲送上断头台这类伤天害理的事之所以发生，是和既不爱又不怕、没有任何精神、道德约束直接关联的。
彼岸关怀的缺失，使得中国这个民族特别地“现实”、“世俗”。这是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儒家是不谈鬼神的，它对非人间、非此岸世界的事情是回避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在现世活着”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种“活命哲学”是可以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影响至深。儒家在人际关系中强调谦和，礼让，和为贵，本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背后，又有一个对既定秩序的维护的意图。这样就形成了以“忍”为核心的国民性格。一位文革的参与者说自己“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的东西”就是两个字：“忍和善”，“忍字是心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 所谓“忍”，就是忍辱负重，妥协苟且，委曲求全，得过且过。这是一种生命的惰性。有人说中国人只要还能“活下去”，不管怎么个活法，再窝囊也要维持现状，绝不思变革，更不要说反抗。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善”，不过是“无用”的代名词。中国人就是这样，做稳了奴隶，能够当顺民，就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但一旦“想作奴隶而不得”，就立刻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暴民。应该说，许多人就靠“忍”这样的内含奴性的生存智慧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的。
文革中，表现更充分的，还有中国人的“好斗”，即前文所描述的“窝里斗”，也可以说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这是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另一面的：即论者说的“阴狠”： 暴戾，凶残，玩弄权术、阴谋，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显然有法家的影响。我们是可以用“忍”与“斗”来概括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中国国民性的两大特点的。而这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外儒内法”的张力结构的。
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的“忍”与“斗”，是针对不同对象的。一般说来，都是对上、对强势“忍”，对下、对弱势“斗”。因此，鲁迅说，中国人即使受到“强者的蹂躏”，心中“蕴蓄怨愤”，也“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是最能反映人性的“卑怯”的。 鲁迅还指出，这样的“对上忍，对下狠”的国民性，又是决定于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中国国民在这样的等级结构里，是有双重身份的：对上，是“奴才”，卑躬屈膝；对下，是“主人”，耀武扬威。由此形成的是“主奴互换”的双重人格，这在文革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受害者，既可以甘心为奴而获得暂时的平安，更可以在加害于他人中得到某种主人感（至少是自己还在“人民内部”的感觉），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和满足。而专制、极权统治也就这样长治久安了。
而且，还有国民性中的“健忘症”。这也是令反思、反省者最感痛心与无奈的：“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当然更有现当代的极权政治的严控——钱注），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一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于是，就有了包括本文在内的“拒绝遗忘”的努力。
权作结尾：“文革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最后，还是抄录冯骥才先生的一段话，权作结尾——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的文革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那怕是对文革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钱注）。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道它缘自文革”。
2015年12月16日——12月29日看材料，2016年2月3日——2月18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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