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发布: 2016-5-15 18:33 | 作者: 钱理群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都谈到了这样的窝里斗。《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里就谈到，“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新建学校，老师们来的时候就分为三派势力：进修学校的，工业学校的，师范大学的，各地来的领导。来一个领导带一拨人”。红卫兵造反，学生一闹，“好像扔了一个炸药包，他们（老师和领导）互相干上了。他们相互知底细，愈闹愈大，愈升级”。我现在认识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文革，实际就是“学生的革命跟老师宗派的派性斗争，搅在一块”，“我们就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可又身不由己”。
某工厂生产股的一个干部也有这样的回忆：因为在生产股管生产，刚大学校出来。干事认死铆，得罪了许多人，“这就种上了祸根”。“文革一开始，这帮子恨我的人，就找我碴儿”。正好我自己不小心把毛主席语录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弄成了“现行反革命”。“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平时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无非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一帮子人垫背，我算是其中一个垫背的”。“他们整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那革委会的主任想拉起一帮支持他的人。我管生产算有实权的，他们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权。说我反革命，说我歪曲毛主席语录不过是个借口。干掉一拨人就能换一个班子。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了。为嘛历次运动整人的总在上边，有根呗。上边有人下边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拿他没词，干气，没辙”。这样的上下勾连的“结成死党”的关系网，是真正操纵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是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的的组织基础，“‘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呢，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
还有一位某市文化局下属戏校的中层干部，195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自称“早就被撕得粉碎的人”，但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1956年，他不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任何意见，也就是没有任何“反动言论”，却硬生生地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在文革中也是没说任何话，没做任何事，还是被斗得死去活来。这是为什么？直到文革结束才弄得水落石出：原来是他所在的戏校校长、文化局党组委员和文化局长兼党组副书记之间有矛盾，局长担心校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和他争权，便借着反右把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校长、副校长，连带他这个中层干部，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按照“第一把手决定一切”的党的领导原则，局长认定的敌人没有材料也可以、而且必须定罪。他就这样不明不白、也不需要明白地当了一辈子的阶级敌人。当我终于弄明白了这一切以后，不禁叫道：“我不成了人家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石子儿？凭什么我这样惨？”
一位文革前就下乡的知青在回忆中谈到农村里的四清运动，特别提到村子里的宗派关系：“整个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我就因为无意在姜姓人中批评了孙姓书记，就立刻遭到掌握实权的书记一派的残酷报复，想方设法把我赶走。 这是有典型意义的：不仅四清运动，农村里的文革，宗派、家族关系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很多地方农村文革运动，实际上变成了阶级斗争旗号下的宗族、家族内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因材料不足，不能展开论述，就算是出一个题目吧。
最后要谈到的是文革中后期的两派斗争，发生了许多惨烈的武斗。这里同样有派系斗争的强烈色彩。一位某市的某派头头“牛司令”就说得很直白：“要说我们局的两派，都有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就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表面上争的是“谁更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争的是“跟哪位领导走”，背后就是跟着走的实际利益。一切出于宗派利益驱动，口头高喊的“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得不这样说罢了”。
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文革“革命”，落实到学校，工厂，机关，农村，都会变成单位的派系斗争，变成“单位专政”。其实，任何一个单位内部都充满矛盾：不同领导之间的矛盾，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不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又是与复杂的人事关系（同学、乡亲、战友等等）纠缠在一起，构成了前文所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在正常生活里的单位内斗是非政治性的，因而是可以调和，变动的。但到了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就要将其政治化。通常是由单位第一把手以“组织阶级队伍”为名，将听从于他的那一派人定为“左派”即运动积极分子；而把不听从于己或自己认为有问题的群众，打成“右派”即革命对象。
而文革的特殊性又在于，毛泽东出于打乱既定秩序的需要，支持群众起来造基层党组织第一把手的反，这样，与书记有矛盾的群众就成了“革命派”（“造反派”），而追随书记的群众自然就是“保守派”。而无论“左派”与“右派”之分，还是“革命派”与“保守派”之分，都将单位原有的非政治性的内部矛盾高度政治化，变成一个吃掉一个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哪一派掌握单位的领导权。这样，在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下，实行的是权力的再分配。这关系着每一个人实际利益：掌权派就拥有一切，不掌权的就成为专政的对象。这样的权力斗争就必然是你死我活，空前残酷的。最终导致了单位内群众和干部的大分裂，大厮杀，把中国传统的“窝里斗”推到了极致。
（六）“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当然，对造神与杀戮的全民性，也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同于主流的个别的选择。就像一位回忆者所说，“文革就是那个样子，但个人也有个人的活法”。
一位红卫兵就谈到他如何“走出疯狂”成为“逃避文革的逍遥派”的。他首先承认，“文革可不是那么容易拒绝的。那不是由于它的威力，而是它的诱惑力，文革真是壮丽迷人的呀”，当年的红卫兵就是被革命的盛大节日所吸引，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进行革命的“圣战”的。但他们很快就从中嗅到了血腥味。这位红卫兵谈到一次抄家，一个伙伴朝着房主（据说是一个资本家）一棒打去，“‘啪’地打在嘴巴上，就看他一口血吐出来，跟着吐出许多牙来，这感觉非常可怕！我呆住了”，“完事离开时，我和那男人目光正好相碰，他张着那没有牙的血嘴，像脸上一个血糊糊的洞；他的目光怔怔的，没有内容，却很专注，好像要记住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刷地躲开这目光，如同犯了罪那样，尽快逃离了这个家”。“我无法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革命对象’”，“从良心、从心灵中很深很深的地方感到我无法这样做下去”，“这便不知不觉离开革命的‘金光大道’，走向逍遥的一边”。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他还这样对人说：“我为什么当上逍遥派，说明白点儿，就是因为我心软，害怕相互残杀，害怕流血流泪。如果说我这么做是经过多么深刻的思考，那是骗您。在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人能够独立思考，能像今天这样明白。何况那个时代还充满了诱惑！只能说这是凭一种本性，也就是说文革逍遥派大多数是一些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宁静和心安理得。 ——这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文革中后期人们纷纷退出或远离革命，成为逍遥派。而他谈到退出的原因是“凭一种本性”，则既符合事实，更有一种深刻性：从根本说文革是违背人性的，因此，只要人的善良本性尚存，人们终会摆脱文革的诱惑，与之保持距离。这是发动者无法左右的。
另一位某市农科院的科研人员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坚持“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的原则，“在夹缝里求生存”，居然逃过了“整人，或被人整”的劫难。他的办法是仗着自己出身好，没有辫子，尽量躲到农村去试验和推广农民需要的除草剂，每回院里叫去开会，就请公社或县里出面请假，他就在农村的政治保护伞下，“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但他自己却毫无幸运之感，反而自称“没有情节的人”，他说：“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就是没高潮，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功了，自己却消失了。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这位科技人员靠着中国传统的“难得糊涂”的智慧，在夹缝里求得生存，不仅成功避害还保持了自身的干净，也有一定代表性。但他对这样做的代价的反思，对“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的正视与揭示，或许更能给我们以震撼，更引发深思。
另一位商店的店员这样谈到他在文革中“苦中作乐”的经历和经验：“文革时，人家说所有的人都是愈斗愈瘦，唯有我愈斗愈胖，精饱神足，满面红光。记得当时管牛棚的老K问我是用哪股子反动精神支撑着。我说我这是血压高，血往上冲，脸色就红，这叫回光返照。
他一听，放心了”。“中国的事，一是别太认真，二是善于周旋，不能硬顶，硬碰硬，准吃亏。要像炼太极拳那样，硬来软接，或者不接，一转身，顺手送走。毛主席不是还有十六个字吗，叫作‘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我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你来硬的，我来软的；你来明的，我来暗的；你穷追猛打，我蔫损找乐，不管胜负，我心里舒服就行”。他举了一个例子：关在牛棚时，“我当棚长。每天早晨召集那些‘牛’开会时，我故意等着老K到场，突然‘啪’地一拍桌子，大声说，‘今天，我们这一屋子混蛋王八蛋-----’，这当然把老K也骂在里边了。一天，老K好像醒过点味儿来，瞪着眼问我，我离开装得很冤枉地说：‘您没听我说‘我们这一屋子’吗，‘我们’是指牛鬼蛇神，哪能是您呢！’老K没词了，从此天天乖乖地挨我一次骂。您说这好玩吧。可要不这么找乐，只能犯愁、苦闷、掉泪、上吊自杀。我们棚里死了一个小资本家，他心里搁不住事儿，受不住了，打二楼窗户脑袋朝下跳下来。我心想，你呀，傻瓜！人家不叫你活，你也不叫自己活？” ——捉弄老K的事，或许有点阿Q精神；但许多人确实是通过“苦中作乐”熬过了文革最残酷、也最荒唐的岁月的。这也是一种“中国智慧”吧。
还有人在文革中给自己规定了两条：“做奴隶，不做奴才”。前者是自己无可逃脱的命运，后者是自己的选择。“做奴隶是被迫的。我刚被关进牛棚的时候，经常给弄到街上游斗。开始我很怕给熟人看见，怕难看，后来没有这种担心了。我就像奴隶时代的奴隶。奴隶的工作是两种。一种是劳役，一种好比马戏的猴子，供人玩耍。反抗是无效的，只有听之任之”。“但我决不做奴才”，“决不会逢迎、谄媚、讨好、告密、出卖别人。被屈辱不可耻，但奴才是可耻的”。 ——“不做奴才”，这是一个人性的选择，是坚守“人之为人”的底线。在文革中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当许多人在威逼与诱惑下都争先为奴，并从中捞取利益的时候，做到不逢迎、不出卖，就特别难能可贵。
当然，也还有清醒的“旁观者”。一位1957年的右派，谈到他和从大学下来的右派朋友从文革一开始，就看透了一切，“绝不信那一套假马列主义”，并给文革定了性：这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犯罪”；同时也清楚自己无力阻挡，就采取“冷眼审视”的态度。一方面，“采用各种狡猾的方式周旋，检讨，装孙子，逃避监督”，目的是保全自己，等待来日；另一面，“不敢言而敢怒”，寻机反抗，“以信仰真理的坚强意志来维护花岗岩脑袋”。
而且更有自觉无畏的思想的批判者与行动的反抗者。为此而献身的，也大有人在。对这些文革中的“中国的脊梁和筋骨”，我们另有专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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