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发布: 2016-5-15 18:33 | 作者: 钱理群
对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影响深远的，还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育。1964年6月毛泽东作了《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讲话，由此而开始了接班人教育。据说这“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 其实质与要害是一个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第一代打下的红色江山是否能够千秋万代传下去的问题。这就为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提出了一个“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政治目标。研究者指出，其直接后果有三个方面。
“第一，大大地把学生导向政治，大多数学生原先以当科学家为目标，现在，他们转而认为当接班人是最光荣的事”。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与前途，成为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精神特质，甚至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同时唤起的是对国家、民族、党的事业的历史责任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青年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因此成为许多青年学生的座右铭。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更自觉地以从事政治活动，成为政治家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这些人后来都理所当然地成了文革的骨干。第二，“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因为不管使用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辞藻，‘接班人’这个概念和封建时代的权力继承毕竟有相通之处，即‘父权子承’”。事实上，对接班人问题反应最为强烈的也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即红二代。血统论就是他们天然接班的理论依据。本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党就在学校里提出了“阶级路线”的问题，1964年提出接班人问题，阶级路线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与迫切，学生也因为家庭出身不同而发生了急剧分化。后来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骨干，绝不是偶然的。在文革初期发生的血统论论争，由此引发的相互残杀，都预伏在这一时期围绕接班人问题发生的思想动荡之中。“第三，引发或加强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竞争倾向”。 这或许是许多人参与文革的潜在的动因，也是文革残杀的内在根源：我们已经说过，文革从根本上说，是一次权力再争夺、再分配。开始或许并不自觉，随着陷入愈深就愈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追求与努力。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论战推向高潮，时称“九评”，其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第一等大事，前一天晚上预告第二天有重要文章发表，大家就在早上七点半守在收音机旁，或在公共场合的大喇叭下，听中央电台当时家喻户晓的播音员夏青和齐越，用他们特别有磁性的男中音朗读评论文章；他们读得深情并茂，听众也完全被文章的逻辑力量和语言魅力所征服。这样的影响也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使这一代人的政治关怀由国内扩展到世界。其意义也有两个方面。它首先是被党的意识形态所控制，陷入“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国去拯救”的主观想象之中，是典型的做不完的“中国梦”。有些红卫兵就是带着“解放全人类”的幻想投入文革的，有的还献出了生命。另一方面，其潜在的命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要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对这一代思想与思维的影响也有积极的意义。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探讨“中国向何处去”时，同时提出的就是“世界向何处去”的命题。其二，由此引发的，是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浓厚的理论兴趣。特别是在最初的革命狂潮过去以后，他们“力图在官方宣传机器之外，独立地阐述自己对于文革的理解”。 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思考，从“九评”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问题开始，但得出了与“九评”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结论，形成了文革民间思想。其三，对这一代人影响更大的，是“九评”所显示与代表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我曾经把这样的“九评”文体特点概括
为“以真理、人民的代表自居”、“高屋建瓴，以势取胜”、“华丽语言”与“调侃”、“流氓腔”的结合。 文革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都竞相模仿这样的对读者、听众极具情感的煽动力与心理控制力的语言，形成了文革“大批判风”。
以上分析表明，经过文革前的五大教育运动，已经在中国青少年中，培育出了一整套以“主义至上”、“革命至上”为中心的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能力。当年的参与者在反省中，将其概括为“卡里斯玛人格崇拜”，“敌对思维”，“暴力崇拜”，反启蒙（人道、人性）的“仇恨情感”，“非此即彼的极端逻辑”、“二元思维”，以及“英雄话语”，“宏大话语的叙事习惯”，这同时也是能力的培养，“仇恨的能力、极端思维的能力、把任何小事泛化到政治意识形态上来的能力，‘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能力，等等。这些浸满了“狼汁”的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能力教育与培养，都是在为文革作准备，在文革前“只是酵母”，“在文革中能量的爆发则膨胀得无边无涯”，最后形成了“文革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和能力”，造成一代人、几代人，以致国家“精神疾病”，前文所描述的文革全民狂热与残暴，就是这样的精神病状的反映，是狼汁喂养的结果。而当年向孩子喂狼奶的老师、家长，到文革中就被喂大的狼孩活生生的吃了：这是最大的历史嘲讽与悲剧。反思、反省者最后说，这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和民族曾经有过的“心的选择,，何违之有？”而“真正的枷锁在自己内心”。几十年过去了，文革当年遗留的心的毒瘤我们真的割舍了吗？
（二）体制问题
文革的悲剧、惨剧，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高度极权国家体制下，才可能发生。在文革造神运动和全民杀戮背后，都有看得见、看不见的党和国家不受监督与限制的权力之手的操纵。本文一开始就说，文革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结合的产物，其中“领袖主导，全党响应”就是体制的作用，而且是占支配性地位的。而前文讨论的“教育问题”，也是国家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大屠戮，也主要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如研究者所说，“‘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个结果和延伸”。 文革一开始，公安部长就下令，公安部门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违法行为，“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也就是说，文革造反中出现的暴力行为，都是在国家保护、鼓励，甚至唆使下发生的。1966年北京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1967年的“二月大镇压”、“七月大镇压”，1968年“夏季大镇压”，“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对群众的镇压和屠杀，都是国家机器、军队和政府的行为。如果把文革中的屠杀与死亡完全归之于红卫兵、造反派的“暴民”行为，就会对国家体制的罪责，形成有意无意的遮蔽与开脱。因此，我们对“全民杀戮”的反思、反省，以致忏悔，都应该是有限度的。如果将其推到极端，变成“人人都是罪人”，就有可能让应对文革罪恶负责的“真正魁首”逃脱正义的审判。特别是文革的真相并没有彻底揭开，应该对这段历史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事实都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坚持“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 我们的批判锋芒应该首先指向极权体制：每一个文革的参与者自然有自己的责任，但这样的参与是极权体制引导与强迫所致，我们对自己责任的清理，也是在更深层面上揭示体制的罪恶。
本文一开始，还谈到文革中“媒体起到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涉及文革时期极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值得一说。中国的极权体制，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是有不同特点的。文革的特点就是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的结合。特别是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打破既定秩序，不惜将各级党组织扫荡以尽，以越过专制体系的中间环节，直接发动群众，对他认定的革命对象（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社会上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实行专政。而毛泽东和群众之间，又是靠媒体来连接的。毛泽东每有重要的战略部署和号召，都首先发表在媒体上，即当时所说的“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上。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会有这样的记忆：报刊上一发表最新的“最高指示”，各派群众立刻上街游行欢呼，表示“拥护”，并立即变成行动。这样的“登高一呼，一呼百应”是最能显示文革专政的特点的。以“两报一刊”为代表的媒体，就不仅是传达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者的作用。各地方的记者站还担负了收集情报，上通下达的重任，成了有力的专政工具。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革中的党报就是代表党，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与当时的人们一样特别相信报纸和书，认为凡被铅字印在纸上的就一定是对的”。 而另一位知青则反省说，他在文革中就是“顺着报刊的指引”，一路打打杀杀，今天指向这一拨敌人，明天又转向另一拨“与老敌人相反的新敌人”。 文革期间，媒体在党和国家极权体系里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题目。
有研究者对这样的极权体系所建立的具体制度，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谈到了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一，“制造一个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阶级敌人’队伍，和以他们的子女为成员的‘不可信任者’队伍，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一个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统治者不断在统治集团内部和一般群众之中清洗出一些人落入贱民队伍，又在贱民中树立一两个‘弃暗投明’、‘脱胎换骨’，为官方所器重的典型，使所有贱民怀着上升的希望。这种做法极为聪明与有效，它使大多数人谨小慎微、驯顺服从，生怕‘犯政治错误’而贻误终生前途。同时又使被压制者一心企求救赎而不至反抗”。其二，“制造出一个以政治监视为职业的政工队伍和一批平时专打小报告，政治运动一来就兴风作浪、罗织罪名、落井下石的政治打手”，这两部分人就构成了所谓“积极分子（左派）队伍”，成为体制的依靠力量。“在这种制度下，告密不仅不是可耻的事，反而成了一种美德，成了‘争取进步’的必要条件。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的关键是看其是否‘靠拢组织’，这指的是勤于汇报自己及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学校班级，工厂车间，军营连队）都把群众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一头（左派）是驯服工具，也是政治打手；一头（右派）是遭受迫害的“阶级敌人”；一般群众（中间派）就战战兢兢生活在政治夹缝里。三派都处于党的绝对控制中。其三，“控制人的最基本的手段是档案制度。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从中学时代起就有一个档案。里面详细记载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政治表现，以及政治运动中的结论。还有别人的告密材料。人们永远不知道档案里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它像一个阴影终生追随你，又像达摩克利剑悬在你头上，当你和领导发生矛盾要挨整时，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决定你要成为靶子时，档案中的材料就被抛出来，成为置你于死地的利器”。 ——以上具体制度是落实到基层的，而且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在文革初期就成为人们造反的直接对象，烧档案，揭发告密者，冲击以家庭出身决定人的命运的“阶级路线”，都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动”。也同时引发了各单位内部的激烈斗争，前文谈到的各派之间相互残杀的“内战”都与不同人群对这些制度的不同态度（背后又有不同利益需求）直接相关。而在文革中、后期恢复与重建秩序时，这些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制度，又以新的形式建立起来，至今也还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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