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发布: 2016-5-15 18:33 | 作者: 钱理群
这里所透露的女知青所受到的性侵犯，特别是利用政治权力的性侵犯；传统观念影响下的性歧视；以及在非常条件下的不正常的婚姻所造成的家庭悲剧，都与“文革与性”这个大题目有关，需要专作文章讨论。我想强调的是，由此看到的，女性所受到的政治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和残害，两者又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文革暴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却是被严重忽略的。
还有文革中儿童的命运。
这是让我最感到惊心动魄的文字：“整个文革压在我的心上”。说这话的是文革开始时，某市某街道幼儿园只有五岁的孩子。因为爷爷是资本家，被抄了家，一夜之间，他成了出名的“狗崽子”，成了出身好的孩子们攻击的对象。“走在街上，会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阵石块；呆在家里，也会忽然响起一阵凶猛的砸门声，跟着一阵哄笑。他们还在我家的门板和外墙上，用粉笔满‘打倒资本家狗崽子XXX’的标语。XXX就是我的名字。我那时真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的敌人。我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次父亲叫我去买香烟。我硬着头皮出去，就被邻居的孩子发现，把我拉到墙角，批斗我。两个人使劲架着我的胳膊，把我的脑袋往下压，朝我喊口号，啐唾沫，回家也不敢告诉父亲”。“我不愿意上学。每到上课时，身边或身后的同学就会拿铅笔头狠狠扎我。有一次，临座的同学面对老师，神气像在听课，桌子下面却用手使劲掐我的腿。我只要向老师告他，他就会说我陷害，说我是‘阶级报复’。那时的政治用语有强大的威力，我只能忍着”。“我内心已经灌满仇恨，恨邻居的孩子，恨同学，恨他们的家长！我实在克制不了时，就和他们对打。但吃亏的总是我。老师自然要偏向那些出身好的同学。爸爸只要知道我和他们打架，还要再狠打我一顿，怕我惹祸”。“我躲避社会，逃避一切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我感觉，大人对我没有太多的敌意，但同龄人都与我为敌。我活得非常紧张，只有夜间自己躺在床上，才感到安全。到了白天，一走进社会，那种很强很强的恐惧感就来了。我是那样的孤单，冰冷，无助”，“我渐渐变得非常敏感，脆弱，多疑。只要同学们说什么，我就认为是针对我，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来。我哪里知道，一种后来叫我非常头疼的性格渐渐形成了”。“我考入中学后，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已经没有人知道狗崽子的背景了”，但我依然“不合群，不喜欢与人接近，防备心理特别重”，“胆小而敏感，总疑惑别人害我。我和他人说话时只要对方一走神，我就认为他故意不理我，歧视我，或者有意侮辱我，我会突然暴怒”。“我与同学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渐渐发展成真正的对立，几乎一说话就吵嘴，一吵嘴就动手。同学们暗地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死脸’。我陷入了很深的痛苦。我面对镜子看自己的脸，差点把镜子砸了：难道我天生就是一张毫无生气、从无笑容的脸吗？” ——这依然是惊心动魄的一问，它揭示的是，文革阶级斗争对最应该受到小心呵护的儿童心灵的伤害，心理与性格的扭曲，无情地毁灭了孩子的童年，也几乎毁灭了他的一生。我最感震撼处有二：成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祸及无辜的孩子；而孩子也卷入阶级斗争的屠宰场，伤害同龄人，同时也在伤害自己。文革的全民杀戮，居然包括了未成年人，这是最能显示其非人性的。
更叫人无法接受的，是竟然让孩子成为杀场的陪绑者！这真是匪夷所思：市委大院墙上出现了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公安局查案，认为是孩子在大人唆使下写的。当时院里两派斗争正激烈，一个中层干部的对立面立刻插手，内定是他才有八岁的儿子写的，就把儿子抓了起来，威压、利诱孩子交出后台，遭到拒绝后，就硬把他送到了刑场。“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我可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当时管执行的人大喊一声：‘放！’‘呯’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子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但从此我就成了“小反革命”，“我一下子长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
当事人在回顾这位段历史时，谈到后来得到平反，却无法具体落实，弥补刑场陪绑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说了一句沉重的话：“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 但这也正是要害所在：中国的政治，特别是文革政治，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的心灵的肆意践踏、蹂躏，而伤害到儿童，并且不择手段，就真正罪不可赦了。
文革中的儿童，还有另一种命运：父亲早逝，在工厂工作的母亲突然被发配到湖北深山参加备战工程，把只有十四岁的“我”和十岁的弟弟留在城里的家。我一下子承担起“当家人”的重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只能避着热闹，加着小心，像一个家庭主妇那样，操持着我和弟弟两个人的米油盐。星期天，听说哪个菜站处理便宜菜了，我便和穷孩儿一起跑去，一两毛钱地背回一堆。因此，我为曾经买到过的几次极其便宜的青菜而兴高采烈过很长时间，至今我都无法忘记。仿佛那是一个再也不会有的奇迹。一毛钱可以买到十斤甚至十五斤西红柿，穷人家的孩儿，心里就是这些，说不上宏图大志，更不敢和人家去造哪门子的反。只是老老实实地过着，活着”。一年半以后，母亲回来了，知道我还从每月二十几块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给自己添衣服，为弟弟买了鞋和裤子，“尽情地哭了一场”。 ——过去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是为生活所迫；文革中的“早当家”却是政治所逼。儿童因此失去了他应享受的游戏、学习的权利。用周作人的说法，这是人生季节的颠倒：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
难逃文革厄运的，妇女、儿童之外，还有小动物。
这同样是痛苦的，带着血腥的记忆——
“1966年时，我家养着一只黄猫。一天早上，见到街道里贴满了红卫兵的‘勒令’。意思是要消灭民间饲养的动物，包括鸽子、鸟、鱼、狗、猫等。他们威胁说，如果自己不处理，
则要集中杀死，斩尽杀绝，据说养动物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于是赶紧把黄猫放生，它又跑了回来；送到农村去，不久就听说又跑走了，据说红卫兵打死狗都扔到东大桥的臭水沟里，就赶去收尸。一看，就呆住了，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那条由西向东的臭水沟里像下饺子一样，扔进了上百只的猫。有的猫被石头击中，浮在水上，泛起一片血。有的猫挣扎着从河心向岸上游，有的猫被竹竿和木棍抽得拼命向河心游，河里一片嘈杂，一片嚎叫，一片沸腾，一片血腥”。
这是爱养鸽子的北京大爷最惨烈的记忆——
“熙熙攘攘的鸽子市上空突然响起了冲锋号声。只见东直门城楼上，并排站着六个红卫兵小将。他们一手叉腰，一手举着军号，面向鸽子市这边用劲吹着。还没等鸽子市上的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经被臂戴红袖标的红卫兵和工人民兵包围了。只要看见拿鸽子的人，他们立刻冲上去，抢过鸽子就往地上摔，到处都能听到鸽子‘噗、噗、噗、噗’的声音。一时间，东直门外，护城河边，那方圆里的地面上，鸽子们尸横遍野，其情其景让人惨不忍睹”。接着就向养鸽子的大爷们下了死命令：“下午四点以前，要不把鸽子脑袋送去，就把自己送进去”。“那天中午，我们一边哭一边用菜刀剁鸽子的脑袋。鸽子的鲜血把切菜的案板都染红了”。
这里对生命的任意屠宰，是令人发指的。而且用的又是“革命”的名义：对小动物的爱和保护居然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如一位回忆者所说，在那个年代，仿佛真善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同义语，全在扫荡之列”。 “为了“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就向无辜的动物大开杀戒，而且将屠戮变成“革命的盛大节日”，到处插满红旗，吹着军号。更令人痛心的是，执刑的屠夫，竟然是刚成年的青年和未成年的孩子！
可以说，文革中妇女、儿童、小动物的厄运，对生命（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的漠视、践踏，特别是对弱小生命的伤害，都显示了文革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本质。
（五）全民“窝里斗”的怪圈
有人把中国人在文革中的相互残杀，分为两个阶段：“初期的时候还可以说是一场圣战，那么后来完全是一场权力战了，一场权力的再分配了”。 这样的截然划为两个阶段，或许有些简单化，但如果说相互残杀的动因和表现有两个方面，大概是可以成立的。大体而言，红卫兵的暴力，基本上是一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革命狂热，虔诚地跟着领袖去杀人，和想象中的“敌人”搏斗。而更多的成年人的相互厮杀，“实际的利益和矛盾更具有实质性”，“即使是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的利益动机”， 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永不停息的派系斗争。
这里就有一个三次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的“故事”。事情从抗战时期开始：“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就斗，势不两立”。八路军来了，村干部大多姓王。我当时是儿童团长，不知天高地厚地写文章批评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这就遭来影响终生的大祸。“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呗”，就这么把我内定为“特嫌”。其实就是“不能让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无非是安个“反党”的罪名，把我给撤了，并且装进了档案。十七年后的1956年，我已经因为单位上的总支书记要提拔他的一个亲戚排挤我，调离了原来的某出版社，鸣放时期出版社党支部书记特意来公函，要我回去提意见，我给党总支书记提了几条，反右运动就把我打成了右派。我这才明白，根子在党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之间有矛盾，在鸣放时支部书记因为知道我对总支书记有意见，就拿我作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成了牺牲品：我就像当年卷入家族宗派斗争一样，又陷入了党的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到了文革，所在的新出版社的书记要整社长，就因为我与社长合作得很好，就给社长安上一条“重用右派”的罪名，把我也揪了出来，并把早已否定了的、但仍留在档案里的“特嫌”问题再度提了出来。这样，“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翻来覆去也为没离开‘敌人’的圈儿”，原因就在每次运动我都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卷入了派系斗争（或家族宗派，或党内派别）的漩涡里，形成了一个无以逃脱的“怪圈”。这其实是最能显示中国式的运动（阶级斗争）的实质的：无论是打着什么样的“革命”旗号，一旦落实到基层，就一定变成单位内部的与复杂的人事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派系斗争，权力斗争。这就是“用尽精力相互伤害”的“窝里斗”，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这是中国国民性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传统。从古代宫廷内争，到现代政党内斗，到建国后历次运动的相互残杀，都是如此。这位深受其害的回忆者，因此说：“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这是一个极深刻的命题：所谓文革全民“革命”，就是全民“窝里斗”，依然没有走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历史怪圈：既是“政治怪圈”，更是“文化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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