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发布: 2016-5-15 18:33 | 作者: 钱理群
（七） 伟大的女性
最后还要谈谈在文革中成为许多人度过磨难的精神支柱：那些伟大的女性。
本文多次引述的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选择《拾纸救夫》一文作首篇，自然是大有深意。文章说的是一位鲁西南某县公社小学的语文老师，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人揭发他在学生中讲了一个“毛主席当年在湖南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田间水沟藏身”的故事，对毛主席无限崇拜的革命群众立刻断定这是“赤裸裸污蔑毛主席”，就以“特大反革命案”将其逮捕入狱。这位老师辩解说，这是从书上看来的，但又说不出具体书名，这就更加上一个“故意编造”的罪名，在文革中被判八年徒刑。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刚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听说后，就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找到出处，我们就放人”。“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先到书店、图书馆找，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识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字的纸，就若获至宝”。“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带着孩子拾”，“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止过一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烧死了”。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在有关部门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书，其中收入了谢觉哉写的《浏阳遇险》。 在真相大白以后，人们这才认识到这位“拾纸救夫”的农村女人的不易和价值：她虽不识字，但始终坚守两个信念：自己的丈夫是清白的，真相总有澄清的一天。她以自己的坚定信念支撑自己，更支撑了她蒙冤受难的丈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文革这样的灾难面前，人们最需要的也就是这样的信念的精神支撑。而提供支撑的，往往是女性：母亲和妻子。他们看似柔弱，但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量，在关键时刻就挺身而出。这是一种危难之中的伟大，平凡的伟大。
还有一篇孩子对母亲的回忆，永远难忘的是文革中母亲的三次微笑。文革一开始，作为全省闻名的评剧演员，母亲就被揪了出来，每天轮番批斗。到了夜晚，我们都默默站在门前，惊恐不安地等待母亲的归来，而疲累不堪的母亲一看见我们，那张被欺侮的脸瞬间恢复我们熟识的笑容，我们顿时就放下心来。1970年春节前，母亲突然被勒令到三四百里的公社劳动改造。那个雪后的清晨，我们去火车站送别，母亲依然露出“那朝阳一般的微笑”。半年后，我们父子三人赶去和母亲、妹妹团聚。在村口见到母亲那一身补丁的破工装时，内心充满了不可言状的辛酸感觉，而母亲依旧微笑。她的坦诚微笑也赢得全村农民的信任与尊重，我们全家人也在保留着善良天性的乡亲这里获得了庇护。“母亲的微笑就深深地印在了我那段痛苦的记忆中，这微笑是黑暗里的一丝光亮，使年幼的我得到安慰和温暖，这微笑伴随我走过苦难，这微笑使我长大成人后能面对世间的一切困苦磨难”。 ——“母亲的微笑”是一个象征，内蓄着爱与信念的坚韧的生命力量，邪恶可以猖狂于一时，最终胜利者还是母亲的爱，人的本性。
第二部分 反思与反省：这是为什么？
文革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痛苦又难堪的记忆。在痛定思痛时，人们开始反思与自省。特别是最近几年，提出了“我们忏悔”的命题，认为这是经历文革这一代人的“政治责任”、“文化责任”和“历史责任”。 这是一个严峻的追问：文革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在文革狂信与杀戮的背后深藏着怎样的“中国问题”？我们每一个文革参与者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课题，我们今天的反思与反省仅是一个开始。根据现有的认识，我们将讨论四个问题。
（一）教育问题
前文已经说到，红卫兵这一代是“狼奶喂养的一代”。那么，这是怎样的“狼奶”？是
如何“喂养”的？喂养的结果如何？这就必须谈到文革前的教育问题。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文革前，主要是1963——1966年间，在青少年中开展了五个方面的教育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学习雷锋运动，培养接班人的教育运动，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争文件“九评”的教育运动，以及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教育运动。这五大教育对这一代人的影响至深，至远，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些革命教育的中心是树立“革命第一”的观念，“把革命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科学、艺术，高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 为了“革命”，一切都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权利，以致生命；一切都可以越过、抛弃与不顾：人性、人情的底线，基本人伦关系；一切都可以毁坏：科学、文化、艺术、历史文物；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如一位历史的当事人所说，“‘神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运动中的一切都具有天然不可置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 很多人都说红卫兵这一代人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己至今也还在坚持这一点，这似乎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却很少有人追问：这是怎样的“革命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确实有“超出一己的私利”的献身精神，因而显得高尚而神圣；但它却是以“革命至上”的观念为指归，就如论者所说，“这种理想主义并未带来人民的福祉，科学艺术的创新，而是导致破坏与毁灭”。 这样的“革命至上理想主义”是直通文革的。
当然，关键还在这背后的“革命观”。这一代人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观，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在文革前及文革时期，有三条毛泽东语录最为盛行，人人皆会背诵，可谓“深入人心”。
第一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把革命暴力化了。而且毛泽东更提倡群众暴力，造反者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就是要“乱来”，“独裁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将一切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样的暴力革命观不仅成为我们前文所讨论的文革大杀戮的理论根据，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暴力崇拜之外，更有一种以粗鄙为荣、蛮横自负的“痞子气”。在文革中“痞子”成为“革命先锋”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篇回忆文章就谈到其所在单位的一个女杂役成了革委会副主任，“那凶残，那野蛮，真是把中国的‘贫下中农痞子’演示得十分充分”。 在文革中后期的武斗中更有流氓帮伙的参与。所谓“文化大革命”，“革命”就是暴力革命，“文化”则带有浓重的痞子、流氓文化的色彩。 这都在文革全民杀戮中有鲜明的表现。
作为文革前的革命教育重点，文革指导思想的毛泽东革命观的第二个方面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的这一段语录，也同样人人背诵，深入人心。由此形成的是“分清敌我”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关系；一切矛盾、分歧，一切不同意见，不同利益与要求，都被视为敌我问题，必须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这同时也是一种“非敌即友，非革命即反革命，非红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敌对思维”，更要培养“仇恨至上”的“敌对感情”。这正是文革前的学习雷锋运动的重心所在。什么是“雷锋精神”？核心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与感情”。人人耳熟能详的雷锋语录就是：“对待同志要春风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一位红卫兵后来回忆说，雷锋的这些话语，“是渗透我的灵魂中的”，文革中他就是像雷锋那样，响应共产党的革命号召，把鞭子“残酷无情”地抽向党指向的“敌人”的。
深入人心的，还有毛泽东的另一个革命号召：“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与坏人。我们善于辨别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人们”，要警惕“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提高革命警惕性也是文革前的革命教育的重心，由此形成的是论者所说的“阶级斗争迷信”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更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一切问题的思维模式”以及“阶级斗争的想象力”，到处寻找与发现“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坏人”，“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 文革前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阶级斗争教育以及文革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寻找与制造隐藏的阶级敌人，凭借想象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群众政治实践。一位当年景山学校的学生，在参加了据说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电影”《二月》的批判，接受了阶级斗争教育以后，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来，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我们。我过去崇拜的老师竟然受资产阶级影响给我们全面传授这么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 在这样的引导下，许多学生都把自己想象成身处阶级斗争第一线的战士，当文革发生时，党和毛主席宣布，他们崇拜的老师和校长，都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这些学生“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把鞭子抽向老师与校长，就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习雷锋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好战士”。文革前就开始流行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这样唱的：“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样就把革命崇拜与领袖崇拜统一了起来，革命至上最后落实为领袖个人意志至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由此造成的是一种盲从与驯服的人格。这样的“忠诚”与前面已有讨论的“反叛，仇恨”的结合，就构成了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的基本精神素质，也是红卫兵暴行的内在精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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