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在城市上空的鸟——访谈诗人苏历铭
发布: 2015-12-31 19:08 | 作者: 张后
张后：你至今出版了几本诗集了？
苏历铭:严格地说，我只出版发行过一本《有鸟飞过》个人诗集，它是由刘波包揽全部出版费用。之后的《陌生的钥匙》个人诗集属于自印的非法出版物，即没有通过出版单位而自行结集的，是由陈琛友情赞助的。2007年沈阳的一位朋友曾帮我出版过一本《苏历铭1963》个人诗集、潘洗尘在诗探索丛书中帮我出版了《苏历铭诗歌》，这些诗集中作品均有重叠，并不是内容独立的个人诗集。
张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知你自己有没有注意到？以你的知名度应该有许多评论才对啊，我搜索网络找到的很少，虽有一些但多半谈论的都是你的为人和你的诗人气质，但单纯的论诗的竟没有？我认为你的诗歌足以体现一种诗歌的价值体系，产生足够的诗歌影响力了，正如李占刚说过的一句话：“我自信他的诗歌已成苏氏一体：词字皆出当下，如指下花朵什件，信手拈来，虚实无碍；诗形恣洋放纵又行走简约，似神枪手击靶，环环命中，关注现实，细节批判，演绎荒诞，隔已自观，令人常常感叹好诗久违，苏诗欣然；诗意就在日用中，喜笑怒骂，大惑顿解，苏诗禅意一派盎然……”
苏历铭：我哪里有什么知名度！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似乎有一些评论我诗的文字，但那时网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无法通过搜索寻找到那些文章的。九十年代在国外留学，与国内诗坛毫无联系，基本上没有发表过诗歌作品，自然不会有人关注我的写作。况且我一直是边缘性写作，评论家不会把目光聚焦在我的文字上，这也说明另一个问题，即我的知名度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至于李占刚所说的话，大抵是出于友情的溢美之词，这些话，连同朱凌波、包临轩、杨锦、程宝林、阿吾等人的评价一起印在《陌生的钥匙》诗集的封底，完全是私人性质的友情纪念。
张后：我愿意这篇访谈能够引起诗评界的注视，苏历铭的诗歌具有着一种永恒的诗学价值，他的诗体很讲究“仪态美”，不乏浑然的一种大气，每一首都不废一字，干净利落，正如林莽先生说的“苏历铭的诗，是现代的，但没有被那些所谓的时髦的流派和时尚的写作所裹挟”，苏历铭你一上手是不是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诗歌风格？
苏历铭：其实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诗评家注视的问题，诗评家是否关注，是否评论，全然不能左右我的诗歌态度，和始终一贯的写作方向。我历来都从现实生活的细节入手，通过取舍，找到我要表达的意象，形成个人的诗歌特质。我喜欢选择清澈的词语，追求深而见底、小而见大、空而见有的艺术气质，可惜我做得不够好，很多诗都停留在诗体记述的层面上。我始终坚持“一切都可以入诗”，从平凡的客观事物中取材，通过平实、质朴的语言和展现细节，把视野放宽至个体生命以外的一切存在，尽可能地扩张诗意表达的领域。“关注现实”和“忠实于内心真实的感受”一直是我不变的写作信念。林莽说，“在经历了八、九十年代诗歌浪潮的诗人中，能像苏历铭这样清醒地生活与写作的诗人并不多。他是直面生活的，但绝不刻意地作为诗人而活着。他一直努力追求诗歌的丰富性，一直忠实于自己生命的体验和感受。他的诗是现代的，但近些年来，没有为那些时髦的流派和时尚的写作所裹挟。在他的诗中，对这个时代的记录和描写补充了以文化生活为主体的众多诗人很少涉猎的新领域，这是他对诗歌特有的贡献。”这样的评价足以令我欣慰，他是认真观察我写作的人，是真正深入到我内心之中的知己。
在越来越强调个体生命的现在，坚持诗的时代性恐怕会成为一些人不屑的笑柄，甚至被人斥为沿袭陈腐的传统。我所说的时代性决不是时代的简单描述，而是要透视社会、洞析人心，从个体生命出发，展现自己忧患、悲悯和大爱的情怀，并始终具有诗人的反叛精神。近年来我一直把诗歌入视角放在都市生活的表象上，试图找到人类精神困惑的出路。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政府的对立面，而多数中国诗人恰恰缺失批判的良知，沉湎和玩味于个人情绪里，甚至刻意追求和炫耀智慧的句子。我努力做到自己不制造文字垃圾。
张后：我找到《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这本著名的“红皮书”，上边有你的一首《枪手》，这首诗有点像一个电影中的镜头，怦，怦，怦……你这枪手，这一枪终于放了吗？你们的男性独白，有点像今天的三人乐队？李梦和包临轩和你还有联系吗？你们大学时代的诗社中是不是也有许多难以忘怀的诗歌故事？
苏历铭：其实组织那次诗歌大展的徐敬亚、吕贵品是我中文系的师兄，而具体帮凶又是朱凌波等人，他们不会把我剔出他们网罗的名单之外。当时是由徐敬亚手书约稿信，一场改变中国诗歌走向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被他们拉开帷幕。客观地说，这次大展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出现诗歌流派而展示流派的活动，组织者似乎有意安排，提前通知大家以流派形式进入集团冲锋。本来我们这群人貌似一伙的，但朱凌波伙同宋词创建所谓的体验诗派，华海庆创建所谓情绪诗派，遵照他们“尽可能多地创建流派”的指令，我和包临轩、李梦一起无中生有地创造出“男性独白”诗派，我还煞有介事地炮制宣言。我觉得大展犹如一场儿戏，大家喜庆地创建流派的名字，一夜之间各色流派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从此中国诗歌因为大展而提前进入写作的多元化时代。就我个人而言，《枪手》一诗是我诗歌重要的分水岭，之前的诗歌作品基本上沿袭着校园诗歌的清新风格，理想主义浸透于语言的每一组词语，特别是诗的视角基本上停留在青春期的自然发育状态。而《枪手》之后的变化，令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的笔端无法流露出轻松的文字，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批判现实中的丑恶和缺陷，迅速成为那一段时期诗歌写作的重要内容。在吉林大学读书时，我和包临轩曾共同创办《北极星》杂志，弥补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人离校的诗歌空缺。而李梦、朱凌波等人也在长春另外的大学里读书，是诗使我们突破大学围墙的限制，经常在一起讨论诗歌问题。大学毕业，大家各奔东西，包临轩和李梦离诗而去，1989年后朱凌波也绝笔诗歌，如果说大学时代曾经是乐队状态的我们，实际上只剩下我还在寂寞地敲打诗的鼓点。当然，他们是我诗歌旅途上重要的人物，我的许多诗歌往事都和他们密不可分，彼此早已超越诗歌的情谊而成为一生的兄弟。
张后：你似乎不太注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养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难道你从来不读西方诗歌？
苏历铭：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反对阅读和学习西方优秀诗歌，而是反对过分的顶礼膜拜。中国诗坛向来都有崇洋媚外的倾向，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坚称现代诗来自于西方，受西方大师影响近乎于得到真传。这是一个荒谬的说法，诗歌的语境是一种特殊的心灵语言，单凭字面上的翻译远远不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感到一些外国经典诗歌名不副实的困惑所在。我认为，诗是特定语系的，换句话说它是民族性的或者说是地域性的，但诗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感受是具有共性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是所有一切都必须一体化，汉诗不是科学技术，而唐诗宋词元曲已经创造出文字的辉煌，我不相信变成白话文就完全需要西方诗歌的指引。译本本身已经不同程度丧失了母语的意境,很多缺失外语背景的诗人，却津津乐道于畅谈深受西方某某大师的影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现代诗嫡系真传的弟子。这是令我相当困惑的所在。
张后：对你产生过影响的外国诗人是谁？你能否谈谈这些诗人对你的启发？
苏历铭：我一直是在自然状态下写诗的。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像突然被放在不归路上的游子，只有往前走，所需要的一切只能在路上自我充实。台湾现代诗曾令我耳目一新，同样是汉诗，但诗歌的关注方向、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的差异，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内涵。之后国内陆续出版了《英国诗集》、《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法国现代诗选》等，其中的优秀诗歌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自己的阅读范围，自己也由平面变成立体，由盲目变为理性，也由张狂逐渐安静。在众多的外国诗人中，惠特曼的语言和题材超越了当时美国诗歌的桎梏，张扬着前所未有的恢弘与大气。他诗歌中热爱自然和普通民众，以及理想式民主立场的倾向，与我的灵魂特别靠近。海德格尔通过诗歌呈现自己思想的写作方式，让我认识到诗歌载体，是我与外界对话的最好形式。他的“诗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人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影响自己多年来的生活轨迹和诗歌写作。诗不仅是诗人的而且是人类的，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却不能不是一个诗意的存在者。金斯伯格透视社会、洞析人心、深邃犀利的诗歌特点，尤其是他的沉稳、平和，心灵沟通和精神理解，以及想象力、观察力和另一类的时代强音，影响了我的诗歌的理念。可能会有人认为他“歇斯底里、神经质的抒情方式”只是“青春期写作”，但他天然的反叛性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诗歌精神。
张后：我读过你和星星诗刊的那段访谈，你说“在我看来，《诗刊》不过是一本诗歌刊物，它不是诗歌的堡垒，它不同于一般性民刊，毕竟具有相对好的传播力量，况且近年来不断成为经典的作品很多就发表在《诗刊》上。其实朦胧诗也好，学院诗也好，包括第三代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通过公开出版发行的载体展示出来的，不能从在哪种诗刊上发表来判断其所属，这未免过于简单。后来很多人不情愿把自己归于学院诗歌的群体里，似乎一旦回溯到学院诗人的行列中，就染上青春期写作的色彩，这让一些人本能地忌讳和排斥……”，我觉得你这句话还是很中肯的，有些诗人拒绝于官刊不过是一个姿态而已，其实根本没必要，一首诗的好与坏不会放在哪一个盒子就会有所改变的，这刊和那刊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相对没诗刊发表的诗歌也未必就是不好，每份刊物都有办刊者的一个艺术终旨，这点我们还是开放点对待为好，你说呢？一流的诗人发表在哪里都是一流的？
苏历铭：我同意你的说法，即“有些诗人拒绝于官刊不过是一个姿态而已”，似乎在所谓官方诗刊发表作品，会丧失其独立写作的姿态。就拿《今天》杂志来说，三十年前它确实是引领思想的一本杂志，现在不过是众多民刊中实力最强的一本而已，我没看出来在其中发表的诗作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把官方诗刊矮平化，把它视同为一种普通的诗刊，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有人依旧以此来判断官方和民间，未免过于局限于一种标榜的姿态里。正像你说的，一流的作品发表在哪里都是一流的，不会因为载体不同而改变优秀诗歌的品质。
张后：你在诗界和哪些诗人关系比较密切，你们在一起通常做些什么？我读过你许多写诗人的笔记，你的文笔是那么不动声色，好像指着邻桌喝酒的那一拨人，你写随笔的时候有种“冷峻小生”的样子？
苏历铭：我哪里是什么“冷峻小生”，每次别人询问我的年龄时，我都一脸严肃地回答，我59岁了。这样的回答一半是调侃，一半是指心态。我喜欢清澈的文字，下笔前我会在脑子里认真选出最清澈的词语，把它们放在我的文章里。或许和我的性情有关，我很少使用慷慨激昂的文字，换句话说，以理性做为遣词造句似乎已成为我行文的特定风格，当然一定要在貌似正派的行文中参杂调侃的内容。我觉得这样会生动，也很好玩。我和诗界的关系并不密切，除去一些老友的诗歌活动外外，几乎没有参加与诗歌相关的事务，而这些事务也不是日常性的。我是一个不太善于在诗歌圈子里交往的人，来往密切的诗人都是熟悉并相互认可的老友。与一些远离诗歌的老朋友聚会却是经常性的。其中吕贵品、郭力家等人喜欢老故事餐吧的海棠树，时常喊我过去一起喝茶杂谈，这些人绝少谈诗，即便谈，我多半都是倾听的角色。不过一旦离开诗歌的话题，我会变得非常健谈，甚至咄咄逼人。不久前我把号称语言暴力的郭力家彻底灭火，陈胖子当场就晕了，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见过郭力家哑口无言的时候。大家高兴时一起下军旗，这是小时候的共同游戏，很幼稚但很有意思。我是下军旗的高手，凭感觉就能让朱凌波、刘晓峰、郭力家、李占刚等一党人连输一个晚上。这个游戏是我们聚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为此我在车里专门备上一副军棋。
张后：你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和日本的诗界有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来往？你有没有尝试着将自己的诗翻译成外文？
苏历铭：虽然曾在日本留学，却和日本的诗歌界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与日本当代著名诗人财部鸟子保持着很好的个人友谊。数十年前，她曾在佳木斯生活过，或许是因为同饮过松花江水的原因，她对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觉。她曾在她的同仁诗刊《历程》中发表过我的诗，如《松花江流域》等，还曾邀请过我参加《历程》诗刊的诗歌年会。她说我的诗和同时代的中国青年诗人存在明显的不同，曾在《新日本文学》、《野草》等杂志上介绍过我的作品。财部鸟子非常熟悉中国诗歌的现状和动态，曾经和是永骏等人翻译过大量的中国诗歌，在日本出版过《中国青年诗人诗选》。我在日本发表的诗，是她委托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老师翻译的，基本上与原诗所要表达的意思相差不大。我的硕士论文曾经全文刊载在日本的《经济学论丛》杂志上，还获得21世纪文化财团的奖金资助，但我却翻译不出自己的诗歌，以我浅薄的日本语功底，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仅从字面上简单地罗列词语，无法精准地表现诗歌的全部内涵，所以我不曾动过这样的念头。翻译个人几首诗在日本发表，除了增加自己作品发表的出处，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