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后：我第一次读你的诗歌，是2001年4月6日老家（郭力家）在北京的惠侨宾馆送我的一本你写的诗集《有鸟飞过》，这本诗集最大的特点，是令我万分惊奇，这个诗人简直就是一个旅行家，他把世界都几乎走遍了，而且最潇洒的是，他走到哪里都能写出诗来，简直就是走一路写一路，活脱脱的现代李白嘛！
苏历铭：对，《有鸟飞过》诗集就是在惠侨宾馆里设计出来的。1999年刘波听说我写诗以来还没有出版过个人诗集后，执意要野夫帮我出版一本诗集。付印前野夫喊我去惠侨宾馆看封面和版式设计，才知道那里是郭力家、陈琛、李亚伟、万夏、张小波等人从事图书生意的共同据点。出版个人诗集《有鸟飞过》是刘波的美意，而我刚回国不久，与诗歌界没有任何联系，便把一些样书留在惠侨饭店，希望郭力家帮我送人。郭力家能够送你，看来他没有把我的诗集都当废纸处理了。
就像完成任何法律文件一样，每次写完诗我都会在诗的后面标注时间和地点，这早已成为个人的习惯。参加革命工作后，出差似乎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留学回来投身于投资银行业后，因为上市公司项目分散在各地，出差更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一天一个地方，早晨起床后还得想想今天城市的名称，我最熟悉的生活就是机舱和酒店房间。当你把这种状态视为常态的生活后，你就不会因为时空的变换而改变自己的习惯，反而越是在异乡越能享受寂静的时间，我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一路走一路写，只是个人生活和写作的一种状态，在新浪开设博客时，我把这种状态写出的文字取名为“边走边写”。
不过，过去所谓的“一路走一路写”大多与工作有关，我特别憧憬从今以后自己能根据内心的意愿，去想去的地方，写想写的文字。现代人永远回不到李白的状态，我们无法做到古人内心的纯粹和放浪，可别拿李白比喻我们偷闲的状态！
张 后：历铭兄，我真的很想知道你都走过哪些国家了？你对哪一国家印象最好？你为什么没有最后像其他诗人（如杨炼）一样选择国外生活？甚至加入外国籍？异域的此番经历与磨练对你写诗有什么样的助益?
苏历铭：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都不是诗人的身份，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诗人。我都是按照社会中的角色进行生活的定位，所以与你说的这些诗人存在本质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六年，之后曾数次重返日本，我不敢说通晓这个国家的一切，但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电车时刻表。留学曾让我沉落于人生的最低处，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拚，应该说，从那时起我开始习惯没有组织安排的生活。当时绝大多数的留学生都选择留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像我这样全优毕业的学生更有机会进入较大公司任职，但我压根就没想过这等事情。我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会以“留”或者“归”来界定事物的性质，更不会把回国夸张为一件崇高的事情。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我只是忠实于内心的召唤回到自己熟悉和热爱的故土，似乎只有回到自己血肉相连的土地，我才拥有自己的气场。我不会为了单纯的物质生活而放弃灵魂的自由，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做的选项。况且中国正处在高速成长阶段，应该更有发展空间，我特别庆幸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动摇过最初的决定。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非洲的国家公园里，目睹上千只野马疾跑的场景，各种动物在食物链条上争夺生命的尊严，那一刻曾让我的心脏跳出来。与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爱丁堡等欧洲名城相比，我经常怀念在肯尼亚蒙巴沙小住的日子，那里是美国小说《根》的取材地。窗外紧连大海，海水蔚蓝清澈，能看清水底美丽的鱼。在那里，我遇见一对法国人，他们当年也是旅游而来，最后放弃返回巴黎，在蒙巴沙购买一艘渔船，每天出租渔具和船只，然后悠闲地躺在网椅上看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说话。这才是人的状态，我始终都在向往着这种自然人的生活。或许这只是向往而已，我不知道今生是否能有这样的可能，不过，我想在适当的时候，到中国贫困地区做一名志愿者，我想我是一个合格的小学语文老师。
张后：你进“青春诗会”时好像已年近四十了吧？你如何这时候才想到要“入”会？据说你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名满宇内了，应该早就“入会”的？
苏历铭：今年春节聚会时，一位现居要职的原上司还戏称我当年不务正业，把精力都放在写诗上。那时他就教导我，要是想不断进步，就必须放弃诗歌。这涉及到诗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另一个问题，今天我不想涉及这个话题。当年我极力地表现出和诗歌没有任何关系的样子，生怕这种联想会使自己遭遇不必要的麻烦，事实上，在那段时间，写诗已成为我一件秘密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诗刊社曾经邀请过我参加某届青春诗会，那时我无法，也绝对不会请假前往的。除去1989年初在人民大会堂领取过诗刊奖之外，我几乎没有任何诗歌联系，也从来没有登门拜访过任何一家编辑部。说到这里，我要郑重地感谢林莽先生，他是我非常敬重的良师益友。留学回国后，林莽正在诗刊筹备下半月刊，他和刘福春不断鼓励并约我的新作，才使我重新焕发发表的热情。这一时期，我写出《北京：千禧之雪》、《朝外大街》、《四季青桥》、《珠穆朗玛峰》，以及《上海诗篇》等作品，这些诗大都是经林莽编选而问世的。2003年，由他负责组织当年的青春诗会，那年我正好辞职休息，便欣然参加在深圳举办的第十九届青春诗会。可能因为自己发表作品比较早的缘故，舒婷也怀疑我的年龄，而那年我恰好40岁，是踩在青春的尾巴而搭上青春诗会的车。
张后：你对“青春诗会”有什么看法？有人将“青春诗会”喻作诗歌的“黄埔”，你在“会”得到了什么“军事训练”？ “青春诗会”对你在诗坛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同届会员中谁的诗歌，你颇为看好？
苏历铭：那届青春诗会聚集一群优秀的诗人，之前我并不熟悉他们的名字和作品，正是通过这届诗会我才知道在“我们”之外，还有“他们”，事实也验证这群诗人卓越的诗歌成就，他们是王夫刚、谷禾、雷平阳、路也、宋晓杰、沙戈、三子、哑石、黑枣、北野、谭克修、蒋三立、崔俊堂和桑克、胡续冬等。我们那届应该比较特殊，没有所谓的改稿程序，是先发作品后笔会，我不记得有什么提高诗艺的“军事训练”，除去安排过一场交流诗歌传承的体会外，印象中我们之间所有话题与诗歌没大关联。我不认为青春诗会是“黄埔”，从第一届青春诗会开始，与会的诗人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向，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笔会而已。至于对我在诗坛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似乎没有太多的感受，因为我在诗坛上一直是属于没有影响力的人。应该说诗刊社的青春诗会，确实汇聚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但不能断言参加过青春诗会的人都是优秀的诗人，其中一些人是没有长度的，淹没于时间的考验中。青春诗会不是所谓的荣誉，也不是成为优秀诗人的必由之路，听说现在众多年轻诗人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不是一件坏事，但不能期待一次笔会就能把自己提高到另一个层次。我不知道现在参加青春诗会的标准，它已经不具备当年的品牌力量，除了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兄弟以外似乎没有其它功能，能否写出优秀作品，和是否参加青春诗会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