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完全正确。当我们的祖辈开始受到时间限制的时候，压力也就开始了。但是人脑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不仅能适应这种限制，还可以把时间的观念据为己有并且改变它，让自己觉得过得很舒服，于是就有礼拜六休息，就有香港4点钟的下午茶时间。香港的时间在20世纪末已经被现代性大大地改变了，工作的时间长了，需要处理的资讯和信息太多，所以每个小时做的事情反而多了，工作速度要加快两三倍。于是“朝九晚五”变成了“朝八晚十”或者“朝八晚十一”，像我们这样不太忙的人在香港要约人吃饭一般是在七点半到八点。六点去一定会有位子，但是他要求你在八点之前吃完，这就是时间的压迫了。以前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在葡萄牙，我们看佩索亚（Fernando Pessoa，1888-1935）的作品，他们吃饭是懒洋洋的，从太阳下山一直吃到十二点，意大利人也是，一道一道菜，一道一道酒，一直到十二点。在西班牙南部，太阳太厉害了大家还要午睡，银行一点就关门了，大家睡到下午四五点，到街上溜达溜达，吃点小点心（Tapas），等到七八点又去吃饭了，所以他们现在有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现代化或者说全球化影响下的现代时间理性。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规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像我们还在用老式的规则，把劳力和利润连在一起，上课，赚稿费。但新的规则已经产生，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服务长在给一群服务生训话，让他们喊口号：“顾客第一！顾客第一！”，这就是经济转型后的服务业（Service Industry）。你的老板是谁，你的顾客是谁，顾客是不是对的，你怎样应付顾客，怎么样创造利润，这一套规则很新，并且明显是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相关联的。香港人非常能够应付，他们有一种社会机制，不需要政府来干涉，自己很自然地就转变过来了，自动就把工作的时间延长了。延长之后如何应付肚子饿呢，于是就有了下午茶时间。所以咖啡店就多了起来，香港的咖啡店不像台湾一样是讲情调的，完全是应了社会的需要，是因为时间的压迫，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空间。
问：这就是您经常讲的时间的感觉与观念?
答：正是如此。在这样一个“超级现代化”的全球化影响的时代，怎么样来分秒必争？ 60秒就是60秒，一个钟头就是60分钟，它已经规定好了，你不能改变。于是人们开始讲求效率。在香港，人们坐电梯都是先按关门再按到几楼，这样可以争取半秒钟的时间，这次在苏州更高级，可以在外面按好楼层，进去以后不用按，电梯自动就把你送到要去的楼层，这又省下一个步骤，省下了半秒钟的时间，这就是有效率。再比如，香港人非常有秩序，但坐地铁的时候都会争先恐后地挤上去，坐扶梯也是一样，把左边留给那些赶时间的人，他们跑上去就是为了赶第一班车，尽管第二班只隔了3分钟。我曾经特别留心看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故意等着坐后一班车的，几乎没有，哪怕挤得要命，下一班车马上就到，大家也还是要挤上去，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们认为延迟（Delay）一分钟就是一种浪费，车已经到了，等下一班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追求效率的社会，你如果要上班，要三餐，要有家庭生活，要想享受一杯咖啡，然后又要应付不停发生的改变，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快”、“超快”。连在西班牙，最慢的车都叫做快车（Rapido），接下来是“极快”、“超快”、“特别快”，没有人再用“慢车”这个词，所以我就反潮流提出一个“慢节奏”、“慢生活”。当然不可能是把什么都拉慢，我认为一个真正有人文气质的生活应该是有快有慢，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呢？我觉得还是可以从时间的范畴里重新思考。
问：前面您已经说到，要对抗这种全球化符号系统的诱惑，对抗这种现代时间造成的压力，仅仅强调“地区性”是没有用的，因为全球化已经超越了地区性，把地区性为己所用了。根据您上面的思路和您的《人文六讲》来看，您的方法似乎是重塑已经被日益边缘化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
答：对。我还是举一些与人文学科有关的例子，特别是文学、电影、音乐三样来谈。20世纪初当西方开始进入现代性的时间，西方文学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现代主义的兴起，比如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伍尔夫曾开玩笑说，“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她点出了这个象征性的日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西方小说的模式改变了：时间不再按理出牌。他们发明了一种心理时间，由意识流来表现，它的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的时间观念是有差距的。叙事语言的时间过渡已经不像典型的19世纪写实主义小说那样和当时的日常生活一致了，并且开始和空间结合，达洛卫夫人早上八点去买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已经开始得忧郁病了，后来两个人在公园里相撞但是互不相认等等，这种空间感是现代小说独到的。空间、时间浓缩在某一个心理阶段，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两种时间，一种是随波逐流式的时间，你被逼着去上班、上课，这没有办法。另一种时间就是你自己的心理时间，我把它叫做“面壁时间”，也就是聆听自己的时间，这是可以自己安排的。我每天早上7点半起来做半小时操，然后吃早点的时候就开始听莫扎特的音乐，我就进入到我自己的心理时间了，具体多长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一天中我唯一不用看表的时候，正是睡足八小时之后精神最好的时候，所以我可以想我自己的问题，这段时间是我觉得最珍贵的。有时候我实在压力很大，用什么来逃避压力呢？就是音乐。我专听那些节奏不太快的古典音乐，特别是莫扎特，这个时候我就会像鲁迅一样有个影子跑出来，与自己对话，嘲笑我自己，这就是心理时间。
问：您一讲到音乐就神采飞扬啊，呵呵，您的《音乐札记》和《我的音乐往事》也给大陆读者带来很多启示和感动。不过日常中随波逐流的时间终归还是多数，客观的时间一分一秒都是规定好的，时间到了就一定要去，这个时候人文又如何发挥作用呢？
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样可以练习我的双重时间：别人快我慢，虽然慢不了多少。别人坐上一班车，我坐下一班车，最多慢三分钟，我会看最后到中文大学的时候是不是他比我快，结果是一样的。在非常吵的地铁里我会向我老婆学习，闭上眼睛打坐，于是又进入了我的心理时间，这时我的脑子里会幻想出一首交响曲，都是比较古典的，速度都不是快的。开会的时候也可以有双重时间，表面上在听上面的人训话，私底下就想自己的事情。最好的时间应该留给最有创造力最重要的事情，一般是在上午，当然像三岛由纪夫（Mishima Yukio，1925-1970）或者鲁迅的黄金时间是在深夜。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原来上午花三个钟头基本能手写完一份1000字文章，但现在开始用电脑打字却变成了六个钟头，科技本来应该是方便我、帮助我的，但却反而把时间变长了。因为修改变得很方便，所以我就一直在修改，永远改不完，而改过的东西是否比原来的好呢？我看更差一点，因为没有原来的味道了，变成语言的游戏了。我这才开始反省，开始重新回归手写。那些不重要但非得做的事应该在最累的时候做，比如处理电子邮件，我处理电邮很快，当然肯定会有误删，但没关系，因为真正找我有事的人一定会打电话给我。
问：的确，科技有的时候并不能像看上去那样给我们带来方便，它本来是现代“祛魅”的主要功臣，但现在却自身带有了某种乌托邦的倾向，试图用自己的标准来同化我们的生活。
答：对啊。现在每个人都在玩时间的游戏，就看你能不能作为时间的主人。做得好就是赢者，做的不好就是输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赢者，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一，我现在常常公开提倡我要做输家，可是对时间的控制我要做赢者。怎么做呢？就是超快地做掉无聊的事情，这样晚上我就能有我自己的“黄金时间”，用来看我的老电影，特别是1960年以前的电影，那时电影的叙述速度要比现在慢一倍，使用大量的长镜头，这些在现在的电影中已经绝无仅有了，所以现在的观众看了可能会不耐烦。现在的电影很多镜头都是电脑剪辑的，很快，闪来闪去，使用这种镜头最极限的就是香港电影。香港电影最厉害的是警匪和武打片，现在好莱坞都在抄它，这类电影一个镜头时长不超过三秒钟，一个武打动作可以由几十个镜头接在一起，放映时动作看起来很慢，其实是超快，快和慢在这里成了一个吊诡。后来我们慢慢适应了这个时间，所以觉得老电影太慢了，我们现在看快的电影已经不再管故事，追求的仅仅是刺激，平面不够就来个3D，这种科技巨大的刺激是有他的历史的。当电影最初来到柏林的时候，我最崇拜的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针对这一新事物写下了那篇有名的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他比较了人在看绘画和看电影时的不同，传统欧洲人在看一幅珍奇的画时，就像古代中国人在大自然中仰望高山一样，要慢慢地看才能找到那种灵气（Aura），苏轼在《赤壁赋》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之际不可能想到去看表。而电影把时间和空间浓缩到一个极快极密的程度，不然你看了不过瘾。所以本雅明说电影适合城市大众看，因为城市大众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却可以和电影发生直接的关系，即产生一种狂热（Destruction），一种“酣畅放纵”。
我觉得我一生中的学术成就没什么，江山代有人才出。可是去年我有幸在台湾大学的交响乐团指挥了七分半钟，那种感觉真是难以想象，真是兴奋到放纵、酣畅的地步，那个音乐叫《命运之力》，奏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命运就是这个东西了，尽管我连乐谱都看不懂，但就这样实现了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最近我常常开玩笑讲，我当了一辈子好人，不要做好人了，我要在电影里演三分钟坏蛋，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我在香港已经跑龙套演过了三次电影，有一部是我主演的，演了十分钟，叫做《十分钟情》，最近几个月又演了一个片子，是跟学界有关的，我觉得太过瘾了，对于大陆的学生也是这样，有这个兴趣就去追求，有人喜欢当歌星就自己去灌唱片。我最近认得的一个建筑师跟我说他出版了两本书要给我看，我说好，然后他就用电脑做出两本来送给我，一本是关于上海的古建筑旧旅馆，一本是他自己的杂谈，写的非常好，他有很多想法，这样写下来又有何不可呢？你如果有自觉有创意，不愿意随波逐流的话，一定有空间、有时间让你去做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受到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要选择的事情太多，你就没有时间想这些东西了。欲望都被商品所控制，最难以抗拒的就是所谓的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别人都去买新鞋子我不能不买，别人的家里都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所以我也要让我的孩子进，因为李云迪得了大奖于是中国有30万小孩要学钢琴，可没有一个幼儿园有古典音乐课，这样逼着小孩学钢琴不如让他们去打游戏机好了。
问：也就是说要想抵抗全球化的影响和诱惑，就要从我们个人做起。现在我们人文学科的地位越来越边缘，空间越来越狭小，“文学已死”、“艺术无用”的声音不绝于耳，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或者人文学者，我们更应该勇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界定出人文自身的价值。
答：正是这样。现在有些悲观主义者说没得救了，那我的问题就是没得救了还活着干什么？不如自杀算了，活着一定要找寻自己的意义，特别是年轻人，不能说没得救了。如果放眼世界的话，我觉得世界给我们人文主义者带来的挑战是非常有趣的，一方面我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仿佛我们的学科（文学、哲学、艺术）和现代的社会完全不相干，可是我们这些人反而是在自我感觉上最接近对社会、对人的感觉的人，搞财经的人根本没时间想我们这些无聊的想法，只管靠理性的计算赚钱，而我们则是靠感觉、靠思考、靠反思。人文主义的批判传统如今所受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全球化，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时我们人文主义反而可以做一些调节，做一些反思，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化，回归我们做人的意义。以前大家都是集体的，现在全球化影响下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个人，要自我繁荣（Self- Flourishing）。我说的繁荣不是说赚很多钱，而是心里充满丰富的感觉，每一天过得很丰富，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放松，因为这一天没有白过，可以睡得舒舒服服，第二天早上精神大振，思如泉涌。日常生活（Routine）是最闷的东西，每天都一样，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在一模一样里面挖掘出它的意义。如果挖掘得好，不能解决世界的大问题，至少可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起码可以保证我不得忧郁病。
问：我希望我们都能从自身做起，以人文的精神抵抗全球化的喧嚣，重新回归慢生活。谢谢你的精彩解说，我们这个轻松的访谈，也不亚于一场人文的盛宴呢！
答：好，谢谢。有些问题我们还没谈深谈透，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胡闽苏，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