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卻人與物質的關係，還有人與人，特別是人與自己的關係，在一個全速轉變時期，認識自己成為人最隱秘而急切的需要。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和續篇《愛滋病的隱喻》，也許是她在中國大陸擁有最多讀者的著作。《疾病的隱喻》風行於中國大陸的薩斯流行病之後，決非偶然：人們太需要安全而又合理的闡釋，尤其需要說服自己的理由，《疾病的隱喻》以體己的舉證和精緻的分析，為閱讀找到了最合適的口感，既釋放了集體驚擾的情緒，又深入個體生命日常的關懷。之後再讀《愛滋病的隱喻》就很容易了，因為血液管理不當而導致的中國大陸愛滋病嚴重狀態，非常需要集體情緒安撫和個體關懷體貼，有這樣充滿生命體貼的分析，歡迎的理由已是充足。
甚至不需要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者對蘇珊·桑塔格做出闡釋。她在中國大陸的流行就是闡釋，這種闡釋反對闡釋，因為一切顯得多餘。關心人在消費時代與物的相處，關心人與人、特別是與自己的相處，才是蘇珊·桑塔格的人道主義核心所在。她在每一個階段、每一種文體所探索的，是我們時代所遭遇的。而這遭遇不僅有了傾聽者也同時有了對話者，蘇珊·桑塔格作為文化符號的中國大陸之旅就是傾聽與對話之旅：傾聽與對話，這就回到了女性主義的方法論。
頗有意味的是，大多數介紹蘇珊·桑塔格的文章都會寫到蘇珊·桑塔格的長髮和眼睛，她的出眾的長相和個性化的穿著，並且通常以此來比喻她的文字、特別是批評文字的個性化。也就是說，人們願意接受她的女性/個性化風格，從外在到內在。在此意義上，又是女性主義的榮幸了。對於2000年代的中國大陸來說，蘇珊·桑塔格的流行，或者體現了女性主義較好的環境，或者體現了人們對於女性主義的渴望與需求。並且是，與日常生活和時尚相結合。
2000年代，一部分中國大陸女性主義開始探索社會介入，如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等對於孫志剛案、黃靜案的法律援助，[[[] 荒林主編：《中國女性主義》2004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另一部分繼續文化移植或者思想對話。在中國大陸的現實場景中，女性主義的不同的努力正在深化。如蘇珊·桑塔格指出：“我們關於癌症的看法，以及我們加諸癌症之上的那些隱喻，不過反映了我們這種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鬱態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的、草率的反應，反映了我們在構造一個適當節制消費的發達工業社會時的無力，也反映了我們對歷史進程與日俱增的暴力傾向的並非無根無據的恐懼。”[[[]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P7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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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8]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9] Feminist Theory Reader: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Carole R·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P·Cm, Published in 2003 by Routledge,New York.]]認識到陰鬱、焦慮、魯莽、草率無力和恐懼，這一切構成人類文化缺陷的消極因素的危害，正是我們邁出健康步子的前提。
事實是，我們對於日常生活價值重建的努力體現於各個方面，而需要建設的工作細緻又漫長。
自近現代以來，借助翻譯文本和西方符號的中國旅行，對於所處時代作出相應的闡釋，已是漢語習慣，現代漢語對於古代漢語的革命，在根本上便是翻譯語言與文化對於漢語的加入和生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大陸女性主義正是在西方女性主義符號傳播過程中發育成長起來。以上分析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蘇珊·桑塔格三位被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份子在中國大陸80、90和2000年代的傳播過程與特點，體現了閱讀旅行過程對於中國大陸女性主義的重要意義，不僅是眼光和思想的修煉，更是經驗的喚醒和開發與命名。無論是作為女性的存在，還是中國人的存在，中國大陸女性主義目前正處於如何真正獨立思想、言說和行動之際。在此維度，我們有理由期待與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蘇珊·桑塔格並稱為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份子的中國女知識份子、或女性主義者出現。當代中國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在此語境中傾聽、對話、再生產，文學文本、理論文本和跨文體文本，迴響著時代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