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義進入中國大陸的方式，可說是出版傳播的奇跡。一方面是作為理論的旅行，另方面更是作為女性主義者形象的旅行，後者更由於其生動可儀的女性主義生活方式，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大陸對女性主義的想像和接受，也極其生動地參與了中國大陸女性主義的生長和開發。由於中國大陸語境的不同需要，西蒙·波伏娃（1908-1986）、漢娜·阿倫特（1906-1975）、蘇珊·桑塔格（1933-2004）這三位被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份子，其最有影響的著作出版於50至70年代，作為女作家、女學者、女思想家，她們推動和影響了60年代以來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但她們分別是在中國的80年代中後期、90年代和2000年代，即中國開放以來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經由出版傳播的不同選擇以相序相承的翻譯文本，以文本的女性主義符號，先後抵達中國，並與中國語境發生作用的。她們的互補卻不同的思想，在中國當代思想解放深度推進的不同歷史時段，經由中國式閱讀，構織出當代中國女性主義不同時段的言說之聲，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在巨變現實中，文化重構所面臨的困難和需要討論的不同話題。借助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和蘇珊·桑塔格等西方女性主義符號的照亮，中國女性主義在近三十年生長發展中，已將一些幽暗沉默的經驗，包括性別經驗和國家民族經驗，漸漸地帶到思想語言的明亮地帶。雖然這種借助光照的旅行過於短促和匆忙，期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中國的階級分層與中國的性別結構變動同步發生，錯綜而複雜，本土經驗的深刻、複雜與遼闊從一個角度僅可作一豹之窺測，但是，如何借助翻譯權力話語表達急變的中國生活的渴求，仍然可以使我們瞭解中國當代女性主義如何與中國現實生活對話交談從而在本土環境中呈現出自身存在的特點。
一．西蒙·波伏娃：開啟大陸女性主義的主體成長
70年代末80年代初結束政治動亂重新回到城市化軌道，給大陸人的生活帶來重大轉折，而前所未有的社會競爭和個人競爭，也使得大陸的男女平等局面空前失衡。開放的大陸出版界敏感到存在主義讀物在中國大陸的需求，薩特和波伏娃以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身份進入了大陸閱讀視野。進入中國大陸的西蒙·波伏娃幾乎是以薩特終身伴侶和事業搭檔形式為中國大陸讀者接受的。大約1980-1985年間熟悉外國文學理論和創作動態的研究者，都還沒有意識到西方女性主義對於大陸的特別意味，甚至也沒有意識到西方女性主義本身存在的狀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隨著各種紛繁而至的外國文學理論一同被介紹進大陸，卻沒有明晰的概念和界定。而女性主義作為思潮和理論，遠沒有引起出版界重視。但是此時的中國大陸女作家已經在她們的寫作文本中探討中國大陸的愛情婚姻矛盾，並進而質疑中國大陸的男女平等現實，《愛，是不能忘記的》和《在同一地平線上》及《方舟》等在今日被視為中國大陸當代最早的女權主義文本，在當時已因其揭示中國大陸現實問題受到極大關注。人們從這些文本看到的是中國大陸性別的存在狀態，同時感到了中國大陸女作家的敏銳發言。
然而1986年堪稱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大陸的著陸年。被譽為“西方婦女解放的聖經”的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它第一次系統地將女性主義理論引入中國大陸。這部著作由桑竹、南珊翻譯，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實際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原著的第1卷後由曉宜、張亞莉等譯出，以《女性的秘密》為名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於1988年才出版。這種肢離的出版，卻正體現了翻譯和出版的權力運用，關心中國大陸讀者的接受需求，也可說是關心女性主義在中國大陸語言環境的成活率。“第二性”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命名，也是一個中國大陸語言環境可以馬上理解的詞彙。相比第1卷太深西方文化背景剖析，第2卷要感性得多，可說是直接討論女性的困境。這和當時中國女作家討論中國女性的現實困境如出一轍。翻譯文本和現實文本一拍即合的認可，正是女性主義獲得生長的契機。此後，西方女性主義的一些權威著作被逐漸翻譯進來，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大陸開始了符號之旅。
西方女性主義對於當代中國大陸女性主義的影響，是從其符號之旅才真正開始的。早在1955年西蒙·波伏娃與薩特一起訪問過中國大陸，並作為法國人民的友好使者，在國慶日那天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她回法國兩年後還曾出版中國大陸隨筆集《長征》。但是，那時候作為女性主義者的西蒙·波伏娃，卻沒有成為中國大陸文化空間活生生的人物，沒有對於中國大陸女性主義產生傳播意義的影響。當時中國大陸的文化空間是封閉系統，外來的種子無法落地生根。
1988年年初，貝蒂?弗裡丹的《女性的奧秘》由巫漪雲、丁兆敏、林無畏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們不能再忽視女性的聲音：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我還想得到更多，”《女性的奧秘》是挑戰傳統性別和社會結構的有力的女性主義宣言。1989年2月，由王還翻譯、三聯書店出版了《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是英國女作家佛吉尼亞·伍爾芙於1928年宣讀的一篇學術論文，在文中，伍爾芙對女人社會地位的歷史與現狀進行了分析。她認為，男性世界中的宗教、法律和經濟條件時常成為女人思想和行為的枷鎖，要解除這種枷鎖的困擾，女人就該有勇氣去爭取獨立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地位。經濟獨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附於任何人，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女人就可以平靜而客觀地思考，更可以不受干擾地進行創作。1989年構成女性主義理論氣候的重要著作還有瑪麗?伊格爾頓介紹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些出版物都體現了對於中國現實需要的話語關懷。
但是，一方面由於存在主義思潮對應於80年代中後期社會急速轉型個人焦慮緩解急需，另方面人們對於社會轉型與性別結構調整懷抱理想主義期待，和以上的出版物相比，西蒙·波伏娃本人的傳奇與她的著作，在8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大陸語境，更被當成一個時代的閱讀時尚，以符號傳播的意義而獲得更為廣泛的閱讀。與其說是女性主義理論以其新銳啟人心智，不如說西蒙·波伏娃與薩特的不婚關係更令閱讀充滿愉悅想像。西蒙·波伏娃與薩特的生活被描寫為愛情神話，相關的出版物介紹他們共同的事業與生活，或是通過他們的關係介紹西方知識份子的新式生活，中國大陸城市讀者，特別是職業女性和知識女性讀者，在閱讀接受的想像空間把西蒙·波伏娃與薩特關係理想化和浪漫化，以對抗現實生活中家庭和事業雙重壓力由於社會運轉加速而日益加重的恐懼。這個時期中國大陸的理論工作者也開始了自己對於中國大陸性別問題的思考。1988年李小江主持的婦女研究叢書出版，其中一些著作借用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分析中國大陸性別問題。但是，中國大陸的理論界並沒有提出新的解釋中國大陸現實性別問題的理論。而最為暢銷的《第二性》，以翻譯語言的方式，無疑參與了中國大陸社會最激動人心的性別變動與言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從英語譯來的這個漢語名句，顯明的意義所在是：女人的處境是可以改變的！人們不關心法語原句型，也不追問譯成英語的句式是否符合波伏娃原意，這個充滿辯證思維的漢語句子，才是變動的中國大陸現實生活所需！人們需要理論高度的概括性和指引性，“因此，當概念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意義與其說是發生了‘改變’，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境中發明創造出來的。”“直到新的詞語和意義在主方語言內部浮出歷史地表。”[[[]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P36－P37。]]求變的中國大陸更有求變的女性，變便是漢語的發言，是浮出歷史地表的中國大陸女性的發言和意義。
暢銷的《第二性》在中國大陸有多種版本出版，直到2004年中國書籍出版社推出《第二性》全譯本，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初版時間已是18年。從已有的譯介文章看，很少將西蒙·波伏娃放在一個歷史的過程審視，也很少文章介紹之後女性主義對於《第二性》的突破。可以理解的原因除了對於《第二性》的推崇，更因為中國大陸現實的性別問題很複雜，中國大陸所期待的女性主義符號，是建設性和非破壞特點的，變，但要朝向可以把握的方向變。這或者就是另類場景的生長：不自覺之中一個新的愛情神話就緩衝了兩性衝突的尖銳，更緩解了諸多複雜衝突中難於決擇的困難。新的兩性關係是什麼樣式？西蒙·波伏娃如同一扇天窗，她的陽光明媚的生活方式以想像符號，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的理論一起，引領了中國大陸女性的主體成長方向。這個方向並不偏離當代中國大陸改革的時代主題，而是恰到好處把女性的變化與時代的變化步調一致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