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義話語的傳播與大陸本土女性主義的生產
发布: 2015-2-05 12:20 | 作者: 荒林
二﹒ 漢娜·阿倫特：言說中國女性主義渴望的政治關懷
199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這是第一本由大陸學者編輯的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文集。如前節所述，運用譯介的權力，編者第一次將“女性主義”一詞在大陸語境中合法化。理由是：“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反映的是婦女爭取解放運動的兩個時期，前者是“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鬥爭”，後者則標識“進入了後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 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P1－P15。]]更為深層而真實的理由，則是在大陸語言環境中，“女性主義”是一個比“女權主義”更令人接受的詞彙，避免了中國大陸文化對於“權”的敏感和拒絕，而進入後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也意味著戰鬥銷煙已然過去了。於此，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大陸的旅行進一步獲得了通衢。
《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收集了19篇西方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批評中前沿性的研究論文，作者包括美國的伊萊恩?肖瓦爾特，桑德拉?吉伯特，蘇珊?格巴，喬納森?卡勒，佳查?斯皮娃克，法國的波萊娜?西蘇，露絲?依利格端，朱莉亞?克利斯蒂娃等。儘管由於篇幅限制，書中的每位學者思想都只能反映出一鱗半爪，但是這麼大的陣營本身就有很大吸引力，這是一個集群的符號，對於激發文化想像力的作用是空前的。從前言來看，編譯者應該是有意識地將“西方”兩字從書名中隱去了，這兩個字的空白，可說為閱讀傳播提供了激動人心的想像圖景：當代女性主義是全球性的，在當代女性主義中，中國大陸的聲音是什麼呢？
加入世界的聲音，體現中國的改革開放，其時正是中國大陸主流與世界接軌的政治理念。中國政府歡迎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為配合這個大會，中國大陸出版界首次成批出版女性讀物和女性主義學術著作。1995年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蓁翻譯的《女權辯護》、約翰·斯圖加特·穆勒著、汪溪翻譯的《婦女的屈從地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二本早期女權主義及自由女權主義的奠基之作，把《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談到的“女性主義”第一階段“女權主義”時期的“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鬥爭”的努力過程，以翻譯符號的形式呈現在中國大陸讀者面前。而同年，伊莉莎白·溫德爾著，刁承俊、許醫農翻譯的《女性主義神學景觀》，由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這本理論著作呈現的是“女性主義”“進入了後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的知識特點，它不僅是第二階段的產物，甚至可說是晚近的知識風景，它所做的對傳統神學最徹底的更改和批判，對於中國大陸讀者而言，是陌生而新異的經驗：基督教的起源有母性文化基因，但被男性神學和教會清除了；新約正典之編纂是適應父權制社會之確立；上帝是我們的母親，而非僅是“天父”；新約關於耶穌的原始記述表明，馬太、末大拉的馬利亞比耶穌的門徒更理解耶穌，而且是耶穌復活的最初見證人；在由男性記述的基督教會史後面，隱藏著一部被隱瞞的女性基督教會史和信仰經驗史；女性的基督論應糾正作王的男性基督論；男性式的成義論應對女性的性負罪感負責；索菲婭的上帝之愛應代替父權式的上帝之愛；亞拿（馬利亞之母）--馬利亞--聖嬰耶穌的三一論應取代聖父--聖子--聖靈的男式三一論。[[[] [德]伊莉莎白·溫德爾：《女性主義神學景觀》，刁承俊、許醫農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由於中國沒有基督文化背景，這些論點幾乎可以看做是翻譯文本要表達的一個核心資訊：女性主義具有宗教立論的正義性。
通過世界婦女大會的造勢，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權威性地位。原來比較敏感的論題開始獲得中國語境的回應。作為第二階段女性主義理論標誌的凱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翻譯出版，一下出了兩個版本，分別是社科文獻（1999）和江蘇人民（2000）。和《第二性》專注於女性處境研究不同，《性政治》敏銳而激烈地抨擊男權制，把男女兩性關係納入“政治”範疇，認為女性主義在根本上是政治運動，有其明確的政治理想。
在討論女性主義的政治理想上，中國大陸理論界沒有明確的理論語言，或可說，由於西方女性主義的權威存在，中國大陸女性主義者感覺到默契或默認的必要。翻譯傳遞工作變得繞有趣味：90年代關於權力探討的各類西方著作在中國大陸出版，中國大陸文化界對於權力話題的熱切關注深入到權力的形成、演變和解構；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網路時代的到來，漢娜·阿倫特這位西方影響重大的女政治哲學家，為中國大陸女性主義的政治關懷提供了理想的話語場地。女性主義學者崔衛平對漢娜·阿倫特做了多角度的闡述，在論述漢娜·阿倫特對於極權批判的思想價值時，崔衛平特別分析了漢娜·阿倫特與支持希特勒極權的哲學家海德格爾早期的情人關係，崔衛平認為漢娜·阿倫特能夠從任何負面關係中取得正面經驗因而能夠成就大業，她的《積極生活》和《為阿倫特一辯》在網上廣為流傳，體現了讀者渴望也願意從個人生活方式角度理解女思想家的思想的特點。[[[] 崔衛平：《積極生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P111－P172。]]
正如前面所說，女性主義者形象的旅行，更由於其生動可儀的女性主義生活方式，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大陸對女性主義的想像和接受。事實上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由林驤華譯,是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出版的，大陸並沒有正式的簡體版本。但重要的是，漢娜·阿倫特和極權關係提供的想像資源：她既是最無情的批判家又是難捨難分的情人，她的“積極生活”為讀者啟動了多元思考空間，為言說政治與個人關係開闢了新的可能。
中國大陸女性主義既要關心政治又要找到合適話語，對漢娜·阿倫特的網上討論正是這一有趣現象的注解。而西方女性主義“性政治”所以能夠在90年代到2000年代以各種翻譯文本，全方位進入中國大陸傳播，也是由於出版傳播採用了合適的時間策略，利用了中國大陸主流政治與國際接軌的大語言環境。世婦會搭建的中外婦女對話平臺，為中國女性主義演練思考、思想、和想像力，提供了既安全又必然是場景式的政治參與空間。事實上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帶給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政治方式至少有：非政府組織，弱勢群體關懷，社會公平、公正的理念，社會性別意識的提高等。但是，這些真實的政治參與需要漫長時間和艱苦努力。而通過對漢娜·阿倫特這個已然行動者的閱讀、闡釋和討論，卻能產生場景和話語演習的激情。某種意義上，翻譯文本闡述的漢娜·阿倫特形象呈現的正是中國大陸式的女性主義的政治關懷，一種全新日常生活方式的熱情。
三﹒蘇珊·桑塔格：從政治關懷到消費文化批評：日常生活價值之思
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僅需要真正參與行動也需要行動經驗的提升。儘管2000年代的中國大陸女性主義部分地開始了界入社會變革的行動，但更多的工作仍然是對於自身狀態改變的溫和訴求，更多仍然是對於西方女性主義的學習與移植。這便是為什麼中國大陸還沒有出現像西蒙·波伏娃和漢娜·阿倫特這樣思想家的緣故所在。然而中國大陸女性主義對於西方女性主義思想的借助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參照以及反思和批判的資源，對西方女性主義某種重要話語的複述或闡述，呈現出中國大陸女性主義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實境遇和現實主題。
2004年12月28日，被稱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的著名女知識份子蘇珊·桑塔格在紐約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1歲。西方主要媒體紛紛發表訃告和悼念文章，予以各種名號和讚譽：“唯一的明星知識份子”，“知識份子英雄”和“最後的知識份子”等等。英國BBC稱她是“美國先鋒派的大祭司”。中國的網路和報刊在對西方媒體紀念文章和稱譽進行轉載的同時,發表了一系列自己的評論文章。在強調蘇珊·桑塔格的知識份子立場時，特別指出了她的獨立特行和先鋒意義。有文章甚至就蘇珊·桑塔格與中國大陸新左派的紙上談兵進行對舉，認為美國左派蘇珊·桑塔格政治上的言行一致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德行之鏡。“她始終是獨立的、批判性的人道主義者，持久地抗議一切全球的、國家的和地區性的霸權以及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壓迫”[[[] 劉擎：《桑塔格之於我們這個時代》，《世紀中國》網上首發 發佈日期：2005-01-17]]更有文章指出：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當下，她是評論界與閱讀界的一個流行符號，她的思考也正在代替某些人的思考。[[[] 鄒志渭：《蘇珊·桑塔格的身後》，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2月31日11:03，金羊網-新快報]]在此我們再次發現了“直到新的詞語和意義在主方語言內部浮出歷史地表。”[[[]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P36－P37。]]體驗到蘇珊·桑塔格的傳播效應在中國語境中的發生。嚴格意義上蘇珊·桑塔格的英文著作罕為中國大陸讀者瞭解，中譯本的資料也並不齊全，中國大陸讀者瞭解所謂獨立知識份子蘇珊·桑塔格，不過是傳播中的有傾向的評介而已。然而“她是評論界與閱讀界的一個流行符號”卻中了要害：作為一個流行符號的蘇珊·桑塔格，不僅是中國大陸語境的閱讀傾向，更是一個反復談論的、中國大陸2000年代的熱點話語：流行。也就是消費文化時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自我指認參照，中國大陸女性主義不得不關注的新的話語場地。
至2000年代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已舉世承認，但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文化卻遠不如經濟本身繁榮，與市場經濟匹配的多元思想空間和言論空間遲遲沒有發育完好。一方面不得不擺脫政治中心情節，另方面又難以撐控市場中心文化，遊走在雙重邊緣的處境令一些不甘寂寞的知識份子不得不有所選擇。所謂獨立便是這種雙重邊緣處境的自我確認，始終是獨立的、批判的，再加上抗議的，對蘇珊·桑塔格的借用，為的是有清晰而又高貴的符號，為的是對於不能合作回敬以高傲的姿態。但是，流行的選擇顯然更加國際化也更加容易獲取經濟資本，於是，蘇珊·桑塔格的時尚、前衛、對於消費經濟時代處以輕鬆闡釋的牛仔作風，無不成為中國知識份子閱讀的“流行”。儘管蘇珊·桑塔格崛起於西方女性主義第二波浪潮之中，1963年出版第一部小說《恩人》為女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所激賞，出色的女性主義思想方法更體現在1966年結集的、也是她最重要的一部評論集《反對闡釋》中，可是在介紹這部重要評論集時，譯介鮮有對於女性主義分析方法的強調，而更多從中國大陸語境出發，將之定位到後現代主義流通之中。如果按照蘇珊·桑塔格在接受陳耀成採訪時說的話：“在我看來，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即是說，把一切等同起來———是消費時代的資本主義最完美的意識形態。它是一個便於令人囤積、便於人們上街消費的理念。這些，並不是批判性的理念”[[[] 陳耀成：《反對後現代主義及其他——蘇珊·桑塔格訪談錄》黃燦然譯，《南方週末》，2005年1月6日。]]可知蘇珊·桑塔格不僅不是後現代主義，且對於後現代主義的非批判性理念持反對立場。然而她和她的思想在中國大陸流行的處境，卻反映了一個後現代囤積的、便於人們上街消費的狀態。另方面這也是中國大陸日常生活狀態的表面的形象化。
這狀態是由全球資本文化向中國大陸沖積所製造：1980至2000年代的中國大陸經濟上升可類比1960至1980的美國經濟騰飛，受到現代技術和物質嚴重擠壓的當代中國大陸，急需對於技術和物質的理論闡釋，而過於龐大的歷史積累與過於超荷的時空逼迫，使得面向美國的借鑒幾乎從物質到方式，除政體而外，更依賴的洽洽是對於物質和技術的適當的闡釋。蘇珊·桑塔格1977年出版的《論攝影》在2000年代的中國大陸流行，正可說是某種適當的闡釋：仿佛與政治不相干而又是可握在手的技術，闡述人與物質互動的、或者是精神的關係。幾乎算得寬容而優雅了。更何況蘇珊·桑塔格還有電影、時尚、及國際政治的諸多闡釋，用她的反對闡釋來說，多元的、從容不迫的生存態度和生活方式，是人在全速改變的生活場景中應該具備的素質。一些迷戀、一些分析、一些批判，葆有人對於物質的主體體驗。這一切如此投合中國大陸日常生活建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