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这方面，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政协开会很多时候就被人说是开神仙会。依我看，你可以不发言，但你发言了就不能总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现在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啊，大多都没建立起自己的独立人格，没有说真话的胆量。他们私下里牢骚满腹，但很少在公共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有的时候我发了言，就会有人给鼓掌，给我递条子说我敢讲真话、良知未泯。也会在私下里对我表示支持。但他们自己在公开场合就是要么一声不吭，要么乱说一通。所以，我说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是太聪明，太世故了！我们过去还批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我看，中国基本没有资产知识分子，他们还不配，绝大部分都没有资格。因为，资产知识分子把发言看做自己天赋的权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并为此承担责任。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呢？
傅小平：这个反问问到了点子上。正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让人失望，所以有些人主张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精神资源。我记得，冯骥才有一次在演讲中谈到巴金就感慨，幸好巴金和冰心一直活着，和我们一起进入了当代文学。他们把‘五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灵魂给贯穿过来了。我想，他其实强调了这种精神观照的重要性。私下里我也经常听说，过去的读书人是怎样有担当，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我知道你和冯至、何其芳、朱光潜这些老一辈知识分子有很多交往。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你，同时关照了当下？
叶廷芳：我和冯至接触最多，在北大当助教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到他当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我们也在一起。后来，做《鲁迅与外国文学》时，也是请他老出来挂帅，所以，对他有些了解。我记得，50年代，大学校园里闹风潮，西语系有的学生提出要批歌德。当时，他任西语系主任，他不顾自己可能受牵连，坚决抑制。他对学生们说，歌德是德国人民的骄傲，是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如果你们要批歌德，就会伤害德国人民的感情。听了他这番话后，学生们都心服口服，以后就没人再批歌德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治学非常严谨。到了晚年，他把早期翻译的作品拿出来看，都要重新校对。另外，他写过一部东德的文学史，有一次写简历的时候，他就不愿提那些他自己觉得没能体现水准的著作，有些编译的文章，他就更不愿提了。好多年前，我们做了一本《从颠覆到经典》的书，里面有一章专门写里尔克的，因为他对里尔克有研究，就请他来写。我催稿的时候，他说自己对里尔克
晚年那些东西没搞懂，没理解到那个份上，写起来有困难，就叫我找别人去写。
不过，作为一个人来讲他也有缺点。他是那种比较顺从的“YES们”，他也明哲保身，五七年的时候，明明知道艾青没什么问题，为了表明和他没什么关系，也写了批判艾青的文章。所以，在人格上也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当然，他后来觉醒了。
傅小平：至于何其芳，前面听你说了一起逛旧书店，教他学德语的事了。你和他之间想必很有些有趣的故事。
叶廷芳：是啊，跟何其芳的交往说来话长。现在想起来，跟他的第一次见面就很有戏剧性。我后来知道他是诗人、散文家，又是学者，但我最早知道他就是个诗人。我读过他的诗，也听说过他的为人，他真是把我征服了，我就怀着一种朝拜的情绪，特别想去拜访他一次。本来我想写一篇诗歌评论，我想如果能得到他的赞赏，也许他就愿意见我。也巧，文章还没写完，我就听说文学所要一分为二，分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所”！我很向往啊。我想，何其芳肯定要为这个新所招兵买马了，这样我就以要求调外国文学所工作的名义给他写信，再附上那篇文章，就等着他见我了。但信寄出后差不多一个月了，都迟迟没得到回音。有一天，冯至见到我说：“你给其芳同志的信他转给我了！”我一听，就知道有戏了！但他沉着脸，停了一会接着说：“难道你……你不知道我已经调到科学院来筹建外国文学研究所了！？”你想啊，冯至是我的顶头上司和老师，要调工作，却先找何其芳谈，这不是越位了嘛！好在冯至没有太计较，僵持了十几秒钟后，他说已经跟文学所人事处说了，叫我过后去报到。这是1964年清明节刚过的事。一个月后我就到文学所上班了！
上班后第一件事，我就想着实现我久盼的夙愿，去拜望他。等到通过他的秘书约定了时间，我早早去了，却迟迟见不着他。原来他是个夜猫子，有熬夜的习惯。偏偏那天我去得早了。终于见到时，他倒是特别亲切。他长得胖乎乎的，戴一副眼镜，走路很快，右手还挎一个文件包，风风火火的样子。一见到我就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招呼，“你就是叶廷芳同志吧？哈，我们的名字都以一个‘芳’字收尾，所以被我记住了。”
这次见面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看我我摇头。他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你把外国文学研究当职业，这样的巅峰之作怎么都不读！？好在很快，他的口气就缓和了下来。他说起，自己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晋察冀的抗日年代，在一个村子里偶然发现了一本没有译完的《战争与和平》，便如饥似渴地抢来读。但没想自己根本读不进去，还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的！等到过了二十来年，他再读这部书时，才真正感受到它的伟大。“真是气势磅礴，惊心动魄！”他说的这几句话，至今还言犹在耳。
傅小平：朱光潜呢？我看到几篇回忆文章，都说他教学非常严格。
叶廷芳：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提携后进，平易近人。我记得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北大的文科真是人才济济。比如杨周翰、赵萝蕤、闻一多的公子闻家驷等等都是鼎鼎大名。当然，其中也包括朱光潜。不过那时候，北大也有意要推陈出新，要培养新生力量。所以，很多老先生就对我们有点畏惧，生怕我们取代他们，对很多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碰到有些问题，也不来跟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争辩。朱光潜就不一样。有一回，他来给我们上美学课。我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听课，看到窗外有棵树，有好些鸟在树上嬉戏，我看着看着不知怎么就走神了。朱光潜眼尖啊。他很快就发现了，就叫叶廷芳你站起来，把刚才讲的重复一遍。当时，我很羞愧，但事后心里着实佩服他，后来专门到他家里表示了歉意。文革以后，我们都搬了家，住得远了一些。我还是不时去拜访他。老先生很博学，他学了五六种语言。我自己呢，感觉学一种语言都够呛。他就说，学一门语言就一定要把它学透。他还说，看书一定要看仔细，与其看懵懵懂懂四本书，不如就看一本书，把它老老实实给弄懂了，他的这些教诲都对我很有影响。
傅小平：这几位老先生个性迥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治学严谨。相比现在的学术风气，让人特别感慨。
叶廷芳：就拿翻译来说，过去出版社对译文的把关是很严的。我自己在40岁以前，就没有发表过译文。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大西语系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送来两部德国长篇小说的译文校样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觉得两部译文的水平有一定差距。结果出版社决定只出一部，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那时，社会上也特别讲翻译的严肃性。我记得有一位俄文翻译家曹葆华，他在翻译上是很有造诣了，还是延安来的老干部。他在翻译的时候，碰到牵涉到“修正主义”的人名，为了译文能顺利发表，就顺手把名字给去掉了。被发现后，他受到留党察看和五千元罚金的惩罚。那个时候，五千元可不是小数目，接近他两年工资的总和，至少相当于现在十万八万的。
你想就因为有意删了这么一个名字，就受到这样严厉的惩罚。可以想尽当时翻译的风气。那时总领导都要一字一字过目的，还要层层严格把关。现在不要说删一个名字，就是漏页删页的情况，都见怪不怪了。有的人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心，不顾自己的水平和实力，大干快上，尽出次货。有些有一定实力的人也一心为了牟利，把道德底线都丢弃了，抢译、快译、重译，根本不顾质量。还有一些出版社都没有外语编辑，还要出翻译作品，而且还要求多快好省。我们那个时侯可不一样，就是傅雷翻译的作品，都会有学法语的编辑把关，现在是胡来。
六
傅小平：感觉你们这一代人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更为复杂的思虑。从你们身上，特别能感受到那种急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这和你们特殊的成长背景有关，也和你们接受的教育有关。你经历了建国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也有改革开放前后的对照，想必对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有自己深刻的理解。我记得何兆武先生还口述过一本《上学记》，对照现在的教育来读，都读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不妨也谈谈你的“上学记”。
叶廷芳：那还得从我出了那次事故说起。我残疾后，不仅生活艰难了，我的教育也差点为之搁浅。你想，1949年初，全国还没有解放，国民政府的公办学校是不要残疾人的。我可以去上私立学校，但这要收很多钱。就我家的家境，根本就无力支付这笔费用，所以上不起，我就这样被耽误了一年。
等到解放了，很多人就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应该去读书，好歹中学毕业还可以教教小学，混碗饭吃。但我父亲那样的农民，对上学就没什么概念。况且，那时，解放军一路借粮，给一个纸条，说将来顶农业税。所以，刚解放那年农业税特别高，家里收了7000斤粮食，交了5200斤。剩下的粮食，全家六口人吃饭都比较困难，上学就更不要说了。
傅小平：你最后还是去了衢县中学读书。是不是和共产党的特殊政策有关？
叶廷芳：要不是有个考高中的同村人提醒，我也不知道共产党的学校会收残疾人。那时，人们的观念还比较旧，就是知道有这么个事，他们仍然不让我报考。我不服气，转了一圈去问管事干部：“共产党不是跟国民党不一样了吗？”里面的人愣了，没办法回答，才同意我报考。
这次，我考上了初中，学费是70斤大米，因大米是当时最值得信任的硬通货。但父亲强调经济拮据，不让我去上中学，可我还是要去。最后在开学两周后，我不得不违抗父命，在一个下雪天，背着他擅自挑了行李进城，从一个堂兄弟那里借了40斤大米，先交一半学费，才获准去上课。
傅小平：后来上北大，是怎么交的学费？
叶廷芳：实际上，单凭我一个人，还有我家的能力，我是上不起大学的。那时，我父亲去世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我就有资格享受人民助学金，每月12.5元伙食费。最穷的学生，每月可以申请4元零花钱，还可以申请棉袄、单衣。我申请到了3元钱的零花钱以及衣物。加上有亲戚每月给我3元钱，虽然家里经济困难，但是大学过得还是无忧无虑。所以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确实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实惠。
傅小平：说说怎么上的北大？我知道你是过了两年才考上的，想必其中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
叶廷芳：中学毕业时，我的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全班80%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虽然可以填很多志愿，但我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这有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招生的人对此有偏见。还有，我高考那年，莫名其名，开展了“反封建补课”运动。我家本来是中农，但是那年多划了富农，把我家也划进去了。这种变化，也许影响了我的升学。为这件事，我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想来这个新学校，会比北大这样的“旧”学校公正些。但我得到的还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回答。第二年我未改初衷，还是想考国内领先的综合大学。前三个志愿分别填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进了北大后，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感觉一切很新鲜，学校还有十几个文艺社团，自己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
傅小平：我注意到碰到阻碍时，你也会苦闷、彷徨，但很少像很多知识人一样发牢骚。而且总能从绝境中看到积极的因素。是不是因为在年少时经历过艰辛坎坷，对很多窘境都能处之泰然？我想，你这种好的心态，对于社会转型期躁动且易于失衡的知识界，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叶廷芳：我要特别提到中学里的一位语文老师。那时，他刚从杭州的一所大学毕业，带来很多的新鲜知识。他这人非常有个性。有次在课堂上，他批判毛泽东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里，毛泽东开场就是“各位同志们”，他就说，既然已经是“各位同志”了，就不该加个“们”了。后来，我们学习一篇散文，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他写到残疾人的心理感受。他就要求我们以《我的一天》为题写一篇作文，我就把我受到的歧视，别人对我的议论都写进去。那个时侯，作文发放回来以后，老师都会有批阅。我以为，他一定会鼓励我，叫我不要顾及别人的议论什么的。没想他说，按一般外表看，人家的议论是正常的，没有什么恶意。如果经常抱有这样一种心理，将会失去很多朋友。他的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我决定做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再去计较这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在精神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你想啊，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受到某些不良影响和局限，一个人向上，就要自觉地避免这种不利因素和局限性。我从逆境当中出来，对自己的经历成长就比较在意。我从农民家庭出来，农民虽然有勤劳善良的一面，但也有自私狭隘的一面，我就时时警惕这个环境可能会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另外，我的身体有残疾，性格容易孤僻，容易倾斜。我就经常自我调整。所以，总体来看，我还是很健康的，我为此感到欣慰。
叶廷芳，1936年11月出生于浙江衢县。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并留任助教。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至今。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等。译有《迪伦马特喜剧选》《溺殇》等，并译有部分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以及有关卡夫卡、布莱希特的理论著作。此外有相当数量的散文、随笔和有关戏剧、建筑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