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部份 哈尔滨机场
在中国北方一座叫哈尔滨的城市里，一个不老也不年轻的女人坐在机场候机室里，那个人就是我，张西。
2006年11月X日是一个很不晴朗的日子，类似一个阴沉的记忆。我在哈尔滨机场後机大厅内等着他来接我，我已等了很久。外面刮起了很大的风，如此初冬我从没见过，而他已经熬过了数十年。阴冷和肆虐的北风，与云南人熟知的小风小雨完全不同，好像隔着机场的有机厚窗也能直扑人面。中国人只有来哈尔滨转游转游，才会知道寒冷究竟是什么感觉，就像你得到爱尔兰去去，才好读懂「尤利西斯」一样。有洒水车从机场後机大厅前面经过，街上很干躁，不见生命迹象。而昆明此刻应是树叶子饱含着水，绿得发亮，无处不飞花。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恩赐：互联网。在六年前，他通过互联网查我的联系地址，轻易就查到了。我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其它叫张西的人也很多，但烧成灰他也能认出我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不是他的字迹，是电脑的数码宋体，但烧成灰我也能认出来那是他写的信，病句多呢。
那封信可称惊天地动鬼神，把他从我的记忆深处一下子就翻出来，见了天日。当时我正在第五大道上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二层楼，我在一个第三世界研究系统里的申请项目里做住馆作家。我做的是一个中国现代战争项目，研究人口增长对战争的影响，是纪实写作。隔壁是一位哈佛大学学者，获过普利兹奖。对面是非洲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收到他的伊昧儿信，感觉上是获了一个由男人发给女人的奖，高兴都高兴不过来。
以小资产阶级观点从事历史记忆的反省，多少人对过去历史有着深深的压抑和不满，但都推给了政府和所属文化，不敢承认年少轻狂时，曾被共产主义和自己的狂想猛烈吸引过。面对过去，中国人总是说﹕「那是四人帮横行的晦暗年代。」似乎当时的中国人民是一大群被一小撮乌合之众，黑帮土匪所蒙骗、所吸引的愚昧民族。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确受到极大的诱惑，毛泽东思想引导着当时多少年轻人对文化革命的澎湃热情，八十年代，我写作就是因为受这股激昂澎湃的革命热情背后的因素所推动。而半世纪之后，还要继续深入这个主题。
我们的电话联系始于一年以前，那时候我还在加州。那是我们交往过程中，第一次用云南方言讲话，也是通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从美国西海岸晚上11点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6点。反复说着在崛起中的中国，爆发户的腐败，与日渐西化的社会风尚。他用大理腔探讨中华民族经济起飞和产生腐败的原因，同时也说起中国和越南两国已经成为朋友的事实。他这个越战英雄对1979年到1982年的那场自卫反击战只有厌烦与挥之不去的感伤。他的战友老郭现在是东北一个军区的官员，他的战友们有的回乡务农，有的当了药材公司采购，有的开保龄球馆。不管他们干什麽，他们都有一个手机，能发短信，能呼叫对方，能讲话。
我说：唉，在八十年代，除了坐几趟公共汽车去电报大楼发电报，你真不知道如何找人。我还说他怕我找不到他，还将他妈妈的地址给了我，作为失掉联系後的联络中心。
他说过他的太太是北方人，高大爽朗，善良有正义感，携老爱幼，嫉恶如仇。我听了很不以为然，这些都是共性，她的个性呢？他说：大醋罐子。河东狮吼。
说到各自的父母，我说我妈一直在美国跟我住。刚来时她脾气大得很，天天发脾气，动不动就发脾气，让人受不了。面对资本主义的超级市场，她吃惊不小，极为喜欢。她最喜欢的是SAFE WAY，巨大新鲜又丰富，我妈爱占便宜，进去老偷人家的葡萄吃，有时抓几颗草莓，有时抓几颗花生，抓到就往嘴里送、、、我吓得提醒她无数次：吗，人家抓到你要做牢的！她不当回事，美国人，她说，善良得很，根本不会抓人，这麽多东西，根本不会计较。要是没有我们这些移民来美国，这麽多东西他们根本吃不掉。
要是没有我妈来美国，我和麦旭的小孩肯定也长不大。史蒂文是我妈一手带大的。孩子跟姥姥感情非同一般，他有很多坏习惯，比如在学校不上厕所，憋到放学回家才上。跟我妈睡一张床，不睡自己的床。一整天在吃东西，看电视没完没了地吃，饺子包子坐沙发上就吃，全是我妈惯的。我妈还说：「如果人有来世，我还是要来美国做史蒂文的外婆。在美国养孩子多容易，不愁吃不愁喝的，空气又好。」
孩子在电话里说：唉呀，你妈哪麽恨我，瞧不起我，有个洋女婿，她满意了吧？
我跟孩子说：别那麽想，真的，我妈有问题，跟你没关系，她不是瞧不起你，她是瞧不起她自己。
我和孩子从认识到分开一共只有一年四个月零十二天，而见面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不超过三个月。遇到他后，我突然发觉感情的事情真是不能以时间来衡量的，爱上一个人其实很简单，前提是这个人就是你想遇到的。 他离开云南时，还差五天，就是他26岁的生日。他是党员，没读过党章的那种党员；他写得一手烂字，世上除了我，没人会觉得那种字是一种独特的书法风格，很好看；他身高1.85米，是射击队长。
他说他这一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在越战後碰到了我，很冲动地跟我好了。至今，他想到我，还是会心疼。他等了我多久？二十四岁前都在等我。在他走后，我撕下一张报纸，将红衣娃娃包起来带去了美国，还跟小娃娃说着「三民主义同盟」里的话：革命尚未结束，同志须继续努力。
孙中山，哈哈！孙中山。。。中国人都把他忘了。
回首这数十年的路，他说﹕「往事对我紧追不舍，我也不用跑了，不如回过头，好好面对它，面对真相。」他终于打破对我撒谎的缄默，说他年轻的岁月，深受各方姑娘的吸引。她们那么天真，无限热忱，胆子又大，在八一队集训时，游泳的，跳水的，打球的，骑马的，耍剑的，打枪的，骑自行车的，带着他疯狂在田径道跑八千米跟他比赛的。。。後来回云南，发现另一种更吸引他的姑娘们，她们在大学的校园里，她们也会打球，跑步，游泳，跳舞，关键是，她们除了有体能的荷尔蒙外，还有思维的荷尔蒙。我最喜欢听到的，是他说认识我最初几天，发现我那麽穷，让他有机可乘，几张粮票，一个塑料娃娃，一辆破旧自行车就能把我搞定，呵呵，我竟然还感恩不尽，在饭票背後写诗感谢他。他说那首诗他至今还收着呢！他追悔莫及，电话打到天快亮时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因为他尽管一直对我怀有爱恋，但道德的约束使他把情感强压心底。
他说：「现在，四十都过了。有些话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他自己说，他在地球的背面找到了心爱的人。这个地方，不就是新大陆及我吗？在结束谈话前，他用云南话说道：张西，你听好了，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的爱你！
为了见20几年前失去的男友，我专程来到哈尔滨，等待照面。穿梭往来的人群中，他，一个高高的神秘的和清瘦的人，将会出现。他与窗外忙忙碌碌的世界有着时光交错的距离，我坐在这里犹如是什麽人安排的，尽管我不是信上帝的人。我只是觉得若不见他，人生一直还是不见底。当然，也许见到了他也还是不见底。我的回忆因时间太长，已经变得太有文学色彩。我慢慢磋摸人生，磋摸为什麽要来来哈尔滨，这次见面对我有什麽特别的意义？也许毫无意义，只是为了有始有终。
在这封闭式机场内，我拖过行李箱。拉开箱子拉练，想拿件外套穿一穿。结果我大笑，在混乱的PACKING中，我竞将家里的移动电话搁放在箱子里了。我想像着麦旭到处找电话的样子，不止一次地按那个找移动电话的发音键，骂骂咧咧，气不可遏。我是美国人最梦寐以求的妻子类型 ── 永远让丈夫忙於无意义的小事。儿子只用手机，家里丢失什麽，对他来说没有知觉，无关痛痒。
说来幸运，出国至今，我碰到了一个好丈夫，他非常固执，像所有的西方人一样，他的固执表现在他坚持人的本性上。比如带我出国，完全是莫名其妙，作弊这种事多了，但他不能原谅自己；不离婚，也是这种固执的表现。我都用英文出版书了，他还是不离婚。他认为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史蒂文才是最重要的，孩子和父母生活，长大後才会自信。家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土壤。我没想到自己会走到今天的局面，大慨是时势造老婆造母亲吧。麦旭当然是我生活上的好伙伴，他激发我去想很多过去我找不到角度去看去想的东西。大慨因为他是外国人，我什麽都跟他讲，讲小时候我妈打过我，讲我初恋的孩子，也讲我爱慕过的晓南，还讲过我住病院的历史，讲过我家的悲惨，讲过我害怕分回门县去。
我觉得我变了很多。想到灵魂的一半之说，我内心里黑暗的东西，我的秘密，我都让他知晓，包括我嘴里少一颗牙，我也让他看。没有一样是他不知道的；他的秘密和他的黑暗，他的食量，他对他父母的担心，他为什麽去中国，等等，我也一清二楚，我们是两个透明的好朋友。我问麦旭为什麽我们是史蒂文的父母？我们做夫妻是偶然的吗？他说是的。只有一样他不肯定，他说如果有下一辈子，他还是想跟我在一起，有八辈子就跟我在一起八辈子！
我挺感动的。
关键是，他和我一样，都没有生育欲望。这一点使我们能相安无事。他在惠普当软件工程师，我在家里写专栏，这一点也使我们能相安无事。
皮箱里那个电话，让我哭笑不得，它似乎在埋怨我把它带到这麽远的第方，这麽冷的环境里。
皮箱里还装着那个小红衣娃娃。一天的徬晚，儿子不知道从车库的哪个箱子里找到一個红娃娃。儿子拿来给我看时，傻声傻气地说：我找到了她！是你的吧？我愣了一下，心动了一下！多久了？那还是我第一次擁有一個玩具娃娃，在昆明百貨大樓买的。算算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红衣娃娃是一個金髮，仰著臉笑，穿著鲜紅裙，跪坐著。她的手指甲剪的圓圓，塑料壳的身體是粉肉底的，她的眼睛显得格外黑艳，那片红唇上的顏色已掉到几乎没有。她看上去还像崭新的，但她的實際年齡已有二十四岁，是大於我的儿子的年齡；也由于是新发现的，儿子难得主动將红娃娃伸出的小手仔細彈掃，使她的細小的指甲重新變得生動。儿子说：这玩具太中国化了！
此刻我专心地放下这个二十四岁的红娃娃，我握住她如同真人白胖的小手，仔细地看着，這情景让我想起当年他買红娃娃給我的情形和给我剪指甲的情形。 我们怎样相爱，又怎样分离。那是一个克制的，艰难而漫长又言不及义的过程，他的拥抱与亲吻，必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笔财富，是我生命中的最快乐时光。 我们有相互的身上想要的幸福，那也是我的贪欲启悟的时刻，占有他是我痛苦的开始。 而最糟糕的结局，还不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他抛弃了我。
一次真挚和诚恳的爱情陷入一个混沌的纠缠中，混沌并且轰鸣；一次相刻入骨的经验变成一个悲伤的故事，一朵浮云，一个男人，一个ASS HOLE 。
每天我仰望藍天白雲，那是我的坟场墓地。
很多年來，我一直忘不了他。为情所困，当我看见天上的云，含著茶色的浮云，我的记忆里到底有什么，连我都不知道。就算我的记忆里有了他，他的记忆里有了我，又怎样？他的生活还是他的，我自己的生活是我和麦旭、史蒂文的。故事終了，是终点也是起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生、老、病、死。蕴含着生命的花总会凋零，人总是别无选择。愛过一段，这经历也许是我时刻怀念的一种例外，与我对宇宙起源意识的好奇有关。
我有不仅东方人才会有的一种叫阴的东西，与一种叫阳的能源一起，流动在无形中终於相交，产生真爱。在虚缈的人生中，真爱的意义是什麽？我天天跟麦旭在一起，我不听他的话，也不跟他说「我爱你」之类，我写很多故事但不写他，嘴上也从不挂「老公」这个词。我只是随遇而安地活着，水到渠成地成为老中年妇女。
万事有终，说来简单。天下最难之事就是终。写一本书很难结束，不知如何结束；一段真实的关系很难结束，要付出最大的痛苦。连一部电影，在银幕上看见『终』（THE END）时观众已受尽了折磨。终，等於时间到了，结束了，水果坏了，车到站了，人咽气了。
我想，至少，当一个作家的心念，似乎就是在认识这个五角星大兵的那天开始的。所以，将他和我的爱情故事当成一种文学现象，也就很合理了。 再说，说到有始有终，我就要得知，终一直并非始的对立面，终如何潜伏在我们的始之中。
再说呢，把要用一辈子去忘记的东西就是永远也忘不掉的东西；作为生命存在的基础--身体的逝去，换来最不可触摸的精神--活着的人的怀念；说到底，怀念是私人的事情，但正由于它的私人，才使得怀念有了普遍的意义。 对于心灵摇荡者，每个人的怀念都不尽相同，因我们与被怀念者的关系、距离而有着或浅或深的区别。把私人化的东西公开，是一种释放。也许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凌雪的悲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感受作为人性中最重要情感之一的爱：性的伤害。
在我的盼望之中，我的另一个自我终於来了。内穿西装，外穿呢子大衣，高高大大，神气十足。混到四十出头，混了身西装，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了一个付总经理。
我面对他，说实在话，要看进他的眼睛深处去，听到他那口云南夹东北口音的嗓音，我才能认出他来。我开了个玩笑：你这身衣服是借来的吧？
这西装也是符号，是云南人当上了北方人的像徵。在我们四季如春的昆明，谁需要这种呢子大衣？我呢，却穿着从圭谷COSTCO买的男式不男式，女式不女式的中性短大衣，头发既不烫也不染，剪短，洗澡就好，连梳都不用。我在美国已经平民化了。
我离开加州时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我用电话卡打了电话给他。他竟然说，我有点忙，我可能不能去机场接你。你自己打出租车进城好嘛？到了酒店後我再来找你。
我说，那我立刻取消飞行。不去了。
他尴尬地笑了两声，呵呵，那。。。就，唉呀，别这麽。。你这个人真是的。。。
我上了飞机。很气愤，很不以为然。
现在，我就在哈尔滨机场。出舱时，通过机舱行道走向接机的人群时，我不敢抬头，真的，二十年的陌生感压得我抬不了头；年龄使得我不敢正视他，还有多少年的隔阂，等等。等我走道了尽头，我深吸一口气，胎儿出世般地杨起了脑袋，却发现他根本不在人群里。
我松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自由和失望同时等着我。他真的没来。那我来干什麽？
我站在那里，犹豫不决，要不要停留机场，等下一班飞机回北京？
现在，他出现了。风风火火，叫着：唉呀，我跑到国际接机去啦！那边什麽人都没有，我才想起来你是从北京飞过来的。
他的确穿着一身西装，藏青色的，说土不土，说洋不洋，只是他丰颜俊腮依旧，使我不致太失望。他仍然很瘦，高高的个子，神情有些羞涩又带着些傻大胆。
我上了他借来的货车，用手抓安全带，没有。我坐在驾驶室里，这种老式货车是驾驶员和乘客都坐在一条皮长椅子上。我没得话说，只好疲倦的闭上了眼睛休息。
不料这个动作引发了他的怜爱，他伸过一只手来，放在我的手上──我奇怪地看着那只手，那只手又熟悉又陌生。它在我的少女时代，摸过我身上所有的地方。
那大块的时间到哪里去了?那个美好的开端到哪里去了？情意是多么脆弱, 青春的机会象日光而逝, 情爱不再，他令我几度失望。
他穿着黑牛皮做的意大利皮鞋，干干净净搁在油门上。我穿着透气的大球鞋，脏兮兮地摆在一旁。
四周无人。鞋子们属於谁？
也许，什麽都不因为，只因我想看他最後一眼，我来到了这个地方，比外国还远，比死亡还冷。在这辆借来的货车上，我看见前方的道路上有一个人飞快地跑着，拖着我的旅行箱，向中国的大门外跑，要跑到外国去。一架飞机停在路中间，飞机后面排队等着很多旅客，飞机四周也站满了人，都要到天上去，找自由去。我还看见有两排迎接我和孩子的军人，他们表情都很严肃，每一个人的耳朵上都别着一朵粉红的桃花。其中，一个牙齿咬着一朵粉红桃花的年轻军人走上前向我们敬礼，他很面熟，看军衔他职位很低，我知道他是谁，他姓吴，炸死过上级军官；我还知道这是我的幻觉，他是使者，曾经在我的幻觉里帮我报过仇，枪杀过孩子。
风的声音分明是哽咽着的，荡漾在东北广大的空间中。良久的沉默后，他的眼泪流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舔舔嘴唇，给自己添些热气。我还看见了我的爸爸妈妈，在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大约是我五岁时的冬天吧，俩人给一只鸡打针。那只家里养的歪脖子鸡生病了，大慨是患重感冒了，不吃不喝尽打嗑睡，还流出些眼屎。妈妈拉着它的腿，把它的翅膀别在腋窝底下，爸爸抽好针水，不说话,照准鸡大腿戳进去，打了一针青霉素。针水推进去後，鸡的脖子一软，头耷拉下来，死了。
爸爸脸上的疤发黑，他气得狠狠一甩，把鸡摔得大老远，一直摔到离我家门口大老远的公共LA圾堆上去了。妈妈卑萎地乾笑几声，说的：算了，不过是只病鸡嘛，脖子还有毛病，算了。
打了青霉素的鸡，几小时後醒过来了。天快黑时，它歪着脖子，咯咯咯地欢叫着，朝站在门口的爸爸妈妈跑过来，它斜着眼睛，似乎在生气，从一大片草地上，朝着爸爸妈妈咯咯咯地欢叫着跑过来。
爸爸和妈妈露出了我从没见过的喜悦，俩人站在一起，都伸开了双手，等着这只歪脖子鸡颠颠地飞跑过来。
我就是这只鸡。
(全文结束，共十一万字)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