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谦是新移民作家群中一位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与其他新移民作家相比，陈谦对新移民所面临的外在困境关注得较少，而是直接深入到他们的灵魂世界，在现实和理想、理性和感性、家庭伦理和个体生命激情的冲突中，执着地探寻人的内在困境，并由此塑造了一系列寻梦者形象。随着创作的延续，陈谦又开始回望那段给每一个中国人造成心灵隐痛的历史：文革，试图为那些深受历史创伤的人寻找一条拯救之途。陈谦的小说，看似简洁，实则繁复，在文本结构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叙事智性。
一
对沉闷现实的反抗和超越，对理想人生的追寻，对自由的“灵性生活”的渴望，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构成了陈谦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从以笔名“啸尘”发表的处女作《何以言爱》到《望断南飞雁》等一系列的小说，陈谦几乎都在追问这一生命的困境——压抑的现实秩序与骚动灵魂相遇时所产生的矛盾，以及如何走出这一困境，获得一种激情飞扬的生活。陈谦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是女性，这可能与作者的身份有密切联系。这些女性，有些是美国“硅谷”中的成功人士，有些是迷失在异乡爱情中的追梦者，还有些则是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羽翼之下，过宁静如水般生活的全职太太。她们都不愿认同现实，不甘心向刻板的现实生活投降，而是宁愿听从内心的召唤，追随骚动的灵魂，寻找一种能安妥灵魂的生活。为此，她们纷纷放弃安宁的生活，走上动荡不已、却也精彩纷呈的寻梦之路，留下了一个个为寻找梦想而不停奔波的身影。
由此，我们看到，在《何以言爱》中，无忧无虑的大院子弟钱莹，突然感到百无聊奈，甚至身心被空虚和寂寞所吞噬。为了改变这种生活现状，钱莹决定出国留学。在出国前夕，她又与勤威进行了一次耐人寻味的情感角逐。在《艺术家小猪》中，小猪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不拘一格，不惧世俗眼光的探视，为梦想坚持到底。《看着一只鸟飞翔》像是一则寓言，在梦呓般的叙述语调中，把主人公渴望飞翔的心，精妙地刻画了出来。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面对“灵性生活”的召唤，迈出了稍显犹豫的步子。这一步给她带来了惊喜，也不乏沉重，甚至有些凄婉，但她并没有后悔这样的选择。对于苏菊来说，“灵性生活”携带的魅力太过强大，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指标，对此都无法产生免疫力。未婚夫利飞冷静而理性的生活态度，远远比不上感性、邋遢却激情飞扬、充满幻想的王夏。因为，“她喜欢的是有动感，有灵性，有激情的生活，而跟利飞在一起，她觉得总进入不了她所向往的那种境界。”[ 陈谦：《爱在无爱的硅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相对于《爱在无爱的硅谷》情节的单线条演绎来说，《覆水》显得更为复杂一些，感情也更为深沉一些。美国人老德挽救了依群的生命，却无法安妥她那颗年轻的灵魂。肉体上的病痛，给依群带来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感，而心灵上的隐痛，才真正让她感到了地老天荒般的疲惫感，潮水般的压抑，足以窒息她重获新生的生命。依群几番努力，试图冲破这种无形的牢笼，但老德的“恩情”就像一个紧箍咒，将她死死捆住，再加上艾伦的理性退却，适时的提醒依群“我们的生活不在别处”，[ 陈谦：《望断南飞雁》，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依群虽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在现实与梦想的冲撞、感恩与生命激情的搏杀中消耗自己。这着实让人感觉到了她那颗骚动的灵魂，在寂寞之舞中的悲壮。
《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以决绝的出走，宣告人们应该遵循内心的召唤，去寻找那种灵性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在别处”。而在《覆水》中，依群带着家庭伦理的强大束缚和“报恩”的心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艾伦“我们的生活不在别处”的规劝。这种矛盾的认识让人泄气，甚至绝望。但这就是现实，或许只有经过重重矛盾磨练的生命，才更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尊贵和崇高，带着镣铐跳舞，会更加动人。在《望断南飞雁》中，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魅力，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南雁长期作为陪读夫人，家庭主妇，尽心尽力创造出一个温馨的家。但为了给自己一个重新规划生命的机会，南雁最终放弃了家庭的负担，孩子的拖累，在丈夫将要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前夕选择了离开。南雁一直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你要去发现它，完成它。”[ 陈谦：《望断南飞雁》，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正是这样，她才会对即将到来的“幸福”视而不见，在背后留下了人们嘲杂的叹息声。
如果遵从现实的评价标准，苏菊和南雁等人的追求无疑是“愚蠢”的，放弃“完美”的生活，追寻一个不确定的人生，最后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这不是愚蠢又是什么？但人的奇妙之处、人的高贵和可敬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没有为梦想而具有“飞蛾扑火”的勇气，如果生命的丰盈都要以现实中的量化标准来衡量，那么人的丰富灵魂和飘逸的诗情，将会退归为零。这样，生命将会凋零，灵魂也会枯萎，人最终会在简化的现实当中，无奈地走进荒凉的人性沙漠，走进“理性抵制了超越”这一可悲的境遇中。[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苏菊们的选择显得灼灼生辉。
除了对理想、灵性生活的追求之外，陈谦小说中的一些女主人公们，还选择了在爱情中燃烧自己。对于人类来说，爱情是美丽的，也是诗意的，它能给乏味的生活增加绚丽的色彩，给苦难的人生带来灵魂上的安慰。但它又是脆弱的，往往在残酷而僵硬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可能唯因其绚丽，才容易熄灭。如绽放在天空的璀璨烟花，瞬间留下冰冷的灰烬。人们可以为了爱情，寻找终身，也可以在现实面前，将其击成粉碎。在文学世界里，留下了太多爱的慰藉，也留下了太多肝肠寸断的斑斑眼泪。《残雪》中的丹文，曾经在爱情里找到了幸福，也承受了被抛弃时的痛苦。此后，她始终走不出爱情的迷局，最终在爱情的世界里迷失了自己。她只身来到北美寻找答案，却得到一个命丧他乡悲惨结局。《一个红颜的故事》中的朱颜，同样在爱情中体验到了火与冰的两重天，她也遭到了被抛弃的命运，只不过没有像丹文那样迷失，而是如凤凰涅槃般获得了重生。《谁是眉立》也是一个忧伤的情感故事。晓峰的离去，在可雯心里刻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成了心中的一个“结”。虽然可雯最终走出了“心结”，但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她心底的忧伤。事业上，可雯和晓峰都是成功的；然而，在情感上，他们又是迷路的羔羊。
中篇小说《繁枝》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新世纪的“红颜的故事”。与丹文一样，在化学博士锦芯身上，再次重演了“红颜薄命”的悲剧。锦芯面对丈夫的背叛，在苦劝未果的情况之下频生杀意。丈夫死了，她也绝望地选择了自杀。被抢救过来的锦芯，不得不承受着器官衰竭和精神抑郁的双重折磨，还有FBI对她的追查。锦芯显然无法坦然面对这样的生命绝境，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她只能悄然而逝，留下“我是一只夏末的孤蝉”的绝唱。事实上，《繁枝》也是对《残雪》的一个呼应和扩写，两篇小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互文效应，并让我们看到了“丹文”另一种可能性的结局。在《繁枝》中，作者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命运发生逆转，如果被杀害的人是另外一个人，结局会怎么样？《残雪》中丹文被杀害了，叙事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凶手是谁，但从小说文本所提供的线索来看，我们分明知道，凶手就是丹文的前夫；在《繁枝》中，志达的死，也并非“生病致死”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次蓄意的谋杀，而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在证明锦芯就是这个谋杀者。丹文被人杀害了，锦芯却是一个谋杀者。锦芯虽然活着，但活得并不愉快，始终被恐惧、孤独、凄凉的氛围所笼罩，最终还得面对法律的制裁。丹文和锦芯们的遭遇，让人看到了爱情的美丽与残酷。但她们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像堂吉诃德般冲向冰冷的现实，不惜用生命来追寻一个答案，又让人看到了女性的勇毅与坚强。
在上述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谦刻画了一系列女性追寻者的形象。她们或者在面临现实和生命激情碰撞时，听从内心的召唤，毅然走向远方；或者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守护一颗骚动而寂寞的灵魂；或者在爱情的迷局里，寻找不同的答案。这样的寻找，给她们的生命增加了斑斓的色彩，却不一定是成功的光环。苏菊们的追寻都不完美，但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永不停息的内心追求，以及渴望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和“五四”时期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相比，苏菊们的追求少了宏大的使命意识，少了社会和文化所赋予的诸多内涵，少了密不透风的文化压迫，少了经济上的无力感。她们是一群经济独立的女性，面对的是个体“灵魂的喧哗与骚动”，虽然也能看到家庭伦理对她们的束缚，但这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她们的反抗和寻找，和“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一样，从另一个层面，展现出女性生命的妖娆风姿。
二
对灵魂冲突、生命困境进行了一番探索之后，陈谦还开启了另一条小说创作的审美通道。她开始打捞往日的沉钩，向记忆发出邀约，回望历史，试图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渐行渐远的生命经历中，给人们提供“另一种文革的故事”。这主要表现在《特蕾莎的流氓犯》和《下楼》这两篇小说中。
其实，在此前所创作的那些小说中，陈谦已经语焉不详地对记忆中的“文革”进行了回眸一瞥，只不过都是寥寥数笔，或者仅仅是一个片段，很少在那痛苦的记忆里驻足停留。这些片段，包括《何以言爱》中对钱莹的大院生活这一背景进行蜻蜓点水般的交代；《覆水》中对依群的父亲跳楼自杀、母亲被下放养猪以及哥哥插队这些事件的惊鸿回眸；《望断南飞雁》中对南雁母亲的不幸遭遇的简单复述等等。此时，陈谦似乎在有意回避对这些苦难事件的正面书写，也可能是对这样的历史“不曾有过一点兴趣”，[ 陈谦：《创作谈：另一种文革的故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5期。]所以她才会在交代人物背景的时候，觉得有助于人物性格的成长时，才匆匆写上几笔，然后迅速离开。这一情况，在陈谦最近的小说创作中，有了极大的改变。从《特蕾莎的流氓犯》开始，陈谦停下了奔跑的脚步，决定正视这段历史，“在很多人选择忘却的时候，我开始回望。”[ 陈谦：《创作谈：另一种文革的故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5期。]
面对“文革”，陈谦机智的选择了“心灵创伤”作为切入口，她或者通过年轻人苦难的遭遇，心灵的巨大隐痛，来窥探时代的疯狂；或者通过“丈夫在‘文革’中自杀后”，“二十多年都没有下过楼”的老太太，来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是的，关注“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进而希望找到一条拯救之途，走出“文革创伤”，才是陈谦书写“另一种文革故事”的主题。
在《特蕾莎的流氓犯》中，年轻的劲梅和王旭东，在启蒙普遍缺失的时代里，既缺乏对爱的基本认识，也不知道尊重为何物。所以，当青春期苏醒的身体欲望勃发时，他们注定要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宿命般地把自己喜爱的人，推向了灾难命运的深渊。此后，他们带着深深的心灵创伤，奔走在各自人生的路途上。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把劲梅改成特蕾莎；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享受人们羡慕的眼光；甚至可以组建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但是，他们无法驱逐灵魂的重压，无法缝合心灵的创伤。在《下楼》中，“文革”中自杀的父亲，在丹桂心里刻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在解开“父亲之死”这一谜团的道路上，丹桂又从黛比教授那里得知了康妮的惨痛经历：康妮在丈夫自杀之后，躲进自己的小楼里，二十多年来不曾离开半步。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康妮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因为她的时间，永远地停止了，永远停留在丈夫自杀的那一天，静止在“文革”的时间中。她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个血腥的场面，走不出惨痛命运留给她的“心灵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