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人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27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又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1979年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相轻互相攻击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1995年，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玩，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芒克和他的关系像亲兄弟一样，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家里。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去奔丧，据说他哭得比老人的亲生儿子还伤心。人们常常把粗扩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癣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魁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1970年开始写诗，1973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性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呼吸。
六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至今仍然不能忘记我们和龚巧明同爬香山鬼见愁的情景，不能忘记他喝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时的尽兴。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1977年考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考人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迈平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只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看法，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上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唯一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迈平1986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欣赏他的才华；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魁力他都具备；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会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的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个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海外《今天》的编辑。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气氛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谬、萨特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怀疑悲观的态度，又对人生充满理想主义。可以想象，迈平活得如何尴尬和吃力。
七
我始终把赵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像马德升那样神经质，不像芒克那样放浪无羁，也不像北岛那样固执，但是与任何艺术家相比，他都不缺少浪漫和才情，《今天》发表的诗和小说，都是他的处女作。《给你》（署名凌冰，发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颂西单墙的诗，与《今天》的其他诗作相比，显然是过于直白了，在民刊遭受挫折的时候，诗人写道：“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你是我童年温柔的梦／是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是谁，忍心让一个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对灰墙？是什么残酷地把一个如此自由的心灵关进铁窗？在他远渡扶桑的这些年里，我常常想起他用一只手臂托着腮像做白日梦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度过的许多个周末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居室又大，布置得又有格调。数不清有多少人出人其中，那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很多人坐在他的沙发上、床上，喝着他准备的茶水，却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去，不管你带了什么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那间房子里，隔周一次召开《今天》作品讨论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诵自己的或名家的诗歌、小说，我曾为王力雄朗读小说《永动机患者》（署名晨漠，发表在《今天》第七期）；听振开朗诵玛格莉特·杜拉的《琴声如诉》（载于《世界文学》），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篇小说优美的节奏和韵味；听振开的弟弟振先朗读《克罗齐美学的启示》（署名齐虹、史文，发表在《今天》第五期）的评价文章，老实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克罗齐的名字，而国内公开出版这位美学大师的著作是在《今天》的介绍许多年之后。如今，赵南去日本已经多年，有消息说，他生活得不是很好。好在，赵南历来是无为而为与世无争的，他是真正的绅士，我相信，不管经济怎样桔据，生活怎样孤独，而他都是平和的，文雅的，高贵的。赵南赴日不久我曾经到他家去看望过他年迈的母亲，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体可好，多年见不到儿子的母亲该如何打发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当年我们那么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扰她，她不曾有过抱怨，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打扰，她是否会觉得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