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很快找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1元5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摺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像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锋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仍与现在书摊上摆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由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才能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蓬，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念春的家。念春是《今天》的联系人，订阅刊物的人都应该熟悉他的名字。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谐。他的哥哥刘青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要人物之一，1979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狱之后流亡美国，现担任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席，成为一个流亡海外的职业革命家。念春因受刘青牵连入狱三年，1994年又因申请注册“劳工同盟”再次被捕，被判劳动教养四年，现正在东北某农场服刑。念春是在中国政治的漩涡里闯出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可行或不可行，而是应该或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力被剥夺，自由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和价值的问题可以退居到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是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探讨的。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诿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念春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离。软弱总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近年来，人们对民运，对所谓民运人士的微辞多出于此。但是念春是不同的，他们兄弟当年把家贡献出来，是为民刊立了功的，以后又坐牢吃苦是付了代价的，但他们并不想获取什么，否则，念春完全可以携妻带女出国，不必在普遍沉寂的形势下去以身试法。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我曾在那张桌子上把魏京生在法庭的辩护词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民主墙；记得那个让人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前妻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后来，我曾把这个意像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并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70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76号人来人往，穿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76号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本来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躁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半麻的双脚，沿着长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四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姗姗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地。” 以后他把中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姗姗。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个共产党的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公安局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个女志愿者，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确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芒克等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制定了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笔名的规定。一度他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新观察》当临时编辑，当时还是市政公司的挖路工人，这份职业对于改变他的现实处境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星星美展”事件后，他在《新观察》上发表高度评价美展的文章，致使他被辞退。1984年，他已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六人小组，为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被停刊一事，他毅然声明退出，为此中国作协有关人员找他谈话，试图让他收回声明，但被他拒绝了。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呐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最终不使自己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一封信中对同学的信仰表示欣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1972年2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而一年以后，“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及“反潮流小将黄帅”的出现还大有市场。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三年以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1973年而是写于1978年，我理解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对此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红卫兵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需要先肯定或树立什么。
正因为如此，振开的诗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举世皆知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他的诗句被抄成大标语飘在广场的上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成千上万大学生在那标语下面静坐绝食，几天之后，军队的坦克车从那飘动着的标语前面穿过……六·四时，振开不在国内。我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会因此而感到振奋还是悲哀？振开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是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于是，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而忽略了另一些像“从那微笑的红玫瑰中／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这样的诗句。也就是说，人们宁愿记住正义的、英勇的、深刻的北岛，而往往忽略了内向的、孤独的、脆弱的振开。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流亡海外已长达七年，我们只有很少的通信和通话，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不苟言笑、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创作。1994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流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