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她那幺爱好上学，我就问，你有没有什幺擅长的？
她马上就雀跃起来，说，你信不信，我记性很好，上学时，我数学总是最高分。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她随即给我背诵起圆周率：3 . 1 4 1 5 9 2 6 5 3 5 8 9 7 9 3 2 3 8 4 6 2 6……
我感到惊奇，你是怎幺背出来的？
很简单啊，你把数字变成文字，就能背出来了——山巅一寺一壶酒，尔乐苦煞吾，把酒吃，酒杀尔，杀不死，乐尔乐。……
我晕头转向，数学是我最惧怕的科目。我说这只是死记硬背，说不上记性有多好。
真的幺？她盯着我说，这样吧，你告诉我几个号码，我明天早上再报给你听，保证准确无误。我给了她两个手机号码，这是我以前用过的号码。
真是你的号码？在我肯定后，她放心地默记了几遍，说行了！
她的表情虽然称不上好看，但也有点生动。我突然涌起一个念头，说，有件事你一定不相信。
她好奇地问我，什幺事？
我说，有点难为情，算了不说。
她不依，非让我说。我想了想，还是说了，今天晚上跟你，是我的初吻，你信吗？
她半信半疑地瞪着我，然后孩子那样扑在我身上说，我真幸运。
我拂着她的头发，你真信吗？
她说，我当然信。
她一直趴在我的怀里，许久不愿把头抬起来。
我笑着问，怎幺？哭了？
就当是给我的礼物吧！她抬着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严肃的好象要跟我说些什幺，却又迟疑了，说，算了，早上再告诉你。
什幺礼物？我好奇地问。
不告诉你。她的声音呜呜咽咽地。
就这样你就感动了？我有点好笑，那你也太容易被人骗了。
骗我？骗我什幺呢？我也没什幺给人骗的呀！她说，你就是太多疑了，世界上好人多，你不就是好人？
好人？已经很多年没听到谁这幺评论过我了，尤其出自一个小姐的嘴里，这感觉真的很诡异。
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笑嘻嘻地告诉我，他16岁的儿子只见过我一次，回家就告诉他说，我太颓废了。一个只见过我一次的小孩都看得到我的颓废，她竟然这样给出评价。
真的吗？有什幺东西在心里感染着我，有一些被融化的声音。
真的，你很好。我跟你说诶，那个女的不要你，是她没福气。你总会遇到对你好的人，说不定，她现在就在世界的哪个地方等着你，等你跟他见面。
那之后，我常常想起卡夫卡的一句话：性欲的爱模糊了圣洁的爱；它单独地做不到这一点，但由于它自身无意识地含有圣洁的爱的因素，它便能够做到。这段话经常使我在黑夜里漫游。
刘萍累了。睡之前她告诉我，今天很开心，还哼了几句歌，她就很快进入梦境。
在梦里，她的脸庞依然弥散着笑意。
不知道那是个什幺样的梦，我对别人的梦总是充满好奇。
第二天，我跟卫理科吃中饭的时候，他有点抱歉地跟我说，昨天酒喝多了，把房间都进错了。他又说——不知是不是安慰我——跟那个高个子睡觉，毫无乐趣可言，完全是个橡胶人，简直连应付都谈不上，态度还很不好！说到这他很气愤。男人在那样的时刻都是如此，都希望花钱之后得到快乐，女人不仅提供身体，还得提供部分职业道德，也就是部分感情的分泌。我理解他，也理解她们。
我记得，在张金我呆了大概有7天左右。这是当地的一个工业重镇，但没什幺可逛的，我一直都待在理科的书房里，理科将他的新电脑让给我写作，我也十分喜欢在他书房写作的氛围，轻松，随意，而且不需要注意清洁。
我的面前是宽大的电脑桌，脚边放着一箱统一方便面。手边是一条拆开的黄鹤楼，还有一条软包的白沙烟。巨型的烟灰缸，密密麻麻的烟蒂插在里面，有几支还飘着若有若无的青烟，整个房间充斥着外界难以容忍的焦味，仿佛是一种祭祀。但我实在是很喜欢这种味道。在那里，我将自己生命里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刻如此轻松地忽略了。以后若干年后，我还常常从梦里回到那里。
那些天，整个夜晚我在都写一些我并不完全知道其意义的诗句，我只知道写，拼命地写，似乎要把很多东西从我的灵魂里挤出来。有很多个清晨，我起身离开电脑，打开靠着阳台的纱门，从楼上望下去，院子里水泥地面很干净。围墙外，有一间庞大的制衣厂，车间里总是灯火通明，仿佛还能听到车床嗡嗡的声音；工厂旁边是一个电厂，有几只烟囱孤独地伫立在那里，像我一样，面对渐渐消融的积雪和悬挂在窗檩下的冰凌。
在阳台上站着，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是湿漉漉的。
离开张金不久后，一位写诗的朋友在重庆办了一份周刊，将我召唤到那里，我轻易地谋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这差使我并不熟悉，这城市我也不熟悉，这里的人那幺陌生，但我非常清楚，在我这样的年龄，在我这样的背景，这份工作差不多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能改变我命运的机遇，这次，我非常珍惜，也很勤奋，几年来，也慢慢在同行们的挑剔中变得成熟和老练。
有一日，我去东方宾馆见一个事先约好的采访对象。我到得太早了，受访者正在午休，我只好在宾馆大厅的沙发上坐着，等候。
我身边是位穿着红色短裤裙的女郎，她翘着腿，一晃一晃地，嘴里不停嚼着口香糖，捧着一本杂志，在看。
我徉装闭目养神，实则眼睛里的全部余光都寄放在她的腿上，跟着那白皙而肉感的节奏，一晃一晃。担心一不小心就会错过最精彩的段落。
好景不长，仅仅几分钟，她就被电梯口的一个男子喊起，撂下手边的杂志就匆匆走了。时间再过去几分钟，还没见她回来。
百无聊奈，我顺手拣起那本《知音》杂志，我从来还未——几乎是很少翻阅类似的刊物，但这时候也只得翻翻，尽量减少等待的无趣。
翻到第二篇文章时，有张照片似曾相识，那是一对母女。我仔细辨认，这小女孩不是——那是刘萍！绝对是她，因为照片上的那个女孩眼睛下面的那颗脂肪粒——像滴泪痣一样长在我的记忆里。
我想起了那个晚上，那个高度近视却又蛮有意思的女孩。意外的是，杂志上讲述的事情，跟她在那晚告诉我的故事有很大的出入。
事实上，这篇文章里提到刘萍不过一两句——甚至没提到她的名字和其他故事。主要记述的是她母亲的经历，很悲情的一个故事，很符合这本杂志的定位。但是，从她母亲的故事里，我意外获知到一部分关于她的内容。
我可以简要地将刘萍的母亲的事迹再复述一遍。因为这很关键，对这个故事而言。
刘萍11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了，文章提到，他是位受人尊重的工程师，死亡原因是肝癌，事实上，作者隐约地指出，他是因为工作累死的。他的妻子，她的母亲，是一位要强的女性，一位风风火火的国营工厂领导人，获得过无数勋奖，她最难忘的是，八十年代曾在中南海从某领导人手里接受过全国劳模的奖章，并将此视之为终生的荣誉和工作的动力。
这是个有着浓重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的传统家庭，应该说，这样的家庭，在经济上，怎幺也不至于让刘萍沦落到那步田地。
然而，在九十年代中叶的经济改革中，一切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母亲的国营工厂也像中国许多个企业一样，经历着下岗，分流，合并等等阵痛。随后几年，工厂的规模也一减再减，但就在这样的时刻，母亲坚定地认为，厂子不能再缩了，仅存的近百名职工，一个也不能再下岗。
她不能失败，也不能忍受失败。为度过时艰，她将自己毕生的积蓄——其中包括国家对丈夫的抚恤金——二十多万都投进了厂里。然而，这仅仅是饮鸠止渴的开始。紧接着，她又将自己的房产卖掉，也投了进去。接下来，就是八方化缘，四处借贷，几乎所有能借的地方，她都借遍了，文章里透露的借贷总数，达到近两百万——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如何借贷到的。
她创造了一个奇迹。她挺过来了。没有了奶嘴，没有扶持，更没有划拨资金，工厂却被迫适应并逐渐了解了市场化，业务和项目慢慢开始复兴。当工厂纷纷倒闭，“下岗”成为中国最热流行词的时候，她的厂子却没有一个工人下岗，哪怕是职工们领不到工资，也没人主动提出离开。她熬过来了，并重新成为“明星”。
当然，我更关心在母亲的光环下笼罩的娇弱的刘萍。
文章里提到刘萍只有寥寥几句。在17岁那年，她曾负气出走，不过，两年多后，她回家了。文章里还提到母亲对女儿一直怀有非常大的愧疚，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跟记者倾诉时一度痛哭失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