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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莱津孩子们的诗歌:肉体、尊严和单纯的价值

发布: 2010-11-11 21:10 | 作者: 苏野



       3、单纯的价值
      
       在教我们再次生活时,请务必温柔。
       ——奈丽·萨克斯《获救者的合唱》
      
       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直接驱动,是以下这些诗句和它们在我内心所激起的巨大的感情风暴:

       特莱津,生活就像地狱,/ 可什么时候能回家,我至今也不知道。(特奇,《在特莱津》,年龄未知)

       而所有的人希望能够入睡,沉默,/ 然后再一次入睡……(米夫,《特莱津》,年龄未知)

       假如我也挂在枝头,既然树能开花 /为什么我就不能?我不想就这样凋谢!(未名,《一个日落余晖的傍晚》,10—16岁)

       然后,我愿意活着 / 直到重新回家的一天。(未名,《特莱津的痛苦,在我身上击出火花》,年龄未知)

       它离去了,我相信,这是因为 / 它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巴维尔?弗里德曼,《蝴蝶》,23岁)

       有一天,我要走近我的村庄,/ 我要享受我的家乡,/ 那是我的乡村!那是你的家乡!/ 那里没有“我”和悲伤。(哈努什·哈什布尔克,《我的乡村》,14岁)

       我们都在等待那一刻 / 重新回家的一刻。/ 现在我知道家是那么可爱 / 我常常想起家来。(未名,《想家》,年龄未知)

       当我最终醒来,带着一颗沉重的心,/ 我饥肠辘辘,我哭了 / 想到我现在必须放弃所有的希望。/ 我希望自己睡着,睡着,只是睡着。(兹德涅克·奥尔内斯特,《只是一点温情》,年龄未知)

       我丝毫不想掩饰自己在看到这些诗句的第一眼时内心的震惊和隐痛,这些直呈本心、坦诚率性,弥漫着“赤子未散之朴”(明·袁中道《寄君御》)的诗句,不涉及任何宗教的冥想、道德的自慰和修辞的巧饰伪装,不涉及世俗经验中或反抗、或忍耐的二元对立,也没有故作深沉作形而上的深思,而是诉诸感觉,以天真无邪、质朴纯洁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童心说》)面对被囚禁的具体现实(甚至不涉及将临的死亡和肉体的苦痛),努力填满虚空,拒斥下坠的重力,却又毫不掩瞒自己的困惑、无知、无能和不切实际、消极无望的空想,简朴稚拙,宛若清水碧玉,一眼见底,澄澈通明。这是一种如其所是地感受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的幼稚,达到了单纯的极致。

       布莱希特有一句称颂共产主义的诗:“单纯的,做起来却不容易。”奥地利学者恩斯特·费舍尔解释说,在“错综复杂”的20世纪“发现单纯”,“不仅需要成熟的才能,而且需要理智、知识和十分丰富的辩证法”(《布莱希特研究》,页429)。在同一文章中,恩斯特·费舍尔以“单纯”来指称布莱希特诗歌的特征,并指出它并非是“粗犷的、天然的”,而是一种与纷乱、暧昧、夸张、歇斯底里等一切非理性症候相对立的理性的明白、清晰、准确和语言的凝练、锐利、坚实。显然,这种单纯,并不是圆融纯净的道德主体那先验本性的自在呈现,不是一种心性的浑然天成的流露,而主要是对一种美学的、语言风格的有意识追求,是变繁为简、化约世界、直切事物本质的思维和文本的结局,是一种“成年人”的单纯和其企图恢复和回归原初本真的努力。因此,它才需要“发现”,需要去除认识的遮蔽和迷障,需要具备复杂的心智、超拔的才具。这种单纯,也许应该引用中国古典文论的术语,称之为“自然”,称之为“真醇”,元好问论陶渊明绝句有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即是。博尔赫斯的话“不是在其中空无一物的简洁,而是一种谦逊而隐蔽的繁复”(《另一个,同一个》1969年版序)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用苏轼的话来说,则是“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侄书》),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论韩柳诗)。单纯与它的区别,一在本无机心,一在“纯白忘机”(袁中道《寄君御》);一在天然,一在人力;一在清,一在真。恰如论者所言:“‘童心’偏于初诞的纯粹性,‘真性’偏于原始的本真性,‘精神’(唐顺之语)偏于洗砺后的一种出机”(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页133)。“童心”发为单纯,而“真性”、“精神”则力图“自然”,“自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诗词的“当下美”》,见《周策纵自选集》,页251)。

       孩子们保有的这份非成年人的单纯,一方面暗示出他们无力如成年人那样从心智、知识体系和信仰上来理解、抵挡黑暗,当然也无法与黑暗正面对峙,因为“一切反抗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种价值观念为依据”(加缪《反抗者》,河北教育版《全集》3卷,页158)。没有对峙和反抗,因而也就避免了意识形态的异化。反抗,必然体现为同样的暴力行动,以毒攻毒,并且,容易陷入仇恨的泥淖。而“未能从谎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来”,“也许正是希特勒主义最后的、最持久的胜利”(加缪《保护智慧》,《全集》4卷,页63)。卡夫卡曾经说过:“邪恶最有效的诱惑之一就是引起斗争。它就像和女人做斗争一样,结果是和女人上了床。”与某种权力结构作斗争,结果却深陷其中,扭曲善的本性,成为权力结构的推波助澜者。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嘴含蓄表达了这种深沉的忧虑和失望:“和龙斗争的人,自己也变成了龙。”所以,对孩子而言,保持天性,而不是促成反抗,根植仇恨,也许更应该是前往健康未来的有效路径。这也是特莱津的那些教育家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恰如孩子本身所是的这种单纯,保持着入世之初的伦理本能和对环境的强烈的生理呼应:想家,思念父母;痛苦于饥饿,厌恶肮脏,“将集中营里的现实完全看作是自然的,每一天和别的一天没有什么两样”,“孩子似的观察着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完全理解,但也没有觉得那是反常和丑恶的”(凯尔泰斯·伊姆莱授奖词中对其《命运无常》的描述),孩子们并不试图拆解暴力,而是承认事实,并抱以简单之极的摆脱的希望。在《生病》中,一个发烧的孩子幻想妈妈来到床边,给他讲故事,他因此而退烧。在《特莱津的痛苦,在我身上击出火花》中,那个生病的孩子由狭窄、污秽的囚笼来到了有护士护理的明亮的房间,感受到了温暖,因而“愿意留在这里”“等着医生每日的访问”,并且坚信“很久很久以后,我又会重新好起来”。这种将史无前例的极权和暴力平常化的思维,固然有身处其中、与世隔绝的视野的贫瘠,心智和理解力,历史传统,回避恶、漠视恶的心理等诸多原因,但我更愿意理解成:这更能表明这些孩子平衡住了堕落的重力,并未如极权和暴力所愿而丧失天性,没有丧失对幸福的敏感、理解和其可能性的幻想。凯尔泰斯·伊姆莱后来对《命运无常》中克维什集中营的幸福感解释说,即使在“不可承受的悲剧”中,“也总是深藏着自由的时刻,这种时刻作为一种盈余、一种丰富进入我们的生活,从而使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生存的现实以及我们对生存所应承担的责任”。在一次访谈中,他又引用加缪的话——快乐“是一种处境的充满了感情的完成”、“幸福是我们的一种义务”——来强调在一个失却自由和命运的荒谬境遇里,我们对幸福和生活理解的重要性(参看杨宏芹《一步一步》,《世界文学》2003年2期)。孩子们的这种单纯并不涉及乐观或者悲观,也不同于帅克的那种通过反讽、戏谑消解极权和专制的做法,而是一种加缪所说的、与反抗相对的 “单纯的拒绝”,仅仅是活着或更好地活着的现实。卡尔维诺在其诺顿讲座第一讲中,引用柏修斯“依凭万物中最轻者”——风和云(即飞翔),映入青铜盾牌中的美杜萨形象——而避开美杜萨令一切化为石头的目光,斩断其首级的故事后,总结说:“柏修斯的力量一向在于他能做到不去直接观看,而不是在于他拒否他命定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孩子们的单纯也是一种轻逸的、不去直接反抗的方式,一种非暴力斗争的形式,其中所包含的人性之善和可能性的幸福与邪恶和暴力并不是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的,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存的正当性。“直接地同恶相对立的东西永不是高层次的善,往往并不比恶更高些”,“以对恶下定义的那种方式而被界定的善应当被否定”(薇依)。即使劫难让这些孩子在其他诗歌中变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成熟和沉重,但凭借这种单纯,我们仍然看到了幸存者快乐生活的希望。

       另一方面,孩子们既缺乏健壮的肉体和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缺乏获得自我安慰的必要的精神工具,因而在极权和暴力面前,显得极度的柔弱、卑微。他们只能等待、入睡、顺从、想家,以求赢得脆弱单薄的未来,这种愿望让人心碎。这并不是有教义的许诺支撑的“以殉难者的忍耐接受一切”(凯尔泰斯·伊姆莱《命运无常》,页19),而体现为纯粹暴力和极权的全面、细致、彻底的压迫和一种绝对的渺小,而暴力和极权也因此越发显得强大,无法突围。这种邪恶的极度的“大”与善的极致的“小”的对比,这种与邪恶相比不堪一击的善的脆弱性不仅是犹太人命运的绝佳隐喻,也是任一时代、社会、体制或恶的庞然大物面前持有宿命论的我们脆弱命运的一个标本。所以,这些诗句远不是充分而自足的,阅读它们永远不能脱离开产生它们的环境,孩子们的伦理之善的本性,必须放在邪恶的磁场中,才更能转化成我们咝咝作响的感情电流,唤起我们对暴力的强烈憎恶和深藏于心的复杂的自怜。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在叙述了众多孩童所遭受的残酷虐待后说,天国的最高的“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人民文学1981年版上卷,页366)。这种对基督教义的“叛逆”、对神性价值的颠覆,体现了对脆弱生命的敏感和巨大的人道主义激情。激烈的反犹太人主义者薇依完全赞同这种感情——虽然她面对犹太孩童时是否会区别对待是个疑问——却又设定了“超自然的爱”的前提(《重负与神恩》,页74),回到了伊凡所批判的起点。理念和信仰的偏见扭曲多少伟大的心灵!早在1838年4月,埃里克·沃格林在《政治宗教》一书中就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团体内的人类生活“浸淫着宗教搬的神圣感”(《黑暗时期三女哲》,页139),种族灭绝的疯狂行为与这种疯狂的信仰所异化的人性、对生命的严重漠视有着必然关联。要与之进行斗争,固然需要沃格林所说的“在宗教感情生根”,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伊凡的那种对生命本身尊重、怜悯的人类道德和情感上来。特莱津孩子的单纯能够激起我们与伊凡同样的感受,这也许就是凯尔泰斯·伊姆莱所说的“在纯净的措辞中,总是隐藏着些许的慰藉”(《另一个人》,页65)的意思,也许就是这些孩子的单纯所蕴涵着的更深层次的价值。
      
       (《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林达编著,北京三联200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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