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储存尊严
惟有我们始终与死亡直面相觑的姿态，使我不得不沉浸于艺术创作之中。
——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
艾法莲·欧什瑞拉比被关押在立陶宛科夫诺集中营时，犹太人带着疑问来找他，希望他给予解释。拉比把问题和回答写在从水泥袋上偷偷撕下的纸上，然后藏在一个坛子里。这些文稿穿越了暴政和极权的浓雾，保存到了战后，被公诸于世。犹太人的问题具体而现实：把经卷撕成碎片以便进行祈祷；用洗礼证书自救；为殉难者祝福；文稿中甚至有一个小标题是：集中营内的避孕工具。英国学者诺曼·所罗门评价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犹太律法在犹太集中营曾给予那些活着或已经死去的犹太人多么神圣的意义”，当然我们更能体会犹太人在暴行和崩溃边缘的挣扎、痛苦和对生存合法性的艰难救赎。同为犹太人的卡夫卡在《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中说过：“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续不断地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表达方式之一便是相信一个自己的上帝。”集中营中的犹太人所信仰的那个具体而微的上帝，便是这“不可摧毁”的东西。只是它并不含有卡夫卡话中的那种异端色彩，而带有集体性，且无往而不在、无所不能。
早在1933年5月10日，在希特勒攫取全部权力一个半月之后，戈培尔就公开宣布了焚书的命令。对此，雷蒙·阿隆评论说：“焚书的火焰象征愚昧掌握了权力。”书籍和写作成了罪行。艾法莲拉比以鼻尖顶着刺刀、充满危险的思考和记录，显示出了拒绝野蛮，超越暴行的勇气和信仰、智慧的尊严。“作为人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是任何暴行都不能禁锢的”，他的这句话，以及行动可以用作特莱津的参照系。特莱津孩子们的“周刊”《先锋》以抄写、粘贴的方式“出版”、延续了近20个月。这种沉默的“对峙”，使我们“有了储存尊严的事物”，“得以保持与人类最起码的联系”，而不会让“斗争丧失它的力量”（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页54-55）。
在林达编著的这本书中收录的26首写于特莱津的诗歌中，有一首涉及到了犹太人的种族身份和认同意识，表现出了一种口号式的简单自豪：我为我的人民骄傲 / 他们是多么自尊（《我是一个犹太人》，弗兰塔?巴斯，13岁），而事实上我们知道，黄色六角星和“J”的标志曾经让这些孩子经受歧视、耻辱和暴力，身陷囹圄；有一首涉及到了朦胧模糊的犹太复国主义：“渴望见到棕榈树和橄榄树 / 站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暮色》，作者未留下姓名），一种植根于圣经的返回以色列故土的悠久而强烈的愿望；还有一首涉及到了类似于圣经中信徒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比如约伯——对上帝的呼喊：“不，不，我的上帝，我要活着！/ 别看着我们的编号被熔化掉。（《恐惧》，爱娃?波兹科娃，12岁）我想，这种呼喊属于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对全能者的祷告和对生命的渴望；另有一首涉及到了上帝：还有多少个夜晚 / 我们要住在这里？/ 我不知道，/ 只有上帝有数。（无题，爱娃?舒佐娃，12岁）在这里，在虔诚的卑微和绝望的外表下，无意识地隐含着一种对上帝的隐隐约约的反讽。
孩子们表现出的这些宗教意识形态和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模糊想象，无疑来源于家庭和传统的浸浴，尤其来源于他们在特莱津所接受的那些艺术家、教育家——如音乐家汉斯·克拉萨、作家卡瑞尔·珀拉克、画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的关于信仰、知识、良知、艺术的强化教育，正如犹太史学家米切尔·梅亚所说，犹太“个体的认同基于他们未成年时所接受的认知价值，而这些认知是通过成年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而形成的”。而这种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又来源于对朋霍费尔所说的“成功”的渴求和责任的担当：“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的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事实上，教义真正内化为个体的心灵诉求和真诚坚定的信仰，需要个体生命体验的发现、体认，并且，还原，“内在真理必须变成真正的生活”(马丁·布伯《论犹太教》，页182)，在生活中确认和践履。所以，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作品《命运无常》中，在奥斯维辛和布亨瓦尔德的集中营里受到爱的庇护的久尔吉·克维什觉得生命中“最具代表性的时光”，是“在集中营中度过的可爱时光”，“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我要跟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策兰终生无法摆脱母亲被纳粹枪杀的悲惨梦魇（脖颈被洞穿）的压迫。信仰与生活是同步的、融合的。相对于科夫诺集中营中信仰的全面而具体的饥渴，特莱津孩子的愿望和想法——我们不得不刻薄地说出——显得宏大而粗糙，干枯且教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这与他们稚嫩的理解、教育的短暂、朝生暮死的严酷处境有着紧密关联，与曾经有一万五千名孩子暂居于特莱津、最终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的惨淡历史相关联。
而另一方面，这些年幼的孩子们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肉体的、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的灾难感，那种“活下去”的强烈欲望和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超人的清醒、冷静（“我知道许多人必须如此生活”，《先锋》），那种对爱的强大信仰，对自由的超越性的追求，对明净简洁之美及生命的敏感、细腻的知觉和凝视、回忆、想象的能力却如此鲜活、极具天赋，令人难以忘怀：
在紫色的、日落余晖的傍晚 / 在一片开着大朵栗子花的树林下 / 门槛上落满花粉 / 昨天、今天、天天都这样。// 树上的花在散发着美 / 又是那么可爱，树干苍老 / 我都有些害怕去抬头偷窥 / 它们绿色和金色的冠冕 // 太阳制作了一顶金色的面纱 / 如此可爱，让我的身体战栗起来。/ 在上苍，蓝色的天空发出尖利的声音 / 也许我微笑得不是时候。/ 我想飞翔，可是能去哪儿，又能飞多高？/ 假如我也挂在枝头，既然树能开花 / 为什么我就不能？我不想就这样凋谢！（《一个日落余晖的傍晚》）
那一只，就是上次那一只，/ 那么丰富、明亮、耀眼的黄色，/ 或许，那是太阳金色的泪水 / 滴在白色的石头上……// 那样、那样的一种金黄 / 轻盈得翩然直上。/ 它离去了，我相信，这是因为 / 它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 我在这里住了七个星期，/ 被囚禁在这个集中营。/ 可我已经发现，这里有我喜爱的东西。/ 蒲公英在招呼着我 / 还有院子里开着白花的栗树枝条。/ 只是，我再也没见到另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最后的一只。/ 蝴蝶不住在这里，/ 不住在集中营。（《蝴蝶》）
“蓝色的天空发出尖利的声音”（防空警报声）和集中营没有能够阻止主体的自由和审美的沉浸，这是对恶和暴力的短暂遗忘、悬置和延迟。由此，我想起了朋霍费尔在被囚禁时对院子中鸫鸟的鸣叫声，对花、栗树、酸橙的体味和沉醉，他在每天半小时的散步中感知到了这些生命的美好，“人们该为这些小事而感谢，因为那也是一种收获”（《狱中书简》，页19）。但同时，美是在恶和暴力的缝隙中存在的，不具备延续自身的力量，像肉体一样脆弱：傍晚、栗子花的凋谢和消逝的最后一只蝴蝶；并且以自身的脆弱提醒着肉体那毁灭性的未来：“假如我也挂在枝头”、“蝴蝶不住在这里”，短暂的美并不是主宰悲剧、扭转结局的英雄。
我不知道他在唱着什么，/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一只黑色的鸟儿在枝头歌唱 / 在夜晚之后，向黎明问候。/ 于是我知道，活着是多么美好。（《小鸟的歌唱》）
“黑色的鸟儿”显然是象喻，与顾城的“黑色的眼睛”境殊意同，是对现实的想象，因为上文有言：“他待在他的窝里，从不出去”，同时也是对现实的克服，这鸟儿是拘禁中的尽情而无羁的驰骋，是黑暗的暗淡的反光，是沉默中的歌吟，污秽中的洁净的希望。
“无能为力也能以一种尊严的方式变形”（凯尔泰斯《另一个人》，页6），我想起了朋霍费尔所说的“品质”：“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他说：“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相互补足。”朋霍费尔赋予品质以拯救人间价值、恢复社会秩序的重任，“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狱中书简》，页12—13）。这些孩子，他们没有被暴力收编，没有被邪恶和仇恨同化，而变成“通过肉体折磨被降低到无知觉的像植物一样存在的活死人”（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页64），他们渴望知识和智慧，渴望创造（哈努什·哈什布尔克，《画》），渴望生命的自在无碍和纯净的美，在似乎是对死亡和毁灭的消极等待中体现了尊严和对暴力、极权的黑暗现实的漠视和超越，而这种尊严是属于人本身的生命价值，与犹太教中人源于上帝的神性因而具备尊严和希望的信仰并无明确的关联（参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页133以下）。正是这些从肉体毁灭的残酷反题中生长出来的美妙期许和自我许诺——而不是那些简单的教言——促使我们对人性的未来寄予厚望。正是从这一角度，我用我用来题词的凯尔泰斯·伊姆莱的那句话来强调这些诗歌诞生的肉体损灭的前提和“从恶中引出善”（朋霍费尔）的纯粹的积极，来称颂这些年幼却自由的心灵和他们面对风驰电掣的死亡的伟大屈从。“要有勇气保持言说同一事物，直到它不可再次消失（卡内蒂，1976年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