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肉体的，以及精神的现实
我是那老想起死亡的生灵。
——英格博格·巴赫曼《在墙后》
保罗·策兰诗歌的英译者米歇尔·汉伯格曾说，在策兰的诗歌中，“死亡是所有环绕着的现实，而非刻意描绘使然”（转引自王家新《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关于此，批评家王晓渔曾经引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伊斯墨涅的话，提出“回忆等于第二次受难”（《“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在策兰的回忆之难中，心灵和意志是其精神凌迟的形而上的发动者和策源地，也是其悖论意义上的接受者，带有存在的荒谬感的自作自受。当然，所有的受难最终的承担者和解脱者必然是肉体，基督的教义垂泽后世，但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毕竟还是耶稣的肉体。所以，策兰最终选择了通过主动毁灭肉体来一劳永逸地取消灾难。
我无意对两种受难——暴力导致的肉体的疼痛感和回忆的灾难引发的精神地震——的杀伤程度进行生物学意义上的精确比较，当然两者也并不截然可分。通常从宗教或道德的意义上，一般人更看重精神受难。比如我所敬仰的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中就这样说：“遭受肉体死亡之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但圣徒的这段话至少忽略了肉体受难作为一个事件的延续性（中文译本中“遭受”和“忍受”的区分明确显示了这一点）；同时，也正是这位这位基督徒，这位神学家，在狱中曾经在同时被监禁的人面前坦承自己很害怕刑讯，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页180）。要知道，自杀是基督教义明令禁止的罪孽。所以，在不否定精神受难的前提下，作为现实，肉体的受难并不是一道任何人都可以忽视的门槛。特莱津的孩子们更不能例外。
20世纪最为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雷蒙·威廉斯在分析布莱希特的剧本《伽利略》时说，“伽利略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所以他具有“自由”，“能够预见后果，并对此进行周密安排”，“他的存在意味着理性和解放”（《现代悲剧》，页206-207）。对策兰，也可作如是观。策兰的自杀，其实是一种理性对肉体的反抗和解脱。因此，相对于享受肉体和充分的理性自由的策兰而言，特莱津中幼小的孩子们更缺乏应对肉体受难的能力（信仰、理性、医学知识、自我保护意识等），因而更能见证我们肉体的脆弱本性和易损的真相。罗伯特·潘·沃伦在回忆录中曾说：“肉体的感受是诗歌的意义。”他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肉体可以理解的声音”和形象的诗歌对受众肉体的影响。我愿意从沃伦观点的侧面出发，首先从书写者的肉体出发，去理解写于特莱津的这些诗歌。
在集中营中，逼仄、污秽、匮乏、饥饿、疾病，“被白昼照亮的伤口”，寻找绷带……肉体的重要性很少能像这些孩子所感受到的这样显得如此强烈而全面；暴力、恐惧和死亡的阴影，让每一寸肉体都变得像神经一样精密、灵敏：
屋子更挤了，
气味的身子挨着身子，
有着亮光的阁楼在尖叫着，经久不息。（《闭封之镇》）
我对这一场景印象极其深刻。空间的收缩与时间的绵延，肉体的充盈、沉重和声音的虚空、轻飘构成了如此精准而恰如其分的对比。黑夜与空间的痛苦相联系，而黑夜中的亮光则与惩罚时惨叫的回音、与延续的时间相联系。空间被时间统一了，似乎也获得了时间在现实和想象中所显示的那漫长而令人绝望的本性。
沿着街道，光亮在走来，而人的队列
像一条黑色的缎带，抹上了朦胧的金色。（无题）
光在走来，而人在离去，带着黑暗的礼物回归黑暗的死亡，光芒和黑暗在集中营中注目远望的孩子的视野尽头相汇合，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未像这个孩子的诗歌中所表现的这样，如此密切，真正如影随形，同时又如此含混，充满变数和偶然性，就像集中营中肉体与死亡的联系。
忍受折磨的圣洁，和我没有关系（《特莱津的痛苦，在我身上击出火花》）
集中营中肉体的疼痛感是孤单的，是丧失叙述欲望和倾听对象的，因为叙事和倾听的前提是独特，是与众不同（当然还有语言因素、持续的劳役、迁移等原因）。这句诗中就包含有这样深沉的孤独，一种己身并非圣徒的清醒、绝望，一种自我贬低的卑下的脆弱，不具有精神的救赎和自慰。但细咀其意，又似乎含有圣洁需要肉体的折磨，而非圣洁者则非折磨的意思。正如诗歌的标题所言，具体而茂密的疼痛已经完成了培养肉体、将肉体硬化为金属的淬化，柔软的皮肤和肌肉变成了钢铁，以致于在痛苦的“击”打下，闪烁出微暗的火花。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孩子，并不是一个奥特曼，他只是一个因生病而离开黑暗的囚笼，感动于“明亮的房间”和护士的爱而倍感暴力逼人、肉体脆弱的孩子。我宁愿他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或有信仰支撑，或者干脆是一个偷生的合作者。
这正是易损肉体的现实，但决不止于下半身。我们常常会忘记，上半身也是肉体，而不纯粹是灵魂、意志、精神和思维。在集中营，甚至黑暗、暴力、苦涩，关于这一切的“思想”也物化为肉体食粮的一种：
我饥渴。我对知识饥渴……
现在，我和我的思想单独在一起
我们吞咽下的，比需要的更多，就像
在上瘾。 （《先锋》）
14岁的哈努什?哈申布尔克渴望“像一个男人在这场战斗中挣扎”，他渴望信仰、知识和对时代的自我认知，渴望“思想”的浸浴，但这首先来源于肉体虚空的现实和隐喻，肉体孤独地消化“思想”，企图被思想的氢气充满，甚至是病态的满盈。但“思想”（包括语言）从来就未曾能够阻止肉体的被摧残和生命粒子的消散，正如奥登晚年所沉痛认识到的那样：“我所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布罗茨基谈话录》，页92）。肉体和精神在两条互不相同的轨道上交合融汇，而暴力和极权就是经常抽掉轨道枕木、拆掉钢轨螺丝的黑手。
在这集中营里，就连黑暗
也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眼睛，你昼夜
都无处逃遁。 （《集中营的夜晚》）
“惟有在睡眠中我们才能挡住时间并在我们生命的旷野中将它释放”（尼·斯特内斯库《梦似生活》），“因为每一个作梦的人都有自己个人的世界，而所有醒着的人则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亚里斯多德）。但“在这集中营里”，黑夜不再是隔绝、私密的，不再是睡眠、停顿和短暂遗忘的同义语，而生命并无旷野，禁令和监控使逼仄的空间像罐子一样牢牢地套在肉体之上，肉体蜷曲、收缩、变形，而黑暗中潜伏的不确定感的恶魔令精神痉挛和窒息。麻木和顺从的重力，一次次令人重返“瞪着他”的白昼那封闭的屠宰场（“简洁的白天”，《特莱津的痛苦，在我身上击出火花》），黑夜被白昼化，时间被单一化，黑夜与白昼颠倒、重叠，而丧失了线性循环和可以标识的感官特征，“连续不断实际上意味着乌有”（尼·斯特内斯库《梦似生活》），“而所有的人希望能够入睡，沉默，/ 然后再一次入睡”。在集中营，死水不惊的时间就像一个虚无的针管，源源不断地将肉体的浆液抽空，将意志、勇气和力量抽空，“在这哀恸和羞辱凝合的此处，/ 需要一个盲人的标记” （《特莱津》）。这几句诗在“黑夜即死亡”的古老隐喻中，在光和暗（黑暗—眼睛）的奇妙联系中，揭示出了肉体和困于肉体的精神共同面对的严酷现实和一种深深的绝望。
“与肉体的疼痛对话是不可能的”，齐奥朗在《失望的魔术》中说过这样一句箴言，这个“将忧伤禀赋一直推到邪恶的境地”的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如此合乎人性地说出了理性与自我的无能为力，就像舍斯托夫曾说过的那样，理性对牙痛毫无用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呈现。而对特莱津的孩子们而言，疼痛还是时代和种族的现实，是“瞬息间是黑暗”（夸西莫多）：疼痛之后就是死亡，就是肉体的解体和精神的分崩离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