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派们跟随杜尚，推崇杜尚，那是不错的，因为杜尚的确高超，揭示的境界的确美丽。但是他相对于整个西方文化来说，走得太远了。他揭示的那种无分别、境界其实是很难达到的。杜尚是一个对艺术对人生真的看开了、放下了的人。他是把这个眼光真正贯彻到他的人生中去的人。他一辈子活得无滞无碍，如行云流水，视富贵功名如粪土。他知道，只要对生命活动里的任何一件事放不下，就一定要起分别心，只要起一点分别，人的生命状态还是被割裂的，有割裂，生命就不能完整，不能自在，也就不能自由。这一系列的连带关系中必须滴水不漏，有漏，你就绝对到不了他那个真自由的层次。可是实际情形是，现在追随杜尚的艺术家们，有几个是真看开的？虽然他们也学着杜尚来质疑艺术，刻意让艺术等同生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艺术还是艺术，他们根本放不下艺术。因此，现在西方所谓前卫艺术家做的事，只不过是在杜尚破坏艺术的方式里创造艺术，在杜尚质疑艺术的方式里丰富艺术，和杜尚彻底地反艺术是两码事。虽然这些人手里出来的作品件件都打着反艺术的旗号，但他们抢着进博物馆的心情比谁都来得迫切。他们需要博物馆，需要画商，需要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而他们离不开的这一套艺术运作系统，正是一毫不爽深深植根于艺术和生活必须有所区别的立场上。
于是，情形就变的相当滑稽了。他们一边在尽可能地取消自己作品的视觉和审美成份，一边又把这些“非看品”送到那专门供人看、供人欣赏的场所——画廊，博物馆去，结果，它们成了非常难看的“被看品”。这些难看的被看品，地位还被捧得很高，因为它们已经被当代艺术系统接受了，他们会去造舆论，恫吓人。你敢说不好吗？那是你差劲，你庸俗。而艺术家们自己也因此自视甚高，以为自己就和杜尚一样了，哲学水平的！仿佛他们也能把问题想得特深沉，也能来用艺术“触及灵魂”，也能把人的思想方式整个地换个个儿。结果呢，小鸡吃绿豆——强努。他们充其量只是成了一些——用徐冰的话说——什么也说不清楚的哲学家。结果，这起人，既不是过硬的艺术家，又不是够格的哲学家，因此他们便“处在‘两不是’的窘境中。这种‘两不是’对这些自言自语的无聊者又是一种掩护，使这类艺术家有理由成为胡言乱言或装疯卖傻的人。或者是反复告诉人们一个已知的道理，或者是一般老百姓心里明白只是不愿意或羞于言说的，如丑陋部份，隐私或性的问题等，宁愿对社会及道德不负责任。”于是，妙极了，整个这个局面成了标标准准“皇帝的新衣”现代版，观众被愚弄着，但谁都不敢说，谁肯担当不懂艺术的罪名那！
因此徐冰骂它，不是徐冰此人不义气，而是徐冰的清醒。这个局面让徐冰烦透了。烦到什么程度呢？徐冰告诉我，这两年他已经很少有兴趣去苏荷转画廊了，因为他看不到有意思的东西，光觉得无聊。我想，这还不是他觉得无聊的问题，如果杜尚活到今天，他也一样要“无聊”。早在六十年代后期，还正是“艺术等于生活”派风起云涌、似乎一片生机之时，杜尚已经说了：“在现在新一代的艺术家身上，我没看见什么新的东西。”这句话至今仍然有效。换句话说，在杜尚之后，西方先锋派至今没拿出什么新东西来。西方主流艺术家们在做的事，纽约的现代艺术馆，温蒂艺术馆这种主要舞台上推出的东西，都是在重复杜尚。他们无论怎样自以为得计，还是被杜尚这只如来巨掌罩得死死的。这些重复杜尚的人——不知道他们自己觉出来没有——人类要命的痼疾——崇拜权威——老病复发，这个“老病”在现代的症候就更不成话了，他们居然能从杜尚的反权威出发，然后把杜尚和自己树立成新的权威，把质疑艺术，糟蹋艺术作为衡量当代艺术的新标准。杜尚如果活到今天，看到这个局面，可能要重新拿起画笔，来反一反这种新派的“不可救药”也未可知。
其实，杜尚醉翁之意并不在酒。知道吗，杜尚生前的居处，墙上挂着的都是他毕生要去推翻的“视觉性绘画”。懂得了杜尚就能知道，一个艺术家的解脱和超越与你画画还是不画画其实没有直接关系，重要的是你要获得一种心态，一种活着的方式：那种了无牵挂，了无分别的状态，那种永远不因袭的独立精神。因此，现在反倒是那批不理杜尚的人，不非要来质疑艺术，不非要来玩深沉不可的人，倒是好的。无论他们画什么，怎么画，都透出一种肯面对自己的诚实——我这辈子就爱画画儿，我还是得画。管他妈的杜尚不杜尚的。所以，反而是这批人造就了当代艺术的繁荣，形成一种普遍自由的气氛——想画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买权威的账。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后现代时期艺术的繁荣不是靠英雄领袖做成的，是靠了许多无名的艺术家形成的一种气候，一种生态。而那一批放不下杜尚的人，那种对艺术有使命感的人，想推动历史的人，反而是当代艺术世界里表现最不好的人，因为他们有意——而杜尚精神的真髓是叫人无意；他们有权威感——而杜尚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诲就是反权威。他们放不下杜尚，却因此成为在精神实质上最违背杜尚的一群人。所以古根海姆，温蒂，现代艺术馆这样大名头的博物馆简直无需看，他们举办的展览，他们貌似深刻、一本正经的对艺术的质疑，其实是一种要命的、不可救药地对权威的屈从，那里走的是一步死棋。倒是值得到纽约街头走走，看看小的画廊，看看纽约本身，这里才是奇花异草，大有可观。杜尚带给西方艺术的真好处在这里。
这就是西方当代艺术的两个层面，既让人爱，又招人恨的两个不同层面。弄清了这个局面，陈丹青和徐冰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不同说法就不矛盾了。我在东村的咖啡店里和徐冰分手前问他：当你看到了西方艺术这种局面以后，你可不可以放下，不再动手去做呢？他明确地告诉我，这不可能，一个做艺术家的，总得不断地探索下去，他总要做出点什么来吧。我听了，便无言。他的这个态度，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整个西方当代艺术家“族群”的。而且，作为旁观者，可以“说得轻巧”，如果事情轮到我的头上，我肯放下吗？答案马上就给得出：我也放不下的。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在这里——我不是杜尚。
我看着头发长长的徐冰消失在东村街头的人群里，想：他真的太累了。他现在做的事，是在帮西方艺术撑场子，因为他所属的那个异质文化元素正可以被他们拿来放进一个他们玩久了的游戏里，稍稍可以刺激一下他们的神经，但时间一久，他这个新异数也会有变旧了的一天。徐冰实在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他已经提前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危机了。所以他问：“这么干下去是否值得？”结果，反而陈丹青是从容的，徐冰却无法从容，陈丹青是悠闲的，徐冰却累坏了。陈丹青可以在早上花十来分钟把一件中装的一大排盘扣扣全了出门，而徐冰呢，他见我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套头衫，领口只两粒扣子，那仅有的两粒扣子他都没扣，一直就那么松着。
回到加州之后，这两个艺术家总让我想着。一方面是，这两个旅美的中国艺术家身上能如此清晰地折射西方当代艺术的含义和整个文化的局面，是让我没有想到的事。另一方面是，这两个不同路数、不同境遇的艺术家竟让我嚼出了一点意味深长的滋味：所谓的成功或者不成功，有名或者没有名，被看重或者不被看重，对一个生命究竟有多少意义呢？
再有，我们虽然看出了西方当代前卫艺术中的“病症”，但作为中国人，如果现在来窃喜他们的困境，却是非常自欺的，而且是一种断章取义。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整个历史，便能看出：西方目前的困境不是他们的失败，却是他们的勇敢——是他们敢于接受杜尚的后果。杜尚这样一个大“破坏份子”，哪种文化敢接受？我们中国敢吗？可西方人敢。西方因接受杜尚而承受艺术的离乱变迁，是真正有魄力的表现。他们接受了杜尚，等于接受了一种敢于对自己文化质疑否定的立场。其情形正象陈丹青对我们描述的：“西方的千般不好，我也常年看在眼里。但西方一天到晚让人同它过不去，包括外国来的人，还出了经费，请你到美术馆去闹。”这是什么气度？我们虽然必须对他们的“困境”有所了解，却也不能一味抓住他们的“困境”强调渲染，这样只会导致我们忽略他们真正获益的部份，那个大“生态”的部份。在这个大局面里，艺术获得的自由比任何时候都多。在这样的生态里，美国当代文化变成了一种什么都能容忍，什么都允许存在的局面。试想，人若得其态，社会若得其境，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１／９／９８加州千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