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种子的《今天》
《生活》：《今天》被查封对你本人精神上影响大吗？
北岛：你想想，亲手办的杂志，共同的历史，特殊年代的友情，赴汤蹈火的团队精神，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生活》：这两年中间你觉得《今天》是越来越成熟了吗？包括你们的写作。
北岛：办刊物就像建军队，起初是散兵游勇，收编后成了游击队，最后才扩大成正规部队。现在回头看，《今天》创刊号很单薄，东拼西凑。
随着更多作者的卷入，开始有整体规划设想，比如诗歌专号、小说专号，开辟评论栏目，建立评论队伍。不光谈文学，也谈艺术，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生活》：整个1980年代你就作为一个诗人身份？
北岛：1980年代我的生活一直不稳定，一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我有一年多不能发表作品，只能改行搞翻译，化名写随笔传记，挣点儿稿费，贴补家用。
《生活》：你做的是纯文学，可为什么每次都被当成批判的对象？
北岛：这也是命中注定的。比如1983年，我的短诗《彗星》被进行政治性解读，上纲上线，再次被停职反省。那是一首爱情诗，可当时有嘴难辩。那场运动由艾青首先发难，矛头对准我。当年他还没平反来北京治眼病，我们来往挺多的。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心理症结。
《生活》：其实是一个文坛上的权力关系。
北岛：1983年，他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采访者是《经济日报》的副主编和一个编辑（那编辑恰好是朋友的朋友）。副主编一出艾青家门，就叮嘱那个编辑说，关于批判北岛的言论要全部删掉。在她看来，在这样的时候公报私仇是不合适的。这让我又逃过一劫。
《生活》：那你当时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
北岛：自《今天》停刊后，我一度很消沉，一边读书一边反思中国历史，也反思我自己，试图厘清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以及生命与自由的局限等问题。这一时期，我的诗风随之变化，与包括《回答》在内的早期诗歌拉开了距离。
《生活》：1990年开始在海外办《今天》，会不会回到原来那个问题，会不会变成一个地下读物，或者圈子读物？
北岛：历史语境不同，困境也不同。《今天》在海外，与世界和中国的风云变幻平行交错，让我们这些编者时时感到困惑。到了本世纪初，我们终于更加明确了我们的定位。正是金钱与权力的全球化进军，反而突显了《今天》的意义。尽管我们势单力薄，发行量小读者范围有限，但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还有另一种全球化存在的可能，那是关于语言与精神的种子幸存下来，并扎根开花成长的故事。
诗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能量
《生活》：你曾经提过 ，中国作家没有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
北岛：这确实是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小说家。通常来说，中国小说家多半只是作家，不是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他们对小说这门手艺以外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写作是一门手艺，可仅仅作为一种手艺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视野、人文关怀与良知。在西方、拉美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情况正好相反，几乎每个作家都是知识分子。这或许是中国整个文化的误区，背后潜伏着危险，
《生活》：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触，文学尤其是小说，应该是有一个境界的，小说家本人应该有关怀，但是中国作家可能缺少这个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北岛：大概是中国的国情吧，不少小说家是在体制内的，与体制有着或肉体上或精神上的瓜葛。这么说，并不意味专业作家就一定在体制内。比如韩少功，身为海南省文联主席，却游离在体制外，他是一个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关注社会问题并敢于发言的作家。
《生活》：我特别喜欢你的语言，很纯净。我想起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她在1940年代去了美国，结果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不去了，就一直生活在美国。有评论就说，正因为远离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她没有受当代法语的影响，能保证某种纯粹性，你觉得你的语言会不会也有这种因素？因为这十多年来当代汉语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北岛：两个原因，你说的是一个。长期在海外，与母语的关系反倒更近了，因为对于作家而言，母语成了他惟一的现实。另一个原因是，与日常语言不同，诗歌是语言的密码，它的变化是潜质的深层的，引导语言的总体走向。
《生活》：你觉得当代诗歌的现状如何？有一个诗人把当代比作魏晋南北朝时期，他觉得即将会有大诗人出现，像唐代一样，你觉得呢？
北岛：这也未免太乐观了吧。依我看，衡量诗歌的时间刻度，可能要以世纪为单位。中国新诗九十年，从五四到现在，只不过有那么几次小小的高潮而已，到现在很难说出了什么大诗人。再看世界诗歌史，每个语种一两个世纪能出个大诗人就很不错了。而中国诗歌三千年，大诗人也是屈指可数。
《生活》：但是也有人说，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诗歌是越来越成熟了，只不过它不处在时代的中心而已，你觉得呢？
北岛：诗歌是一种能量，一个民族精神的能量，这能量或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过度地消耗了。什么是成熟？成熟往往又意味着腐烂。我们这个民族问题太多了，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危机重重。我们打算为所谓的经济繁荣付出多少代价，包括自然资源、文化、教育和道德的代价？这是否值得？
《生活》：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当中，整个文化传统怎么来面对当代社会，这就不光是诗歌或者小说，或者学术某一领域单独的问题。
北岛：这样说容易空洞。让我们具体到新诗，来看******现代化转型的困境。在西方，常有人问你们的新诗之父是谁，我说胡适。他说你给我拿出一首诗来，我说没有，没有一首诗能留下来。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始于五四的新诗运动，一下把古汉语变成大白话，汉语本身的魅力荡然无存，这等于从零开始。而白话文并不是从“五四”才开始的，早就有，只不过突然被强行规范化了。这是非常尴尬的文化局面，结果是“五四”后头一二十年，中国几乎没有产生一个像样的诗人。
《生活》：那像后来穆旦他们这些人呢？
北岛：在我看来，包括穆旦在内的“九叶派”，是中国新诗运动第一个真正的高峰。此前也有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但往往孤掌难鸣，没形成气候。可惜“九叶派”生不逢时，一猛子扎了三十年，再浮出水面已是老人了。回头看，我们有如此丰富的诗歌传统，先是“五四”转型出师未捷；然后赶上左翼运动，把诗歌变成宣传工具；好不容易熬出了个“九叶派”，还没到鼎盛期就夭折了。
《生活》：历史很难假设，但是还是忍不住想，假如《今天》没有被打断，或者说没有发生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可能诗歌也会不一样。
北岛：《今天》的历史语境不同。《今天》诗歌是靠造反起家的，是在中国文化走到尽头时的造反，可谓绝处逢生。关于“文革”，负面的说法太多。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文革”，那么中国会是什么样？我们又会是什么人呢？必须承认，“文革”改变了我们这代人，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我们这代人没受过完整的教育，而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往往与获取知识的方式有关。按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说法，一种是外在的知识，或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知识，或绝对的知识。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就此而言，《今天》从来没有被打断过。凡是反叛都不在乎什么合法性，也不在乎年龄，《今天》正是用自身的轨迹证明突围的意义。
纪念日
北岛
一个纪念日
痛饮往昔的风暴
和我们一起下沉
风在钥匙里成了形
那是死者的记忆
夜的知识
原载：《生活》杂志 作者：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