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反叛都不在乎什么合法性，也不在乎年龄，北岛正是在用他自己生活的轨迹证明着突围的意义。
怀疑缺席的年代
《生活》：看你的散文很有感触，你在写到故人的时候，都把自己隐藏在背后，人们感受得到你的情绪，但是你毕竟没有过多地表达。许多人也提到，你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不太回忆那段历史。
北岛：有时候回忆是挺痛苦的过程，或者说在感情上很复杂，你从哪儿开始？怎么转变？很难找到确切的时间点。比如说追溯到“文革”，“文革”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但是也可以再往前追溯，人的童年的记忆可能更重要，所有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包含在童年故事中。只不过很多东西隐藏太深了，很难挖掘出来。
基本来说，我觉得应该从“文革”开始。“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七岁，正好是青春期的开始，那时候我在北京四中，也去串连，学校也发生过武斗，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都是这样。根本的转变还是1968年底、1969年年初，“上山下乡”开始。1969年，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七十年代重要，从1969年到1979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断代。
当时我在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做工人，被一辆大卡车给拉到了河北蔚（音“玉”）县，在那儿干了一年多。那是在山区，我们要在山洞里建十六米高的发电厂，开山放炮，用电钻钻，然后爆炸，炸出一个一个洞，最后把里面的山掏空了，建出一个厂房。
同事很多是从当地农村招来的，每天晚上几十个人睡在大工棚，就是讲黄色故事什么的。所以对我而言，读书是一种必需的精神需求，包括写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去的时候，专门带了一箱借来的书，什么都有，有中国古典诗词，有当代作家的散文，还有外国翻译作品。那时候我是建筑工人，白天跟师傅们干活，晚上人家倒头呼呼大睡，我就开始读书做笔记，大段大段地抄。第二天还要接着再干活，很耗体力，但我觉得那时候特别幸福，觉得突然间，世界打开了。
《生活》：思想上的转变也随之而来吗？
北岛：也就是那个时候，觉出了很多和最初接受的革命教育相矛盾的事情。特别是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农民干了一年下来，反而欠公社的钱，欠生产大队的钱，这是为什么？
但根本性的变化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时候真的非常震惊。因为林彪是被写进党章的，至少在当时，红卫兵一代，可能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到底你要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我在六建的一个工地，和一帮学生，所谓知识青年一块吃饭，说起这件事，我就特别激动，慷慨陈词说了一番话。事后，一个挺好的朋友警告我：你这样说太危险了。我都忘了具体说的什么，可能就是震惊，和对整个世界的怀疑。
《生活》：现在很难理解，在这之前，你们是处于那种毫不怀疑的状态？
北岛：以前也怀疑，但不是根本性的。但整个信仰的动摇是从那一刻开始的，我觉得很多人要追溯的话，可能都是那一刻。以前总觉得是可以修补的，但那一刻就好像天崩地塌，这个东西突然间不能再自圆其说了。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创伤，因为你所相信的一切，突然前面没有路了，怎么办？
由分裂进入现实
《生活》：那是怎么转到文学上去的？
北岛：从1968年下半年起，同学之间开始流行写旧体诗词，这显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上山下乡”引起的离愁别绪，正好通过旧体诗词抒发。大家互相赠诗应和，一度成为时尚。我也写，写得不怎么样，我发现由于格律的束缚，旧体诗很难表达比离愁别绪更复杂的东西。
1970年春天，我从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和两个同班同学一起去颐和园后湖划船，那时北京人都快走光了，颐和园非常安静。一个同学站在船头朗诵诗。我听了不禁问，是谁写的？是郭路生（笔名食指）的。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呀！我被其中的迷惘深深触动了，好像从冬眠中醒来。就在那一刻，我暗自下了写新诗的决心。
我们几个同学常常聚在一起，读书、写作、争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沙龙。那时有个流行词，叫“跑书”，为了找到一本好书，得骑车到处跑，不仅跑，还得有“等价”的书交换。我们口味变得越来越挑剔，把兴趣转向一套丛书，即“黄皮书”。那是由作家协会出版社从1962年到1966年出版的丛书，一百来本，是西方现代文学和苏联“解冻文学”
的代表作，内部发行，只有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购买。由于“文革”中干部被打倒，这套书流传到民间。“黄皮书”成了抢手货。以前读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歌，总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而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正好能舒解我们内心的苦闷。
《生活》：比如说谁的？
北岛：有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小说、萨特的《厌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等。记得我头一次读《变形记》都傻了，小说可以这样写吗？本能上极度排斥，又被深深吸引。还有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我们简直当《圣经》来读，它打开窥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抄》，他的译笔让我们着迷。奇怪的是，戴望舒不是通过他的诗，而是通过他的翻译影响我们的。中国新诗的传统就是以这种曲折的方式连接的。
写作无疑是危险的游戏。中国文人功名利禄的传统被切断了，没有杂志，没有发表的可能，除了自娱，就是与几个朋友分享，第一读者就那么三五个人，他们既是作家又是读者。由于这种封闭状态，写作很自由，没有什么私心杂念。
不久，我们和其他圈子串到一起。我通过朋友认识了芒克，又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他是个地下画家，芒克和彭刚有一天宣布成立“先锋派”，就他们俩，扒火车南下，一时被传为佳话。芒克的诗一上来就很生猛，比如“太阳，这血淋淋的盾牌。”要知道，“文革”中太阳只能指党或毛泽东。我头一次和芒克见面就诗歌风格争起来，但我很快被他那生猛的风格说服了。
《生活》：为什么现代主义当时会给大家那样的一个影响？
北岛：现代主义讲的是人的分裂。巴尔扎克说：“我粉碎了一切障碍。”
而卡夫卡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一切障碍粉碎了我。”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信仰危机跟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有相似之处。
《生活》：还有荒诞感。
北岛：对，比如卡夫卡的《审判》，即使不知他在讲什么，但还是能感到心理现实特别接近。从西方现代主义，我们找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对应物。这与我们的写作几乎是同步的。
《生活》：实际上北京的文学青年圈子是靠这套书的流传。
北岛：这套书很重要，当然还有灰皮书和白皮书，那是政治历史社会思潮方面的内部读物。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干校探望父母，在夜行的火车上读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突然一个乘警把邻座正读的书没收了，那是《阿凡提的故事》。
《生活》：《阿凡提的故事》也不让看？
北岛：可见当时中国除了马列经典以外，几乎所有书都是非法的。我挺身而出，跟乘警吵起来，突然意识到我手中的书更危险，只好住嘴。在工地读书也很麻烦。有一次工地的头头儿突然窜到我们房间，我正读《红与黑》。他问是什么书？我撒谎说是苏联红军与白军作战的故事。他疑惑地翻开第一章，标题是“穷人”。总算蒙混过关。
每天除了重体力劳动，还要对付政治学习，剩下的时间才能留给自己读书，只好少睡觉。无论三伏还是三九，我们多半都在户外干活，挖地基搅拌水泥。
《生活》：这种日子你过了多长时间？
北岛：十一年。直到办《今天》时我还是建筑工人，做了六年混凝土工，后来改行当铁匠，抡了五年大锤。我根本不想学技术，只卖力不动脑子，这样晚上可集中精力读书写作。
后来工地宣传科把我借调去搞摄影展。我提出个阴险的计划，他们居然同意了，为我盖了一间小暗房。我搬进暗房，插上门，拉上厚重的窗帘，一边洗照片一边写作。在工地住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我在暗房完成了中篇《波动》的初稿。
但没多久就出事了，与赵一凡有关。他自幼残疾，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我是通过我家邻居认识的，从他那儿借到不少“黄皮书”，成了好朋友。他有个爱抄写的习惯，凡是过手的书信诗歌小说，他都抄录备案。这习惯在当时可是致命的，但不少地下文学作品也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后来他卷入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案，锒铛入狱。警察从他家抄走大批地下文学作品，包括我的诗和小说，幸好《波动》不在其中。
他曾劝过我把《波动》原稿存放在他家，我同意了，但回家怎么想怎么不踏实，第二天又取了回来。过了几天我再去他家，发现门上贴了封条，刚一转身，就被“小脚侦缉队”团团围住。她们问我身份，我撒了个谎，推车跑了。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生活》：当时你也知道这是危险的。
北岛：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危险意识特别强。第一反应想到要进大狱了，说不定还会牵连很多人。工地的反应证实了我的担忧：我被从暗房赶回到原班组，监督劳动。我马上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的准备。那时我才二十五六岁，最初的恐惧感刻骨铭心。半夜有卡车从楼下开过，都会让我惊醒。我这人命大。后来听说不仅警察，连他们从文学所请来的专家也看不懂，最后结论是抄袭外国文学作品。
除了读书写作，还有旅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利用去干校探亲的机会到处游山玩水。俄国诗人巴尔蒙特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和蔚蓝色的田野。”青年时代我就记住这句诗：多么简单而朴实的真理。后来我们常去白洋淀，和那儿插队的朋友聚会。那是些穷欢乐的日子。彭刚就像得到隐身草，大摇大摆，在集市上偷老乡的瓜果蔬菜，然后做成丰盛晚宴。半夜到淀上划船，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音乐。
《生活》：那个时候的状态还是挺多重的，一方面是在压抑当中，另一方面又好像是处于奔放的青春期。
北岛：我特别烦的就是所谓“伤痕文学”，除了诉苦没别的。一个高压的时代自有别的时代没有的乐趣，特别是当物质要求降到最低限度，反衬出精神生活的意义，这是生活在平凡年代的人难以理解的。
有一天，我和芒克、彭刚谈论屠格涅夫的《罗亭》，说到有一天中国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应为之战斗。1978年秋天，中国出现政治松动的迹象。有一天晚上，芒克、黄锐和我在黄锐家喝酒，我们突然动了办一份文学杂志的念头。说干就干，我们找到常一起聚会的朋友，定期开会，讨论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等。
年底，我们在朋友家，一间租来的农民房，围着一台破旧的油印机团团转，七个人忙了三天三夜，《今天》终于问世了。第二天，《今天》出现在中南海、文化部、出版社和大学区的墙上。由于没有参照系，我们对自己的作品还真有点儿心虚。而读者的留言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让我们松了口气。
《生活》：当时有没有想过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有没有比较清晰的立场？
北岛：现在看来，“纯文学”这个提法有问题，可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中，纯文学是有意义的，即拒绝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
《生活》：那你自己选择诗歌，而不是小说，你觉得有偶然性吗？
北岛：这背后或许有个更大的背景。最近徐敬亚提出，为什么《今天》选取的是以诗歌作为突破口，而不是小说？这恐怕和中国作为一个诗歌古国的文化渊源有关。我写诗也写小说，主要是因为《今天》缺小说稿，每期赶一篇，后来到了改革开放，外国小说被大量翻译过来，我一看就傻了，赶紧收笔。
《生活》：但是在诗歌上还是有一定自信的。
北岛：其实我们的资源非常有限。在我们开始写诗时，主要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毛主席诗词，一个是革命诗歌，后来引入西方诗歌，但由于我们不懂外语，只能靠翻译，这一资源受到很大的限制。尽管如此，毕竟我们家底厚，那古老的中国诗歌传统，如同血缘召唤，给我们勇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