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
我看他织毛衣的神态，象在含笑面对着自己的儿女一般，忍不住又要问了：“看你织毛衣的样子，就象我的母亲。你怎么学会的？”
老夏头也不抬：“不要学的，当你觉得生活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会的。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
这是我第二次听他说这句话。
等于没说，我再转移话题：“你女儿多大了？在哪里啊？我从来没见过么？”
说到他女儿，老夏的脸，又展示了他惯有的，75% 的笑容了：“她在读书，苏州大学，师范，本科啊，还有两年毕业。高考的时候说做老师不好，嫌苦，我帮她报的师范。天地君师亲，做老师怎么不好啊？”
老夏说这话的时候，很得意，不象他惯常的为人态度。
我说：“你织的毛衣，她肯穿？”
老夏更得意了：“我都是按照最流行的样式织的，一般的人还织不出来呢。这几年流行宽松的棒针衫，你看我手上的，就是的，宽宽大大的，我女儿个子高，皮肤白，套在身上，更好看了。”
他又哼起了戏词，这回是加了速度了，变得欢快了，象刘德华的歌曲《忘情水》的前奏了。
我还想再说几句，朋友叫我去帮忙了，我只得跟老夏道别，来到寒冷的黑夜中，但我的心已经温暖了，不会惧怕黑夜和寒冷了。
那两个晚上，我只要一得空，就到老夏屋里去呆着。有时闲聊几句，有时就坐会，也不说话。我已经很熟悉，他的所有的外在的举动和言行习惯。但他的内心，我深入不进去，即使在医院，也没人知道他的从前。他的来历和经历，对大家，都是一个迷。也许，了解这一切的人，都不在了。毕竟，老夏已经七十多了。
从那以后，我和老夏就算熟悉了。老夏除了“主持”太平间的工作，还有一项兼职，就是不定期地到每个科室，收集装药品的纸盒和纸板，卖到废品站，卖得的钱，要交给医院的后勤，到年底，按照比例给予提成。因为他的烟瘾极大，所以他每次来，我就把平时注意收集的散烟，用病历纸包好，送给他。他照例是用嘴指指自己的口袋，我替他放进去，他从不用手接别人的东西。因为，他除了替死者穿衣服以外，做其他的事情和跟人打交道，都戴着一副薄薄的塑料手套。他的那双手，似乎只是为了死者而裸露的。当然，在他自己的屋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譬如，为女儿织毛衣时，他的手也是赤裸的。有时，我也跟他开玩笑，问他忙不忙啊？他说忙，我就说，那么钱多得用不完了？他马上说，用得完，用得完。他会接着叨叨地说他一天的开销。我有一次故意问他，收不收徒弟啊，我说我做他的徒弟吧。我那时一个月才拿五百多块钱，还不如他给死者穿一次衣服呢。我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之后，他立刻就严肃起来，说钱再多，不能代表你活得有尊严，人在世界上，被人尊敬是最大的幸福。我被他一说，从此以后就再不敢说笑了。
那年的年底，有一回他来科室，做完事情了，也不走。我知道他有话说，就靠过去问他，他神情很萎靡，说话也叨叨的不清楚，我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了。原来，他织好毛衣，亲自去了趟苏州，送到了学校，女儿的同学都很羡慕。看老夏的年龄，以为是她的爷爷，就问她父亲是做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女儿寒假回来就发火了，埋怨他不该去的。毛衣也没穿就带了回来。
我看着老夏，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笑。我当然明白现在的年轻人，心里的想法。但我不能明说，只得劝解了几句，说女儿的年龄还小，没到知父母恩的年纪，以后大了就好了。老夏总算是有点精神了，走了。
第一年的轮转结束后，我就分到了外科，做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外科医生。我的初恋也是那一年开始的，她就在外科，护士。那时的狂热，现在想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那一年流行姜育恒的歌，有一首《跟往事干杯》特别的火。那时还没有什么碟，听歌只有磁带。有一天中午，我和护士恋人，去县城最大的音响商店，去买姜育恒的磁带。一进商店，我被一种特别熟悉的旋律而震惊，那是夹杂在巨大的流行音乐里的一丝天籁。我侧着耳朵，向旋律传来的方向移去，护士恋人不知所措，也跟着我移步，到了京剧磁带的柜台。是柜台里的收录机，在放京剧的唱段，而放的这一段，恰好是我听老夏哼过无数遍的那句戏词，一句唱完，整整两分钟的时间。我忙问店员，放的是什么，那店员见我一个毛头小伙子，问这样的问题，颇感意外，在他的思维习惯里，京剧一定是老人的爱好。但他马上很热情地回答了我：“这是程砚秋的《窦娥怨》，这可是他的名段啊。”
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盒磁带，然后就想立刻回宿舍，去听这盘磁带。护士恋人不高兴了，我也确实只顾了磁带，而忘了她的存在。连忙道歉，再去买姜育恒的磁带，已经没有了。只得怏怏地一起回医院。一路上，我的心全部放在了《窦娥怨》上，也学着哼了起来，姜育恒是谁啊？《跟往事干杯》居然真成了往事，我和护士恋人的故事，从那天起就无疾而终了。
那天回到宿舍，我不顾一切地拆开磁带，塞进我的收录机里，一阵熟悉的旋律从带着沙声的音箱里传出，我静坐细听，前面还有几句道白，一声“妈妈容禀”叫得我心里一颤，然后就是那句戏词了：未开言思往事心中惆怅……
原来最后两个字是惆怅。
我不懂京剧，更不懂什么流派，但我能懂音乐和它要表达的含义。这短短的两分钟里，曲折蜿蜒，抑扬顿挫的曲调，配合声情并茂的唱词，把心中无数的冤屈，不满和愤恨，都一起宣泄得恰到好处。
我马上就有了疑问，难道说老夏的心里有着极大的冤屈和愤恨吗？但我没有答案，至少那时根本就没有寻找答案的路径，只是在此后，听到老夏哼哼着走路或者抽烟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心里一次次地想，到哪里能得到答案呢？
我分在外科，正是外科最缺人手的时候。每天，我一上班，先是没完没了的换药，然后是上台，开刀，或者是助手，或者是拉钩，主刀是轮不上的，最后关腹和缝皮是一定留给你的。手术结束了，你下台，回到科室，还要开医嘱。开完医嘱，还要写病历。打个比方吧，就象一个厨师的下手，除了上灶不是你，其他全是你。先是普外，再脑外，再胸外，再骨科。因为我自己选择和向往的，我只能毫无怨言，埋头苦干。这样也好，每个专科都想要我，我自己选的是，骨科。
我选择骨科的原因是，手术简单扼要，不拖泥带水，符合我的性格。那时县城很小，路窄车少，根本没想到，今天会发展成一个很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路宽了，车多了，交通事故频繁之至，让我们忙不胜忙。
很快就是这一年的冬天了，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雪，简单的色彩和环境，让人的心也单调起来，行动和思维渐渐地自我禁锢了。在不知不觉中，我在医院已经渡过了一年多的时光。某天夜班，忙完所有的工作，我忽然想起，还是去年这个时候，和老夏谈心的，不知道他跟女儿的矛盾，化解了没有？他的女儿，今年要毕业了吧。老夏，这样的天气，还天天打水洗澡吗？我猛地想起，真的有很长时间没看到，不，是没想到老夏了。难道仅仅是因为工作忙的缘故吗？还是因为俗务和凡事把我的好奇心和关爱心慢慢地消磨掉了？我没有答案。
春节后的一天，记忆里是正月初十左右，我白班，正忙着写病历，忽然走廊里呼啦啦来了一群人，人群里有医院的正副院长和总护士长以及大外科主任，和我们骨科的主任。我心里奇怪，这是做什么啊？一阵忙碌，人群都聚向了病区东面的一个房间，主班护士叫我了：“于医生，来病人了，45床。”
45床，就是病区最东面的房间，也是条件最好的房间，就一张床，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县里的一些干部准备的。我心想，大概是县里某个领导断了筋骨了，不然，医院的那么多领导会巴巴的跑前跑后？
我来到病房，一帮人还在，我们的主任，正亲自为病人做体格检查。病人是个面善的老者，年龄大概七十以上，气色很好，红红润润的脸，长长的白眉，颌下无须，体型偏瘦，长手长脚，手指特别的细长，平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脸色平静，看不出哪里的伤痛。我没敢说话，静静地看着主任做检查，从问话中得知，病人是右侧的股骨颈骨折，在自己家里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