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离故土最近-----北岛南方周末专访
发布: 2009-11-19 18:10 | 作者: 刘子超
商业化出现以后这代人纷纷落马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时代的压力与写作有怎样的关系？
北岛：对作家来说，时代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压力有时反倒是更大的压力。关键是作家是否能将压力转化并升华为写作的动力与资源。或许最值得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这真得感谢“文革”，正是由于“文革”在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带来我们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偏离，我们这帮人有了新的创造空间，这恐怕是祖辈、后代都难以获取的空间——在可怖高压下获得某种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时刻目睹令人晕眩的光明。如今这传统又回到老路上，每个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阴影中。看看那些文人为蝇头小利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就是明证。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
人物周刊：听说您跟中国电影界的人很熟。
北岛：我认识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时，他们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陈凯歌是个讲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国电影完整地讲出来，连同场景对话动作等所有细节。他参与过《今天》的活动，发过短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负责张贴海报、代售刊物。总体而言，我觉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权势、资本投降了。可惜。恐怕只有田壮壮是个例外，他还在孤军奋战。
前两年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教中国当代电影，觉得还是《黄土地》好。我真纳闷，难道“第五代”不但没长进，反而倒退了吗？他们后来的电影你可以看出不断妥协让步放弃的过程，直到完全从艺术中撤离。我现在对他们不再报任何希望，决心再也不看他们的任何电影。
这又回到刚才提到的张玉海的那句话：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没有准备，有了机会也往往错过。不能说我们没有准备，而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知识不完整，信念不坚定，一句话，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所以走不了多远。再赶上商业化——活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钱，于是纷纷落马。从70年代末开始，包括《今天》、“星星”、四月影会、第三代诗歌、第五代电影、寻根文学、试验小说，那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到8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由于准备不足，这能量没持续多久就衰败了。
人物周刊：听说您和艾青曾关系很近，后来出现分歧。能说说这段公案吗？
北岛：说来话长。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经济日报》去艾青家采访。艾青把政治与私人恩怨夹在一起，多次点到我的名。出了门，《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对随行的年轻编辑（恰好是我好朋友的同学）说，艾青今天涉及北岛的话要全部删掉。她的职业道德多少保护了我。
我和艾青是他1976年从新疆到北京治眼病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白塔寺的一个小院里，单间，上下铺，他们夫妇和两个儿子挤在一间小屋。我跟艾未未很要好，我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的封面是他手绘制作的，总共100本。其中《太阳城札记》中的最后一节是“生活·网”，艾青到处公开引用批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强调这是一首组诗中的一小节，你要批评，也应说明原委。我接着说，你也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挨了那么多年整，对我们的写作应持有宽容公正的态度。收到此信，艾青给我打电话，我们几乎就在电话里吵起来。其实我和不少前辈都成了忘年之交。70年代是两代人互动交错的特殊时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很遗憾，我和艾青的关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人物周刊：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北岛：在西方普遍是20年一代，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变化太快，代与代之间被压缩了，有人说5年一代，有人说10年一代。总之由于距离太近，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就更显而易见。
超时了，掏出手枪，接着读
人物周刊：1989年之后，您开始了在海外的漂泊，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北岛：我算比较幸运的，最初有奖学金，后来混到大学教书。我生存能力比较强。刚到国外的那几年，一直拒绝学外语，直到1993年去美国，才真正感到语言的压力。我用英文教诗歌写作，胆儿够大的。每天花大量时间读英文备课，最麻烦的是看不懂学生的作业，诗歌的词汇量大，一个词卡住就无法继续分析。后来买到一种扫描笔，碰到生祠一扫就出现中文解释，我管它叫“扫盲笔”，这玩意儿可救了我。我上课时跟学生说，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人物周刊：生活上的压力有多大？
北岛：在国外生活需要坚强的神经。有一阵，我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一大难关就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时被台湾老板炒了鱿鱼，当时没什么存款，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一脚踩空了。我终于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厉害，像老虎，比专制还厉害——老虎猛于苛政。幸好“美国之音”约我写《作家手记》，救我于水生火热中，还逼出写散文的能力。后来我转向用英文教写作、出去朗诵，都和生存压力有关。
人物周刊：朗诵也用英文吗？
北岛：我一直坚持用中文朗诵诗歌，用英文朗诵散文。因为中文是我诗歌的身份，不能放弃。在美国的大学系统，英文系几乎都设有创作课，由诗人作家担任教授，与创作课配套的是朗诵系列。互相请来请去，这是美国诗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人物周刊：在《朗诵记》中，您提到过一些奇闻轶事，特别有意思，还能说一些吗？
北岛：朗诵会一般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由于诗人的EGO太强，常常会尽量多占领舞台，夺走别人朗诵的时间。我认识一个叫乔治的美国诗人，当过兵，参加过越战，因反战被送上军事法庭，后来又去日本学武术。有一回，他在旧金参加一个朗诵会，坐他旁边的是个黑人诗人，人高马大，而乔治比较矮小。台上小说家正在朗诵，规定每人为20分钟，那家伙念了45分钟还没完。可把乔治激怒了，他跟那位黑人诗人商量，上台揍他一顿，乔治打下三路，黑人打上三路。台上那家伙预感到了，先从书包里取出个木盒，再从里边掏出手枪，边读边挥着手枪，把大家全镇了。他一口气朗诵了一个半钟头，然后收起手枪，扬长而去。
人物周刊：2007年底您开始定居香港，香港对您意味着什么？
北岛：我感谢香港收留了我。香港多年来收留过很多人，包括孙中山。虽是弹丸之地，却提供了另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形态。当然香港有香港的问题。教书时，我发现我学生的外国诗歌知识几乎是零，让我大吃一惊。所以我们正筹备“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人物周刊：是什么帮您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北岛：第一是写作。写作首先是与自己对话，相当于心理治疗。在写作中，你才会不断重新定位，确定生存的意义。第二是对家人、朋友的责任，首先是对父母、对女儿的责任。第三就是喝酒。
人物周刊：想过别的选择吗？
北岛：在绝望时刻，人人都会有轻生的念头，每过一关都是胜利，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最幸福的时刻。
北岛：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现在我已到了耳顺之年，生命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不再为生计发愁。我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