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地下文化运动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算是对少年时代经历的反省吗？
北岛：1966年我17岁，曾很深地卷进“文革”的浪潮中。我想探讨的是一个少年在“文革”中的成长经验，包括对当时狂热的忏悔。我最近刚完成的这篇是《北京四中》。四中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其中潜藏和爆发的危机也很有代表性。在我看来实际上有两个四中：一个是以高干子弟为中心的“贵族”四中，一个是以思想文化为动力的“平民”四中。这种内在的分裂在“文革”前被所谓“平等意识”掩盖了，而“文革”不仅暴露，甚至加深了这种对立，鸿沟一直延伸到现在，双方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恰好与当今的政治、社会形态挂上了钩。
人物周刊：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评价反差特别大。《七十年代》里，徐冰和陈丹青的观点就很不同。
北岛：这也正是我们编辑《七十年代》的意图之一。
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很接近——上山下乡、自学，还有来自底层的社会经验，但却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观点。这种矛盾恰好构成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我觉得徐冰的角度很有意思，不是简单否定，而是把看来愚昧的东西转化成营养，转化成再创造的可能。比如正是由于读书被禁，人们反而产生精神上的饥渴。一本书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专制主义的压力来源是明确的，是单向的，而消费主义的压力却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着，让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人物周刊：对您这代人来说，反抗是必然的选择吗？
北岛：到7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绝境，这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其实对那一段历史的复杂性还远没有说透，往往还停留在肤浅而简单化的陈词滥调之中。我跟朋友建议做《六十年代》，那是埋下种子的时段，也就是所谓童年经验。70年代是破土与艰难生长的过程。你也可以把这一过程叫做反抗。60年代末，即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有个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食指。他这颗种子和大地的关系有点儿特别。他是红卫兵运动走向高潮时开始失落的，他的代表作《鱼群三部曲》描述的就是这一点。而恰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把他的诗带向四面八方。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食指一下触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关。如果说反抗是某种必然，那么反抗是否都能开花结果就难说了。这背后的复杂性需要好好梳理。
人物周刊：您是当年地下文化的见证者，能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的文化圈子吗？
北岛：打个比方，北京的文化圈子有点儿像大小涟漪，扩张碰撞，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涟漪，最终才能兴风作浪。比如我先在几个同班同学组成的小圈子混，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芒克、彭刚和多多等人，他们都属于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圈子，女主人叫徐浩渊，当时只是20岁出头的女孩。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现象，她扮演着像巴黎斯坦因夫人那样的沙龙女主人的角色，指点江山，说谁成谁就成。说到底，这也是中国革命带来的结果，胆大，没有条条框框。他们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中办过地下画展，还投票选出最佳作品。而像这样的沙龙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被忽略了。《七十年代》正打算出下一卷，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再现这些被忽略的细节，呈现更加复杂多变的历史质感。
恢复现代汉语的尊严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自己早年的诗作，包括它们和当时的政治之间的张力？
北岛：我没有保留最初的诗稿，但我还能记得第一首诗叫《因为我们还年轻》。在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压力下，我们这代人存在着虚无颓废的倾向，那首诗针对的是这一倾向，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当时就有个朋友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我早期写作中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其实《回答》也还是有道德说教的影子，只不过在反抗的姿态中似乎被掩盖了。《回答》最初写于1973年，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第二年春天被《诗刊》转载。由于过于鲜明的政治反抗色彩，为安全起见，发表时标的创作时间是1976年。
人物周刊：您的诗从一开始就具有启蒙色彩，怎么看这种启蒙者的身份？
北岛：启蒙者都喜欢道德说教，这大概就是症结所在。其实我在我们那代人中是比较笨的，是需要被启蒙的人。我们中间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比如岳重（笔名根子），横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坛全都震住了。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是自70年代初以来现代诗歌的开端。当然，由于他父亲是电影导演，他很早接触到西方诗歌。所谓白洋淀诗派，芒克、多多、江河、宋海泉等，都多少受他影响。
人物周刊：《回答》影响了一代人，您却说要对它要有一个反省，反省什么？
北岛：对抗是种强大的动力，但又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官方话语到“文革”算是走到了头，甚至所有词与物的关系都被确定了。1972年初，我写了首诗《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树缝中游窜”。我父亲看到后满脸恐慌，让我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泽东，怎么能是绿色的呢?如果说这40年来，我们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恢复了现代汉语的尊严，值得骄傲，那同时我们也很可悲，因为我们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扮演的是“低级侍从”的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只会行走，不会飞翔；只会战斗，不会做梦。放在这样的语境中，你就会明白我对《回答》的不满了。
人物周刊：1979年，官方刊物发表了《回答》，引起巨大反响，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北岛：《诗刊》给了我9块钱稿费，我请当时办《今天》的朋友们撮了顿。这是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感觉？
北岛：什么是时代前沿？在《今天》出现前我们其实都很消沉，看不到什么希望。有一回我和芒克、彭刚一起喝酒，从屠格涅夫的《罗亭》说到中国的未来。我们发誓，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为之献身。四中有个同学叫张育海，70年代初参加缅共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他临死前不久，曾给同学写了封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有了机会由于没做好准备，往往错过。这封信在知青中流传甚广，对我影响很大。十年磨一剑，熬到了1978年。政治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我们终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现在看来，我们准备得很不够，否则还应该走得更远些。
人物周刊：官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岛：在今天，官方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比如不少现当代文学史都提到《今天》及其重要性，甚至正式出版关于《今天》及地下文学的回忆录，在报刊上有关于《今天》的访谈等。这并不等于得到承认，当然承认不承认没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回顾当年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已恍如隔世。现在想起来真得感谢当时主管文艺的官员及其理论家，他们组织人马大力“推广”“今天派”（“朦胧派”）诗歌，让它们深入人心，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