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出狱以后，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对我说来，故事没完。我还是没有保险的底线。和我一个大案子的人，例如：司徒慧敏的儿子司徒兆敦，他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也是因为看了江青三十年代的明星剧照折进去的，那时他是“二流堂”专案组的。这会儿他找到北京公安局要求当面销毁他们的案卷，公安局痛痛快快地就全给销毁了。而我的案卷就是不能销毁。北京公安局一口咬定：因为这个案子最后的判词是“不予认定”，意思是材料不充足而已，所以不能销毁。我知道，只要那个档案还在，形势一变，什么时候他们灵机一动想让我进去，我还得进去。
冯国将先生到底祖先就有流浪的传统，他很快就到了香港。不久，我也照葫芦画瓢到了香港。实话实说，那时候当局没怎么对我不好，我要好好呆在祖国，没准儿还能奔个前程。可是，我不会用自己的自由去赌个乌纱帽，我可舍不得下这个本儿。那时，我已经在那里边蹲了十年了，我不能再蹲了。所以，这次不能算当局逼我流亡，只能算我是自我放逐。其实，我已经变成那种候鸟了。甚至不知道是否会来的冬天，我照样敏感，过敏症督促我离开，离开，离开。
到了香港以后，先得解决自己的温饱，在自由社会，没有生活费还是没有自由。所以虽然你有了可以写作的环境，可是，一来没地方摆得下你的书桌，再说也决没天上掉下来馅饼，能让你白白吃饱了，再自由自在地写作。
看来放逐者的文字，也不容易出来。好在我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过了几年，我在温饱不愁之后，就开始给香港的刊物写写稿子了，大概对我来说，那就是我最早的“放逐文字”了。
在那些对我来说的大好日子里，赵紫阳当政，中美关系正在蜜月时期。我的祖国情结还很深，就设法回北京去常驻。在一个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
那时候美国驻北京的大使是罗德先生，夫人包柏漪当时非常热衷于中美文化交流。她的洋沙龙每星期都上映美国大片，招待北京文学艺术名人。同时设置了两个组：一个是以英若诚先生、周七月先生为主的《春月》电影筹备组。《春月》是包柏漪女士的成名之作。中文翻译者是英若诚先生的太太吴士良女士。
另一个是以张辛欣女士、吴小江先生为主的中美戏剧交流组。例如引进美国的话剧《哗变》和一些美国音乐剧。也把一些中国话剧介绍到美国去，例如北京人艺《茶馆》什么的。包柏漪看我有香港护照，又在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就让我到戏剧组配合她的秘书黄小姐做有关方面的财务工作。同时，也做一些零星杂活儿。
这就是使不大认识我的苏炜先生看我随便出入美国大使官邸，还经常从楼上自然出现。就觉得我准是北京公安卧底。后来这成了我们一起流亡后谈笑的话题之一了。
就在那个时候，刘宾雁先生被开除了党籍。
正好这里又有新片上映。好像记得那次演的是《Ｅ．Ｔ》，就是小孩带着外星人骑自行车的那个电影。记得当他们自行车队突然集体腾空而起的时候，坐在后面的作家李陀先生大叫一声：“好！绝了！”当时电影没把我怎么着，他倒真把我给镇了，心想：“这哥们中气真够足的。”包柏漪女士想请刘先生夫妇来参加电影晚会，我就建议还是电话通知，然后我把票当面交给他们比较稳妥。
我和宾雁已经认识多年，不算在哈尔滨的时候。也不算在五十年代初，我和家人在十一晚会时分的偶遇，也不谈我和姐姐与他在长安街的邂逅。因为那时候我还太小。
八十年代初，在香港和宾雁一起出席港大的一个文学研讨会。我那时是《九十年代》杂志的专栏撰稿人，正好刚刚写了几篇关于“刘宾雁现象”的文章。杂志的老板李怡先生，要我约宾雁到铜锣湾一家西服店去量身材。因为有位隐名的读者要送给宾雁一身西服。这事让我很感动，就乐于去做这件事。就赶到铜锣湾去，见到如约而来的宾雁。一来二去，我和宾雁就很熟悉了。
所以，我到日坛公园门口给宾雁和朱洪大姐送去请柬，他们没想到是我，很高兴也有些惊奇。没想到那就是后来的国际放逐的前奏。也没想到，到了普林斯顿我们又在地球另一端相聚在一起。
要不怎么说，就连流亡也讲缘分。想在流亡中和那些人相伴，这可是无法预先设定的。
四
听说“流亡文学”在学术界早就有了多种精准的定义，还有许多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像我这样的半吊子文人，就很容易犯些常识性的错误。或者文学不够档次，或者流亡不够专业。结果文学也只有些许探索，没有结果。甚至连流亡都没流好。十几年前，我们都阴错阳差地滞留在普林斯顿大学，周围有人说这里成了流亡者的基地了。我们当时住在一起的地方，有人称之为“文学公社”了。于是我就误以为自己写的东西，可以勉强算是一种“流亡文学”了。那会儿，看的东西很少。同时自己天生糊涂不算，居然还真拿自己当根葱。
一次文学研讨会，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里的一个古旧两层小楼中的壮思堂里举行的。这地方原来就是爱因斯坦工作的物理系，那镶嵌花纹的玻璃上，细心的人可以从中读出来物理公式。外面是普林斯顿花团锦簇的校园，难怪有人认为这里是全美的四大美校园之一。在这儿砍文学，是不是有点儿奢侈？
那天北岛谈的是流亡心态下的文学创作，可能那时候大家心境都差不多，所以他的讲话，很让听众感动。他话音未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周质平教授就坐不住了，伶牙俐齿，非常俏皮、结结实实地把北岛挖苦了一顿。
当时，可把我给气坏了，我也急了。一改平时的温和敦厚，凶狠地反唇相讥。
今天想起来我真是大可不必。周教授无非是说：你们来这儿，管吃管住就别谈什么流亡了。来到美国还有了身份，还不趁机赶紧把今后的日子策划好了，文学说写就写出来了？先解决好自己的生计得了。还侈谈什么“流亡文学”呢。
现在想想，他的原话虽然尖刻，可并没有恶意。况且多少年过去了，如今当年听众们的日子，总体来看还是没安定下来。我明白了，那时我真没听懂周先生的好意。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面对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听不懂，原因也很简单：那会儿我还是残剩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放逐者的心态，还是文学的情结都源于这个理想主义病根。有人调侃道：这是你们心中无法消灭的魔鬼。他以为我们吃饱了，就不难受了，我们的心里是没根的，有个老头说过：没根的植物活下去，需要勇气。我想：勇气还容易，没根的植物活下去，更需要的也许是从容不迫。
乌托邦情结和种牛痘一样，一旦种上了，就跟你一辈子，当你以为自己心中的乌托邦早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可在别人眼里它还像胳膊上的牛痘疤痕一样，显而易见，历历在目。
按说，流亡这个程序你终于赶上了。那文学的种子就快在你心中萌发了。那时，我给大家出了一个自以为非常有用的建议：那一大笔帮助流亡者的捐款不要花，用来买一栋建筑物。那时候美国的房地产正在低谷，非常便宜。买了楼，好让流亡者住在这里，心平气和地写小说，写什么都行。生活费自己想办法。要是那棵苗可以自己成活了，就移居出去，腾出地方给后来的流亡者。这个写作中心，就可以有源源不绝的流亡文学出现了。有些人很难被美国社会所容，他们可以继续在这里自我放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时如果栽棵树，现在一定早就绿荫浓郁、硕果累累了。
我还建议：由董事会审查、安排和管理这个流亡文学中心。目前这二十多人，先别忙着玩文学，还是先写下这一段回忆吧。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后，这些人无论在那个位置都有难忘的经历，都对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视角和感受。现在如实记录下来，留下来第一手、未经加工、未经反思的原始记录。留给后人慢慢琢磨。
结果由于我的计划被公认为：不切实际，所以自然地被否决了。余英时先生中肯地说：这些钱是你们的活命钱，还是各拿各的好。
其实，这里也有我自己的小算盘：到了海外生存最大的问题是住房。我想这样解决了住房，就可以安心好好写作了。吃口饭，怎么也难不倒我们了。可是，我没细想：人家都拉家带口，自然都得养家糊口，你想弄个大宿舍一起玩文学，那人家怎么过日子啊。你当是还生活在人民公社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