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那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都似乎都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
后来发现不止俄国是这样，很多别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故事和例子。大概作家在国家眼里，永远是祸头子，是添麻烦的人。我上高中以后。有一段时间，泡在作家海默的藏书室里。那时候，他必须到什么地方去流浪，就把门钥匙给了我。放学以后，我常常自己躺在他家的沙发上。在下午渐渐消逝的阳光下，沉浸在书里。
在那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德国流亡作家雷马克的作品，比如《凯旋门》、《生死存亡的时代》，书里充满了流亡者的潇洒情怀。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干脆就叫《流亡者》。让我看得两眼发直，恨不得立马自己就去流亡。感叹生不逢时；在这个幸福新中国时代，就失去了流亡的可能性。你得到了什么，同时就失去了什么。
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来雷马克在《流亡者》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经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绝不回首。……
我估计给自己准确的命名并不应该是流亡者，也许用放逐者较为贴切。因为每次的出走，不一定是当局的意思。有时候是当局的决定，有时候是自己的逃窜。不断离开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一个可以安全继续存活的环境，保持一个正常的生存状态。
杰克·伦敦在《热爱生命》那本书里，生动描绘了从饿死鬼门关回来的人，对所有的食物有种不可遏制的焦渴症状。原来，曾经失去过自由人，对自由的焦渴的强烈程度，大概也和这个差不多。
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二
我的入狱和文学也算有点关系，那就是和朋友成立了个写诗画画的文艺沙龙。那时候还是高中学生，真是个没见过老虎的雏犊。不懂一个简单的中国规矩：非政府的组织都是非法组织。
后来上大学以后，还是相当无知。又不懂这几个规矩：谈论国家领导人的故事都是“恶毒攻击”。任何出国的企图都叫“叛国投敌”（包括想出去留学）。和任何外国人说话（包括留学生）都是里通外国。我不知道还不算，还把这几条都给犯了。政府说你是现行反革命那就一点儿也不冤了。
还在蹲大狱的时候，有一天，我特别高兴，因为那天我知道自己多半不会被枪毙了。我们这群犯人从北京第一看守所（半步桥四十四号），押回了饶阳县公安局看守所。
当时的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像我们这类北京的大号现行反革命（我们自嘲称为“国事犯”），要枪毙都得运回北京。得让那儿的群众受受教育，我们必须在那儿走完最后一个程序。
我们那个程序组里就有《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化妆成黑人弟兄勇闯马里大使馆的历史所研究员沈元，据称里通苏联的大夫田树云、孙秀珍，青龙桥的正牌八旗子弟索家麟、王涛等等。他们都走完了那个程序。这是上一年的事了。这时候，把我们这些残余押回饶阳县大狱，那就是转入了另一个程序：存货、入档。估计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枪毙我了。这和海水一样，过了这一波，再看下一波。
于是，我就一本正经开始琢磨今后的日子。我从北京回来第一天，就关进一个很大的牢房，里面有十几个犯人。和我同屋的有冯国将先生，他是印尼归来的第三代的爱国华侨。他是为了寻根才在新加坡和一个进步老师开始学中文的。回国以后，一不留神他成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右派学生，到七十年代他已经在这里头蹲了不少年头儿了。
他在监狱里是有名的刚烈人物，背铐、吊打对他似乎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要不是他家在印尼是有影响的华侨富商，早就该和我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死刑号了。他见到我很兴奋，因为他已经关得快闷疯了。
我们这些从死刑号回来的虽然没有留守在饶阳县的犯人那么瘦，可是个个捂得白里透青。让饶阳县公安局看守所的张所长，实在有些紧张。他命令所有的犯人都立即停止劳动，都回自己号去，闷在屋里自学毛选。
冯国将如鱼得水，也不管积极分子在不在场，也不管别的犯人冷眼斜眼。就和我敞怀开聊：似乎我们有用不完的时间，他从幼年开始讲给我他复杂无比的故事。
苏门答腊似乎是个梦幻之地，热带的水果色彩浓艳，味道强烈，从芒果到榴莲，从龙眼到荔枝。说得我口水涟涟。至于他说到的菠萝蜜、红毛丹等等印尼水果我非但没有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在河北这块盐碱地里的看守所中，回忆遥远的热带色彩、空气和美味。虽然，他和大家一样饿成了细脖大脑壳，和德国集中营里的囚犯模样差不多。况且他还秃了顶。这时他蜡黄的脸上的两眼闪闪放光，似乎他已经看见了苏门答腊遥远的故乡。
他曾有过数次逃离的记录和经验，于是就开始和我一起策划：等刑满释放以后，如何进行一种没有后遗症的逃离方式。同时必须研究清楚实际操作的复杂程序。还要找到一个没人管束的地方，自由自在，还能继续存活。
其实，我们当时不是策划一个实际的未来计划，而是在研究在严格管束环境中某个个体如何摆脱社会的管束，还有这个个体流落到山野中以后，又如何在荒野中生存。再有，就是避免留下你生存的痕迹，把蛛丝马迹都得消灭到最低限度才行。否则，猫和老鼠的游戏，还是猫赢。
真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我们肯定是各走各的。我们只能对自己负责，如果出了差错，是自己算计不够仔细。谁都埋怨不了谁。这样最公平，最合理。我们只停留在只有两个人在场的理论研究。万一那天官方来提问，我们都不会流露出一个字，一个字就是罪上加罪。我们都在死刑的边缘。只有我们两个，绝对没有任何旁证。所以这样讨论最安全。
我们研究了多少种方案，研究得非常具体。比如说：在老玉米灌浆的季节夜里出走最好，青纱帐里容易藏身，生吃老玉米，有水有粮。白天睡觉，晚上走路。很有诗意。
其实，最早提供这个经验的是和我们同一批的薛新平，他当时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专业的学生。他和冯国将都有深入朝鲜的经历，他的计划更加缜密。冯国将是从鸭绿江直接游过去的，可是他没想到，鸭绿江那一段水面已经非常宽阔了，其中还有许多分流再合流的情况，同时还有许多岛屿。冯国将不知道游了多久，好几次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挣扎地爬上江岸，一听那广播还在播送毛主席语录呢，又赶紧钻回水里。
小薛是个心细胆大的人，他选择走图们江一段。首先，那里水面比鸭绿江狭窄多了。而且他选择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地方越境，他认为那里他回旋的余地大，随时可以根据情况转换目的。他就是在月光下独自一人，脱了鞋轻柔地走在玉米地中间的土路上。每次听到很远地方有动静，他就一闪身趴到青纱帐里去了。等巡逻车辆、士兵、民兵或者赶夜路的农民过去很远以后，他才静静地出来继续走路。他不赶路，因为他的原则是安全第一。白天他都睡在青纱帐里，悄悄地啃老玉米。他就这样，从当时最敏感、防御固若金汤的三国边境交界点成功地越境而去。
他的计划唯一的缺陷是：轻信了国内对朝鲜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实，朝鲜一点儿修正都没有，依然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计划的每个点，都比冯国将的仔细多得多。可是就在这一条上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同样被朝鲜送到鸭绿江大桥中点，交给解放军，押回了北京。
当时，我和冯国将总结了这些失误，也从小薛那里趸来许多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