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红轮》为人们研究俄罗斯改革，革命，战争之历史，提供了极好的视点。第一卷的革命前奏曲包涵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改革的失败和式微，则因为俄罗斯沙皇，人民和知识分子对于改革人物和改革内容的犹豫不决和半途而废；固然，这并不能完全毁弃改革——可是，顶替改革，转变之为革命的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列宁看到这个机会，以其蜥蜴之身（索尔氏语）咬死这头俄罗斯双头鹰；于是，列宁走到前台，斯托雷平乃至维特等改革派被击倒，边缘化和最终消失（含俄罗斯“巡神派”人物和观点被人民忘却）。一直以来呈现模糊状态的俄国历史，开始走向“红轮”碾过和“斧头”（索尔氏引用了赫尔岑的语录，却完全是反其意而用之！）劈砍的明显现实；索尔氏的第一卷之所以冠以“1914年”之标题，就是这个逻辑的昭示。我们的分析就此涉及斯托雷平被暗杀后，俄国政局负面或者说恶性演变。其中主要线索是，斯托雷平退出政治舞台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处境，表演及其人格、心理、意志和素质在伟大作家笔下的描述和刻画。这是一个所谓的承前启后的阶段。尼古拉前衔改革和斯托雷平主义，后续列宁和暴力革命。其间，主要出现的历史事件是，1905年后持续的罢工和起义；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俄国亚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广泛的造反，动乱和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状态）；日俄旅顺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主要是俄英博弈带来的俄德反目和斗争——德皇威廉是尼古拉的表哥）；最后是，列宁利用了这个动乱的俄国，利用了即便是克伦斯基也强调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各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克伦斯基而言）。于是，由卡拉姆津（索尔氏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开始记叙的俄国历史，走到了消灭历史的极权主义阶段。作为一部并不能准确定位文体类型的《红轮》一书，作者并未完全运用史学专修、史料援引的直接方法和手段，而是采纳文学创作，传说和创作之类和文史兼顾的写作特点，不单记叙了大人物的故事，也在各个章节托出了一些必定在以后篇章里、首尾衔接的小人物在革命和独裁制度中的遭遇。其细节呈现，在此第一卷3中，就有如此表达；比如，当斯托雷平被穿甲弹击中死亡后，凶手首犯被绞死；但是其他次犯受到赦免——不只如此，主要的是，俄国社会对于斯托雷平的死秉持了一种麻木甚至庆幸的心理，上下一致（几乎是一致）对此事件报以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个社会状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俄国社会，知识分子，上层官僚，沙皇本人，对此人物代表的改革不以为然。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出现的消弭暴风雨状态并未有所持续，而是基本上被打破了“僵局”；虽然这个僵局表达的改革，在索尔仁尼琴那里，颇有正面肯定，颇负积极涵义。相反，随着这个改革之死的到来，沙皇变得更加优柔寡断，行色不一，左右徘徊；下层群众重新开始暴力反抗，出现了学生和军人，出版物和炸弹，街头示威和炸桥、炸路一体化的暴力行动——加之本文尚未涉及的涅恰耶夫主义，巴库宁主义，赫尔岑主义(被俄罗斯知识分子戏称为“地下室革命运动”和他本人所谓“斧头”主义)控制和煽动了暴力斗争，故事变得和西方历史完全迥异——和西方革命完全迥异——和西方知识分子主导的所谓右翼势力的变革，完全迥异。而在1905年以后，俄国主流知识分子开始了不着边际的政治化宗教和宗教化政治；“路标派”中人并未能直面俄国现实，找到政治运作方式，占有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的绝对神意论和反对世俗论造就了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政治采纳现实主义态度的反面；他们躲在象牙塔里的非路径依靠，变成了列宁乘虚而入的路径。
于是，西方价值论体现在改革中之地方自治，自由主义，农民占有土地，议会政治等等概念和诉求，在更加激烈的革命观念主导下，开始异化走型——地方自治变成各立山头；自由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一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论）——农民的村社被取消，农民变成中学生煽动造反和起义的对象，到处杀人放火，霸占地主庄园，响应工人革命号召——而议会政治中的杜马，更是变成呼应街头政治的所谓室内动乱曲——正面的，西方学人积极肯定的俾斯麦主义，变成了反对斯托雷平主义（他们说，斯氏是俄国的“绞索”和“领带”（索尔氏在前章为此做出了辩解），是俄国的俾斯麦——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官僚正在利用这个充分的民主形式，将其带入革命和暴动。多元化的俄国知识结构正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化，民粹主义化和列宁主义化。列宁，站在瑞士这个革命支点上（一如前文所说），看见这头俄国之鹰正在被他这条金色的小蜥蜴接近，触摸和最终咬死！于是，《红轮》第一卷第三章，开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大规模记叙状态的前奏。这个前奏就是众神死亡前奏曲——这个前奏曲的中间部分，就包括了人们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的麻木和轻视状态——包括所有西方价值无法逃脱的殖民主义扩张和战争；所谓后期于西方老牌殖民主义之日俄，走到了殖民主义命运衰落时期；命使其然，他们没有了西方殖民主义民主＝殖民之一面，之可能，之（所谓）胜利，变成了民主的反面，变成了列宁殖民地解放论，苏维埃论，（中国以俄为师论）和后来日本的侵华、满洲开发论，侵略中国论。等等。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和真理的列宁们，正是利用这个所谓薄弱环节，将20世纪的巨大灾难，不单降临于俄罗斯而且席卷东方和东欧。列宁看到了中国革命，看到了德国革命，误认整个西方阵营也会被他这条金色的蜥蜴咬死。这个遗产虽然后来被颠覆，现在，却在中国模式的世界认可之契约状态下，反向影响着斯大林主义已死的俄罗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死亡，它正在以最大的反弹，企图像20世纪初叶那样，实行新一轮革命和资本的结合，哈默和列宁的结合，彼得博格集团和苏维埃主义（中国政权）的默契。等等。故此，重新看待《红轮》，看待俄罗斯历史、革命走向和反革命走向的历史意义，绝对没有过去。
索尔氏的文本议论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将俄罗斯动乱看成他的文本因果之分析，从中得出何以会造成如此的结局；而是在几乎一开始描述的改革前后，俄罗斯社会，就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也就是说，这个书面图画，一开始就是如此。这个病入膏肓不是一切被桎梏，被弹压，被绞死那种情景，而是呈现俄罗斯社会的极度活力，极度爆炸和极度不安。这些因素，即便在反对改革的前改革时期是这样，斯托雷平死后，这个暂时平静的局面须臾即被打破；动乱接踵而至，改革后时期，亦复如前。不是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二月革命时期这样，可以说，俄罗斯社会在前、后尼古拉时期，一直如此。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们得以找到时机的根本原因。一切皆在动摇，脆弱不堪，一击即垮；十月革命，只是最后一棵压倒之之稻草？事情是这样提出挑战的：俄罗斯社会，究竟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这个课题，不单是俄罗斯历史会正面遭遇之，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之历史，也都一度正面遭遇之。这个革命爆发论，如何解释、解决？我们的粗略看法有三。
一个是，革命元起的观念不同。法国革命之观念，当然是人权，博爱；英国革命程序，起事于皇室废止议会（运作）；而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它的观念，并不明确，或者说，是在反向方面，比较明确——也就是说，他们只要颠覆西方政治哲学之主流——而更为重要的是。
二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高贵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结合——虽然他们反对涅恰耶夫和列宁（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开始，到“路标”派人物结束——以后，又出现索尔氏）——但是，他们并不在人文主义政治实践路径上左杀右突，寻找可能；不像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左拉和基佐们，在舆论界形成一股广泛意义上的德雷福斯主义，人权主义和宗教政治之传统主义（夏多布里昂等人主张的天主教复兴；拿破仑制定法典）。于是，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在行为上，是统治者和底层人士结合的图画；在思想格局里，则该是知识分子左右统治阶层中人和广大民众；这种左右，包括本人直接参与政府（如，科列孟梭，夏多氏等等）；另外一种，则是和局外反对派一起，形成强大的观念引导和舆论定向。这是包括斯达尔夫人在内的、广大反对派产生的巨大反弹和独立之作用。这些加在一起，左派的，社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含俄罗斯扎苏利奇式的，索非娅式的，列宁式的左翼观念和（暗杀，暴动）方式），就会被大大解构和转移。其中，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对于左翼政治的消解、镇压和消灭，正是因为其知识分子的亦官亦民，亦左亦右——右，就是如，大隈重信，坂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的民运色彩和官方色彩的合一融合——左，就是官方必然弹压的社会主义兴德秋水派，等等。但是，俄国和中国之知识分子则完全不是这样运作，也许，也无可能这样运作。
第三，杜马中看似秉承西方模式运作中人，却吃里扒外，和社会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勾结一势不可理喻——斯托雷平这样要摆平左派者，既得不到工农支持，皇帝对他也不愿赞同。这里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如果政府不能弹压左派，让其看似公正平等之主义坐大，就会产生最后消灭公正平等于一个最无人性之体制里。历史表明的，就是这种状况，我们无须多言。所以，虽然索尔氏企图再现这样的图景，但是，他的逻辑和潜则，仍旧是并不十分清楚和明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式对话，记叙和复调中，得出一些结论，但是，却仍旧是十分模糊的。比如，在谈及1905年沙皇对于1月9号事件的处理上，索尔氏就呈现两面皆为其辩之方法。简而言之，一个说法是，沙皇是软弱的，自由化，并且提出了类似罪己诏一类的东西——沙皇诏谕；另外一面，沙皇的的确确是开枪了，镇压了。那么，究竟是要镇压对？还是放任对？我们说，这是一个两难——但是，容忍这个两难任意发展下去，无疑是绝对不对的——而这就是俄罗斯历史走向列宁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