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红轮”之前是“红死”；这是一个说法。“红死”——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彼得大帝处死基督屠惨烈场面的命名——他是改革对于天道的反叛（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与反基督》）。这个反叛带来的道德沦丧，促使后来的巡神派人物企望力挽狂澜于既倒，给予耶稣，准确讲，是俄罗斯上帝，还以一个说法。这样，道德本体论在此岔道上引来两个“替天行道”者；一个是巡神派基督王国的鼓吹者；再一个，是取缔天道，代以魔道的无神论革命派，列宁主义——其间，所有改革者，在天道与人道方面处于比较正面却低调的位置，这就是斯托雷平等人的反对红死和红轮的实践和说道。于是我们发现，革命，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他们的政统都是要改变上帝，代替上帝；而改革者，往往是追随原有上帝而处理世俗事务。这是避免红死的一个比较好些的政治处理；但是，其弱点在于，这个没有上帝指令的改革，很容易被世俗中的机会主义者所篡夺和曲解，成为他们改天换地的障碍。这是很多历史篇页呈现的悲剧、荒诞剧的篇章；比如，斯托雷平就说，他要制定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宗教信仰的政策”。这是非常准确的宗教、人文两分法。可惜，懂得这个俄罗斯政教分离者，极其罕见。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至少也是先知（见托尔斯泰电影《最后一站》）——处死自己儿子的彼得大帝的改革道德，正是因为他的红死，成为魔鬼的替身或者本身；他的经济政治强大，因为附身于道德的渺小，而为伟大俄罗斯人所诟病。这样一来，红轮碾过之处，首要任务就是：第一处死上帝，第二处死皇上。他们的弑君屠民道德，成为俄国人七十年后必然（体制）死亡的一大段前奏曲。是的，我们所说的赋格曲是这样组成的。他的主导动机在左手上是天道，在右手上是人道。这本来就是赋格的基本结构。但是，其间发生很多异化。赋格，在巴赫那里，是上帝在人们心里——在保尔.策兰那里，就是魔鬼妖舞，肉体消灭；天地之间，不再是心灵行走之地，而是魔鬼应许之地。这是两种基本的人类复调结构。
于是，夹缝在这两个年代的俄罗斯“红轮”时期，究竟是什么政治结构呢？我们说，他是后一种结构的前奏——就像加尔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几乎成为烧人、烧书的魔鬼一样，赋格的潜在结构，其实，就是上帝和魔鬼的复调和组成——《红轮》“承前启后”，演绎了道德和人类的大毁灭，大拯救，成为这个赋格文本的负面再现；亦成为二十世纪大屠杀的表率；也就是伪基督的所谓二次降临。若说，天道人道之间的赋格是显然存在的，那么，索氏书中则存在着一个较小的赋格，就是我们所谓赋格中的赋格。这个赋格虽然显示对于世俗事务的处理，但是，其实，她依然是人类仰望星空的一种间接表达。这个区隔之大致存在就是，改革者要面临他的左、右手和声处理的难题；这个革命练习曲往往和暴力和非暴力，鲜花和大炮形成一种对峙和渗透的结果。也就是说，斯托雷平的改革面对暴力的恐怖主义、索非娅和同样恐怖主义的列宁——同时，他祈祷上帝和沙皇的秩序可以做成和平之改革。不幸，小赋格变成了一个戏谑曲。一切崇高和正义咏叹调变成匪徒和投机者的丑角杂耍；佞臣和玩偶活崩乱跳，而人民，却在几乎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革命中“人人反对人人”。此间的逻辑表现是，如果圣徒们和知识分子们不再汲取乃至排斥西方式的政治组合，走上一条或者到农村去串连革命，或者躲进教会和书斋里，空论“巡神”，那么，这个假赋格自必引进消灭真赋格的单一单一结构和意志，做成一种有违伟大文化的小调；这个下流小调，就是毁灭消极自由和消极崇高的无耻的积极革命说和机会主义——当机会主义转变成为革命的时候，他的理想不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对此的解构；这个革命，无法像法国革命一样，存在多种调性和织体、节奏和旋律，这种革命只有一个猪一样的呻吟和叫嚣，其单调和丑陋，势必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这个东西，就是列宁这个鞑靼人的审丑“单响乐”。
如果从列宁主义入手，分析这段历史，并不能巧妙绍述这段历史的秘密。历史的秘密存在于俄罗斯人的两级化分梳；一个，是1905年后“路标派”的空谈，一个，是在此之前业已采取行动的活动家和革命者之暴力。我们说，那时，虽然，业已存在马克思，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存在列宁，巴库宁，克鲁泡特金，米留科夫和斯徒卢威……，但是，主要的历史角色是涅恰耶夫——而后，就是列宁。当涅恰耶夫成为俄罗斯“单响乐”的主旋律，其表达的观念和意志，几乎成为历史主宰而消解了所有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之精神——虽然，老陀还在浅吟低唱他的革命和反革命赋格于一身——托翁还在高唱呼喊他的反对私有制和建立地上天国（他成为革命派反对虚伪道德的首要打击目标——固然，他可以最后献出全部所谓私有财产，沦落他乡。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者的忘我和杀他，成为新人、新道德身体力行之榜样。于是，为了凸现和对称于后页绍述的改革，索氏对此几乎所有暴力革命者、暗杀英雄实行历史表彰和名氏列表。我们看到这个庞大表格散发的一种俄罗斯贵族兼革命者的独特气味；这是为了表现赋格总谱的上面的部分、还是下面的部分呢？（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这些贵族女杰的托底和“帮衬”，俄罗斯交响乐是无法引进斯托雷平和列宁的——虽然出现列宁，对于索非娅而言，仍是一个回旋曲式；但是，本质业有不同。）当二十世纪中叶，戴高乐在巴黎宣布不能镇压当代的伏尔泰（萨特等）的时候，民主的无敌人状态傲然凸现——这个滑稽的法治典型，也在百多年以前的俄国，上演戏剧性一幕：“俄国恐怖刺杀的逼租”薇拉.扎苏利奇，因为法庭当廷宣布她刺杀行为无罪，为历史留下奇特的一笔。这个薇拉事件的法庭辩护词是这样说的，“俄国之所以伟大，未必是由鞭刑促成的！国家犯罪，只是证明我们需要尽快地提倡国家革命学说。不能对这次枪击事件的动机视而不见，这是一次真诚而高贵的情感宣泄，是革命情感的崩发！这是一次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跃，薇拉不需要杀死特列波夫，而是让他站在被告席上！你们的判决又在受重创的人再加上一些痛苦！”（《红轮》下同）于是，这样的情景出现了，“辩护律师的话获得满堂喝彩，连大法官都投以掌声，陪审团宣告薇拉‘无罪释放’！”民众为此欢呼雀跃。
这样，失去以制度为敌——因为制度和法庭宣告她可以刺杀——这个恐怖理想者得了忧郁症，在日内瓦郁郁而终。可是，索非娅.佩罗夫斯卡娅的命运就没有这样顺利了。这个同样的高贵与残暴者，也是贵族出身。在索氏笔下，她的暴力倾向和孤僻，矜持（对男人），冷酷这样一些性格组合吻合。她和薇拉为涅恰耶夫工作一样，为克鲁泡特金工作，帮助他出逃。同样是理想主义结合了革命观念。“梦想发动社会主义起义，希望专制制度和罗曼诺仆夫王朝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灭亡。”请注意，除去这样一些一般性革命理想外，索氏提出了重要补充，“她本人是在有意识地勇敢献身和努力实现当女皇的目标中成长起来的。”总而言之，索氏这样总结，没有个人私产和意志的革命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理想、一个愿望。一种追求，那就是革命。”索非娅24岁就开始了这种无私革命。最后，这个“刺沙皇的女人”被沙皇绞死了。这些女人感动了屠格涅夫，他写道，“圣洁的妇女，快登场吧！”这些圣洁女人被《红轮》一书记载——她们是：薇拉.扎苏利奇，索非娅.佩，菲格纳，伊万诺夫斯卡娅，采布里科娃，多拉.布里连科，玛丽娅.斯皮里多娃，比岑科－卡梅里斯塔娅，热尼娅.格丽格多维奇（“又是一位将军的千金”），娜塔莎.索利莫娃，丹娘.列昂季耶娃（“已被选为皇后的宫廷女官”），……。就是这样一个女权队伍，写出了男性自觉汗颜的暴力抗争历史——但是，索氏转辟一章，就刺杀斯托雷平的男人博格罗夫，另花笔墨，精雕细刻。这个博格罗夫的并不简单的观念是，“1907年，‘国家杜马’解散了，俄国既没有像前一年爆发武装起义，也没有引发罢工，革命偃旗息鼓，硝烟尽散。这场原本可以胜利的战争就着样失败了。”
但是，这个勇敢者同样看到，“即便这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真的意外获得胜利，他们也组件不成铁的革命队伍；即便博格罗夫真的与他们一起战胜了专制制度，那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群恶棍除去掠夺财产外，别无他求，胜利之后，他们也是毁掉自由和独立生活的祸首。”（这样，这个博格罗夫就变成不能下贼船的、中国式瞿秋白一样的革命者和“多余的人”）；因为他看到党人之祸，却为自己找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理由，“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党的纪律，无政府学说允许成员根据个人意愿自行选择行动路线。”于是，参加或者不参加革命，成为这位有效刺杀者的小小赋格。至于细节和观点，博格罗夫说，“如果处死尼古拉二世，那将发生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不会为斯托雷平进行大屠杀。至于说到尼古拉，他不过是斯托雷平手中的玩偶。”这位勇士如是说。这个说法，为读者转入博格罗夫与斯托雷平的对位找到些许根据——很明显，这个对位是粗糙和龃龉的，既不是和声（和谐——这是克鲁泡特金抨击政府的靶子）复调，赋格，也不是俄罗斯美幻绝伦的交响乐，现在，他的出现，比较斯特拉文斯基的节奏变换和声响尖利，更加噪音四起，震耳欲聋。这个小赋格的政治艺术，就这样被索氏、先是对女杰和博格罗夫的讴歌，再是对斯氏的“平反”，很是恰当和巧妙地组合起来——当然，就像老陀并不认可他小说中的革命派和自由派观念一样（他甚至可以做到文学家的中立）；说索氏要为哪些人辩护，扎苏利奇，还是斯托雷平，按照巴赫金主义，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索氏对于斯托雷平的偏好和维护；虽然，他因此有违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主义。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近再现这位俄国俾斯麦的篇章了。
